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濫觴、歧路及反思

當前，全球發展赤字不斷加劇，特別是世界范圍的貧富差距、階層對立、生態危機愈演愈烈，對各國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體系構成嚴重沖擊。這些現象的出現是冷戰結束以來，新自由主義過度擴張的結果，反映出其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深刻弊端。深入剖析新自由主義的來龍去脈、核心理念和現實困境，是理解當代世界的重要鑰匙，也是重構全球發展秩序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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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生成及核心理念

新自由主義是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自由放任和個人權利，反對政府的權力擴張，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最終構建出人人均能受益的“自發秩序”。這一主張有助于經濟繁榮和社會生產力發展，但失去制約的市場必然出現失靈，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在經歷了“大蕭條”之后，強調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成為主導性治理理念，推動了西方國家的政府權力擴張和福利體系構建。不過，政府的“大包大攬”又導致經濟效率下降、社會活力缺失。在這一背景下，弗里德曼等學者對凱恩斯主義進行激烈批判，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掀起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里根—撒切爾革命”，推動西方世界走出“滯脹”危機并重塑其競爭優勢。冷戰結束以來，借助美國的全球霸權，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終結”在世界上被強行推廣，主宰了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新自由主義有著不同的理論流派，其具體觀點也在不斷調整變化，但其核心理念始終穩定且清晰。在經濟上，主張全面私有與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產權是效率與自由的基石，市場競爭能夠實現資源和要素的最佳配置，應該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干預、放松市場管制，推動貿易、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自由市場最能激發個體積極性和創新精神，在優勝劣汰的過程中實現財富效應的最大化，并通過“涓滴”機制提升全社會的福利水平。在政治上，強調多黨民主和權力制衡。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權力是“必要的惡”，若缺乏分權制衡勢必侵犯個體權利和社會自由，主張通過三權分立的制度安排和多黨之間的競爭選舉以確保權力的有限性和流動性。在社會上，提倡多元文化和個人至上。新自由主義將維護個人權利、追求個人價值作為至高的價值追求，反對單一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鼓勵基于生活方式和身份認同的多元文化主義。這三個維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其本質是服務于資本在全球范圍和各個領域的自由流動與無限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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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缺陷與現實困境

然而，這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存在難以克服的理論缺陷。在經濟上，全面私有化必然導致公共產品供給下降，以及長周期和戰略性投資的缺乏；不受制約的自由市場競爭容易催生壟斷和投機，引發系統性經濟危機，也將加劇社會不平等以及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問題。在政治上，定期選舉無法確保德才兼備的領導人必然當選，多黨競爭也不意味著公共政策的科學化和合理性。特別是在資本介入政治的條件下，民主只是充當了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中介。與此同時，對權力制衡的過度追求容易陷入“否決政治”，不同黨派及其利益集團為了反對而反對，使得重大政策議程無法推進。在社會上，當個體權利意識不斷膨脹，共同體紐帶就將被持續弱化，維系社會運轉所必需的共識和團結也將難以達成。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將市場邏輯從經濟向社會領域滲透，個人選擇、人際關系、價值追求都被商品化了，必然帶來物質主義膨脹和意義世界的消解。質言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問題在于將資本置于無上地位，全面統攝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久而久之必將帶來國家治理危機。

從現實層面看，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的困境不斷凸顯。經濟上的私有化和市場競爭使得財富向極少數人高度集中，帶來中產階級萎縮、社會階層固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25年9月發布的報告，美國收入最高1/5家庭的占比為52.3%，而收入最低1/5家庭的占比僅為4.8%，收入向高收入群體集中的特征十分明顯。此外，經濟的自由化還導致西方國家出現脫實向虛、產業轉移、金融危機等一系列病癥。政治上，多黨競爭加劇政治極化。以美國為例，兩黨都將對方視為核心威脅，相互之間的斗爭導致政治共識瀕臨瓦解，重大政治議程難以推進。與此同時，資本對政治的干預更加公開化。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1.1萬個政治團體為總統和國會議員選舉花費了至少147億美元。其結果是公共權力被資本所俘獲，真實民主對于普通民眾更加遙不可及。社會上，在追求個人價值成為“政治正確”的背景下，不同群體因種族、性別、價值觀而產生的對立和裂痕也愈發凸顯，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大眾的焦慮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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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對立的二元邏輯

新自由主義不僅在西方國家內部日益失靈，更誘發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危機。西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現代化“藥方”強行推廣到拉美、東歐、亞洲等地，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災難而非福音。一些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簡單移植，脫離了基本國情，激化了社會矛盾，陷入增長停滯、政治動蕩和社會撕裂的巨大陣痛之中。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以“自由民主”之名行霸權霸道之實，通過顏色革命、培植代理人等方式對他國進行政治滲透和政權顛覆，甚至直接通過戰爭進行價值輸出，實質是為國際資本的擴張“跑馬圈地”。不僅如此，面對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大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戰的不斷增加，新自由主義的應對也顯得蒼白無力，既不能阻止問題的出現，也難以找到積極有效的方案，特別是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導致全球治理陷入集體行動困境。

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缺陷和實踐問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朝著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方向演進。尤其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堅持“本國優先”，肆意揮舞關稅大棒，執意追求“脫鉤斷鏈”，意圖通過汲取外部資源、轉嫁內部矛盾、破壞國際規則實現霸權重振。這是對各國正當利益和發展權利的踐踏，更是對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顛覆，必將給世界帶來新的動蕩沖突。面對人類社會何去何從的時代之問，我們必須超越“自由放任”與“封閉保守”的二元邏輯，尋求更具包容性、平衡性和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和治理模式，在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權力制衡與政府作為、個體權利與社會價值之間保持動態平衡，同時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他國正當權利，在合作推進全球治理的進程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四川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