公元263年冬天的那個下午,成都平原發生了一件讓后人嘲笑了快兩千年的怪事。
如果我告訴你,一位皇帝手里攥著十萬兩千名全副武裝的精銳,糧倉里的米夠吃好幾年,金庫里的錢多到發霉,卻向一隊只有不到五千人、甚至連飯都吃不飽的叫花子軍隊投降了,你敢信嗎?
這不是什么荒誕小說的開頭,而是發生在成都城下真實的一幕。
當鄧艾那支衣衫襤褸、像野人一樣的偷渡部隊出現在地平線上時,蜀漢后主劉禪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直接打開了城門。
千百年來,無數人指著劉禪的脊梁骨罵他是“扶不起的阿斗”,笑他膽小如鼠,坐擁十萬雄兵卻不戰而降。
但今天,我想帶大家翻開那份塵封的《蜀記》,剝開那些冷冰冰的數字,去看看那一刻成都城內真正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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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發現,歷史有時候是個高明的騙子。
那“十萬雄兵”的背后,藏著一個讓人背脊發涼的真相,所謂的強大,不過是打腫臉充胖子。
要把這件事說清楚,咱們得把時鐘回撥五十年,回到那場著名的“第一次成都投降”。
那是在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214年,同樣是這座成都城,同樣面臨大兵壓境。
當時的益州之主還是劉璋,而圍城的是后來蜀漢的開國皇帝劉備。
那時候的局勢,其實比后來劉禪面臨的要好得多。
劉備雖然拿下了馬超這張王牌,嚇唬住了城里的人,但實際上,劉璋手里的牌并不爛。
史書上記得清清楚楚,當時的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谷帛支一年”,更重要的是“吏民咸欲死戰”。
這事兒吧,這就很有意思了,要兵有兵,要糧有糧,連老百姓都紅著眼想要跟劉備拼命,這在守城戰里簡直是夢幻開局。
只要劉璋把城門一關,耗也能把劉備耗死。
可是,劉璋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決定:投降。
他的理由哪怕放到今天聽起來都讓人動容。
他說:“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沒給百姓什么恩德,反而讓大家打了三年仗,尸橫遍野。
如果要為了我一個人的面子,讓全城百姓再遭戰火,我心難安。”
說完這番話,他打開城門,部下們痛哭流涕,誰都不想降,但主公為了百姓不愿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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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璋的投降,帶著一種悲劇英雄的色彩,他是為了“止損”,是在有能力反抗的時候選擇了放棄。
這段歷史,就像一個魔咒,深深地刻在了成都的城墻上,仿佛預示了這座城市未來的宿命。
那時候的人,哪怕是輸,也輸得有一股子硬氣,不像后來,連輸都輸得那么窩囊。
五十年后,宿命的輪回轉到了劉禪身上,但劇本卻發生了詭異的變化。
公元263年的冬天,魏國大將鄧艾像個瘋子一樣,帶著部隊裹著氈布從陰平的一座座懸崖上滾了下來,奇跡般地繞過了姜維的劍閣防線,出現在了江油。
隨后的綿竹之戰,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戰死,鄧艾的大軍直逼成都。
這時候,歷史上最大的一個謎團出現了:根據《三國志》注引《蜀記》的記載,劉禪投降時,向魏國遞交的賬本上赫然寫著“帶甲將士十萬二千”。
大家品一品這個數字,十萬二千人!
而鄧艾有多少人?
他從陰平偷渡時大概帶了三萬人,一路崇山峻嶺摔死的、凍死的,再加上留守據點的,到了綿竹跟諸葛瞻死磕一場后,能站在成都城下的,滿打滿算也就幾千人,而且是一群強弩之末的疲兵。
十萬對幾千,哪怕是一百個打一個,怎么輸?
這不就是“飛龍騎臉”的局嗎?
所以說,后世罵劉禪昏庸、懦弱,似乎鐵證如山。
但作為那個時代深知內情的朋友,我得告訴大家,這“十萬二千人”是劉禪這輩子背得最大的黑鍋。
我們來算一筆細賬,這十萬人到底在哪里?
這個數字,其實是蜀漢當時全國在冊軍隊的總和,也就是“花名冊”上的總人數,而不是當時站在成都城墻上的人數。
這就像一家公司宣布破產清算時,賬面上寫著“資產一個億”,但那可能是外地的廠房、積壓的庫存和收不回來的欠款,老板口袋里可能連坐公交的錢都沒有。
當時的蜀漢,兵力部署早已捉襟見肘。
大將軍姜維帶走了蜀漢最精銳的主力,大約四五萬人,死死釘在劍閣,跟魏國主力鐘會幾十萬大軍對峙,根本回不來;漢中、江油、綿竹這幾道防線丟了以后,原本駐守那里的兩三萬人要么戰死,要么潰散;而在東邊的永安,羅憲還帶著幾千人防著虎視眈眈的東吳盟友。
這筆賬算下來,你會發現一個驚悚的事實:當鄧艾兵臨城下時,這所謂的“十萬大軍”,其實都分散在全國各地。
這哪是什么十萬雄兵,分明就是一本只存在于賬本上的流水賬,看著嚇人,其實一戳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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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成都城里還有多少兵?
真相殘酷得令人發指——可能連一萬正規軍都湊不齊。
留在成都的,大概率只有負責皇宮警衛的御林軍,以及一些維持治安的老弱殘兵。
面對鄧艾那群雖然人數不多、但剛剛斬殺了諸葛瞻、士氣正旺的亡命之徒,劉禪手里其實是一座空城。
更要命的是,和五十年前劉璋時期“吏民咸欲死戰”不同,這時候的蜀漢,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國力早已被掏空,人心思變。
朝堂上,光祿大夫譙周勸降的聲音一出,竟然沒有多少人站出來反對。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五十年前,劉璋有三萬精兵和滿城死戰之民,為了“仁義”選擇了投降;五十年后,劉禪賬面上有十萬大軍,實際上卻面臨無兵可用的絕境,為了“生存”選擇了投降。
那份寫著“帶甲將士十萬二千”的降書,不僅僅是一份投降清單,更像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默,嘲笑著這個偏安政權的脆弱。
我們習慣了在史書中尋找英雄和狗熊,習慣了用簡單的忠奸善惡去評價歷史人物。
但當我們撥開迷霧,站在劉禪的角度看向城外,看到的不是十萬大軍的底氣,而是兵臨城下的恐懼和滿朝文武的沉默。
鄧艾確實是在賭博,他賭贏了,因為他看穿了蜀漢外強中干的實質。
那個“十萬”的數字,是蜀漢幾十年窮兵黷武維持的最后一點體面,也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份虛榮。
劉禪的投降,宣告了三國時代的終結。
但這背后的邏輯,絕不僅僅是“膽小”二字那么簡單。
它是資源枯竭的必然結果,是常年戰爭對國力透支的清算。
所謂的安樂公,不過是在必死的棋局里,選了一個最不體面但唯一能活下去的走法。
當我們今天再看這段歷史,或許不該只盯著那個“樂不思蜀”的胖子嘲笑,而應該看到那場投降背后,一個政權在數據造假和現實困境之間的無奈崩塌。
歷史從不撒謊,撒謊的,往往是我們對數字的誤讀。
公元271年,劉禪在洛陽平靜離世,終年64歲,成了那個亂世中極少數善終的亡國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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