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死于AI時代——夢里，藏著資本主義最想毀掉的東西

公元前4世紀的某個夜晚，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沉沉睡去。夢中他化作一只蝴蝶終日飛舞，自在逍遙，遠離世俗紛擾，更渾然忘卻了自己姓甚名誰。好夢不長，莊子醒來后發現他還是那個他，心頭的疑問卻揮之不去：究竟是莊周夢蝴蝶，還是蝶夢莊周？

夢里莊周化蝶，夢外卻是山雨欲來。東周末年，周王室名存實亡，戰國諸雄爭霸，瓦解了舊秩序的根基。政壇風云激蕩，思想領域也在發生劇變。正如漢學家閔道安（Achim Mittag）所言，世人在禮崩樂壞、王權衰微的亂世中找尋出路之時，諸子百家接連涌現，紛紛提出救世之道。這一現象空前絕后，史稱“百家爭鳴”。

盡管世事多變，前途未卜，莊子卻夢見了變化的真諦。他并未把夢當作無謂的幻影，而是借此領悟現實，理解差異與同一的對立統一。他最終將這場夢升華為道家哲學的核心思想，在世人遭逢劇變時指引他們追尋和諧境界。

現代西方社會同樣充滿變數，只不過困擾我們的往往是停滯而非變化。每天醒來，我們都要面對一堆無能為力的難題，比如氣候變化、信息與資本跨國流動、寡頭壟斷、海洋垃圾泛濫、大氣微塑料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等。

莊子的忠實擁躉——人工智能圖像生成器公司Midjourney創始人戴維·霍爾茲（David Holz）將莊周夢蝶奉為人類集體意識的啟蒙。據悉，截至2032年，該公司估值將逼近2000億美元。霍爾茲坦言公司的名稱取自另一則《莊子》中的典故，因為他感到人類正從豐饒絢爛的過去奔向狂亂莫測的未來，而“中道”（mid-journey）精妙地捕捉到了這一意象。

誰能料到莊子的哲思竟然會被拿來包裝人工智能系統，這不無諷刺。這種圖像生成器高度依賴訓練數據，毫無創造力可言，且對人類的夢境虎視眈眈。要知道，Midjourney公司正因未經授權使用藝術家的作品訓練圖像生成器而深陷法律糾紛。這般諷刺的局面深刻揭示了現代文化與新興技術正在重塑人類與做夢之間的聯系。

今時今日，夢逐漸淪為了一種生意。它不再是更高真理的載體，反倒成了被量產、優化、包裝、販賣的俗物。當生活被無力感吞沒，當現實牢籠外的一切都遙不可及，阻止夢的異化已經迫在眉睫。畢竟，我們只有重拾對夢的信念，才能真正去構想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尋夢：從神諭到囈語的祛魅之路

回望歷史，解夢（dream interpretation）原本是一種團隊協作活動，既需要入夢者的講述，更有賴于族群的集體智慧。在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化中，人們至今仍通過夢來獲取知識，但這件事鮮少由本人獨立完成。宗教學者伊麗莎白·登布爾（Elizabeth den Boer）表示，引路人一般是族中的長者與智者，若無人從旁指導，“在蒙昧狀態下夢見先祖或相關概念”時，夢境就容易變為夢魘。

集體解夢的這種協作意識（collaborative sensibility）在很大程度上發端于一種信念：夢自誕生之初就是集體性的。盡管人睡著之后才做夢，夢本身卻被認為獨立存在且來自于他處。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將夢分為兩種：一種源于內在，受個人意念或身體狀況影響；另一種則來自外界，是“氣氛”或“天體感召”的產物，抑或是上帝與天使的啟示。在他看來，人類的心靈猶如多孔的薄膜，由天地萬物塑造，時刻與世界保持對話。

?捕夢網起源于北美原住民的奧吉布瓦族（Ojibwe），是一種傳統的手工編織工藝品，用于捕捉好夢并驅散惡夢。圓框代表太陽和月亮的運行軌跡，象征生命的循環；編織的網，象征生命的不斷重生；羽毛象征鷹的力量和夢的道路；珠子象征成長獲得的智慧。它象征著原住民對自然和精神世界的敬畏，以及對和諧生活的追求。隨著時間的推移，捕夢網在其他部落中傳播，成為泛美洲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代表著對祖先智慧的傳承和對美好生活的祈愿。

夢之所以備受尊崇，是因為它能彰顯人與世界的關聯，幫助人們理清復雜的頭緒。論及美洲原住民的認知體系時，哲學家喬爾·阿爾瓦雷斯（Joel Alvarez）稱他們將夢視為行動指南，“對多數美洲原住民來說，夢或幻象是‘知識的主要來源’，他們借助夢獲得現世的指引。”有時，夢境本身就是現實，只不過是已經塵封或消亡的現實。比如，在某些原住民傳統中，夢境是一方讓人類重新體驗原始而親密的人獸關系的天地——這種聯系曾經存在過，卻因人類的目光短淺而親手斷送。

然而，人類向夢尋求的不僅僅是智慧。西達爾塔·里貝羅（Sidarta Ribeiro）在《暗夜神諭》（The Oracle of Night）中指出，精明的操縱者往往不擇手段，利用夢境來確立權威。“適時出現”的夢能賦予政權合法性，為凡人披上神的外衣。里貝羅認為，普魯塔克（Plutarch）筆下的尤里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之夢就是政治粉飾的典型例子。在橫渡盧比孔河前，凱撒做了一個他與母親亂倫的夢，這被其擁護者解讀為凱撒注定要征服羅馬（母邦）。

這種粉飾行為隱含著一種認知：夢雖是入夢者的個人體驗，卻凝聚集體的力量。它可以超越個人界限，激發集體行動，并通過揭示入夢者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來為其指引方向。

?圖源：AZ QUOTES

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夢”，它并非啟示，而是一個需要被破除的迷障。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在《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寫道：他身穿冬衣坐在壁爐旁，能感受到火焰的溫度和指間紙張的紋理。但沉思片刻，他猛然驚覺：“是人都會在夜里睡覺做夢，那么我的夢境體驗，豈不與瘋人清醒時無異？”如此逼真的感受，難道只是一場夢嗎？

如果說莊子將夢中化蝶視為自我開放的途徑，那么笛卡爾對夢的態度則截然相反。當意識到“醒著也可能在做夢”，笛卡爾感到忐忑不安，試圖給自己尋找堅實的立足點。為了跳出懷疑的漩渦，他選擇將自我與外界隔絕，以此換取安全感和自足性。笛卡爾申明：即使身在夢中，你始終可以確定做夢的人是你而非他人；無論你的想法是真是幻，它們都實實在在屬于你。由此，他提出了那個日后成為人類心智認知基石的著名的命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但是，這樣的安全感是有代價的——曾經通透的自我，與外界斷絕聯系，從此只能確信自身的存在。在笛卡爾的傳記中，德斯蒙德·克拉克（Desmond Clarke）稱他是一位“避世、暴躁且過度敏感的隱士”。而笛卡爾對心靈的設想也大致如此：封閉、孤獨且與世隔絕。不過，正因為這種反社會傾向，孤獨的“我思”（cogito）恰與當時盛行的某種文化思潮不謀而合。這種思潮推崇所謂的“純化”（purification）*，即將世界分門別類，從而消除一切混沌。

*“純化”的概念由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過》（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由于啟蒙運動的擁護者推崇理性，貶抑心靈的“低級”特質，夢曾一度被邊緣化。直至20世紀上半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才將夢重新引入學術討論，但他依然將心靈視為封閉的王國，認為夢并非外在真理的昭示，而是個體本我的產物及“被壓抑的童年精神生活的陳舊片段”。在弗洛伊德眼中，夢與其說是通向世界的窗口，更像是哈哈鏡中的自我映像，可供專業人士通過現代科學方法進行分類和診斷。

于是，隨著人類昂首闊步地邁向現代化，夢也逐漸走下神壇。它曾承載著深奧的啟示，如今卻不過是焦慮而孤單的心靈滋生出的扭曲而隱秘的欲望。在這個美麗新世界里，夢充其量只是診斷工具，更多時候則被當作胡言亂語，與昔日的真理化身有著天壤之別。

失夢：資本主義時代的異化與操控

人人都說，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少夢的時代。與百年前相比，多國國民夜間睡眠時長縮短了1-2小時，美國甚至僅有6.5小時左右。即便如此，在現代資本主義看來這依然太長——這些無欲無求的時間，既無法用于工作，也不能用來消費。

藝術評論家兼社會理論家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將這個全民缺覺的時代稱為“24/7資本主義”（24/7 capitalism）。他強調，20世紀末歐美大規模去監管化，導致休息與恢復已不再是經濟增長、盈利的必要條件。不同于工廠時代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日益網絡化、數字化的經濟模式催生了以持續運轉為原則的永動式資本主義——金錢不停流通、勞動力不停工作、利潤不停進賬。于是，居家辦公的監控設備熱賣，銀行精英因每周工作100小時而猝死。

在這個永不停歇才能存續的經濟體系中，克拉里表示：“漫長的睡眠時間讓人類得以掙脫偽需求的泥沼，這是對現代資本主義貪婪本性的有力抗爭。”與其他人類生存的剛性需求不同，睡眠始終難以變現。為了攻陷這片最后的凈土，技術資本家們又打起了夢的主意。

?2021年2月，摩森康勝啤酒集團（Molson Coors）推出“Coors Big Game Dream”活動，與歌手澤恩·馬利克（ZAYN MALIK）合作，宣稱要利用導夢科學幫助人們擺脫疫情帶來的“隔離夢”（quarandreams）。活動包括在CoorsBigGameDream.com網站發布夢幻視頻內容，澤恩·馬利克將在Instagram Live上直播夢境刺激視頻。著名心理學家迪爾德麗·巴雷特博士（Dr. Deirdre Barrett）與康勝啤酒合作制作了刺激影片和八小時音景，“幫助人們放松并享受清爽夢境”。圖源：Business Wire

2021年，康勝啤酒（Coors）投放了一段關于夢境實驗的廣告：研究者讓參與者在睡前觀看專門設計的植入了啤酒夢境的視頻，待其進入快速眼動睡眠（REM）便將其喚醒，詢問夢的內容。參與者說，夢里有瀑布、雪山，當然，還少不了康勝啤酒。夢曾由神明與祖先賜予，這段廣告卻意在宣告，摩森康勝啤酒集團（Molson Coors）等覬覦造夢的巨頭如今終于得償所愿。這段視頻一度在網上公開，邀大眾借夢尋味，后因遭到強烈抵制而被迫下架。

雖有前車之鑒，其他企業仍然蠢蠢欲動，試圖以更隱蔽的方式從人類的夢中榨取利潤。比如，初創公司Prophetic正在研發一款“Halo”頭帶，用戶佩戴入睡后可誘導清醒夢。克萊爾·L·埃文斯（Claire L. Evans）介紹稱，該項目先利用腦電圖（EEG）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采集的清醒夢數據訓練機器學習模型，再使用經顱聚焦超聲波（tFUS）將信號直接投射到受試者大腦。據《財富》（Fortune）雜志報道，這項清醒夢技術意在讓人掌控夢，從而高效利用睡眠時間——CEO可以預先演練董事會，運動員可以開展賽前預演，網頁設計師則可以構思新模板。如此看來，在當今社會，就連睡眠也無法將我們從永續生產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多家企業還計劃將夢境商品化為純粹的娛樂消費品。REMspace公司正在構建清醒夢產品生態，其核心觀點是：“與虛擬現實不同，REM能帶來更真實的沉浸體驗。”該公司官網明確表示清醒夢蘊藏著巨大商機，他們的終極目標是打造一種類似已故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設想的“完整電影”（total cinema）——一種不受知識產權限制、沒有創作瓶頸且無需在意倫理的多模態體驗。不出所料，人工智能正被企業用于夢境可視化，以便讓人們像在社交媒體發布動態那樣記錄并分享夢中景象。

克拉里指出，夢境的商品化基于一個普遍假設：“夢是可客體化的離散實體，只待技術成熟便可被記錄。”換言之，要讓夢變成賺錢工具，首先必須視其為可商品化的特定對象。

這種思維實則是新舊觀念的雜糅。一方面，這些公司把心靈看作封閉系統，認為夢境不過是該系統的自然流露，由此他們將其技術包裝成“自我提升”與“自我掌控”的法寶。Prophetic公司首席執行官曾豪邁地宣稱：“要的就是掌控權！”這些公司聲稱他們只是在幫你連接并掌控本就屬于你的東西——這套邏輯恐怕連笛卡爾聽了都要拍案叫絕。

然而實踐中，這些中介技術所依賴的，與其說是指向內部的自我掌控，不如說是心靈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性。畢竟，它們存在的根本前提，就是能從外部有效干預夢境的生成及內容。因此，企業雖然在營銷和市場定位時強調夢的私密性，其產品和服務卻完全基于夢的可滲透性。

拾夢：重鑄人與人的靈魂共振

數十年來，大眾主動將審美品味交給精密算法，將記憶功能和經驗技能交給電子設備，甚至開始懷疑算法是否比我們更了解自己。如今，造夢技術故技重施，又打著自我管理的幌子，誘使我們再次將部分權益讓渡給外部裝置，以便將我們馴化成生產力和娛樂消費者。為避免越陷越深，我們不僅要抵制開發相關技術，更應該重新思考夢的本質。

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化中有一個概念，常被譯為英語中的“夢寐”（Dreamtime）或“夢鄉”（Dreaming）。這個概念含義多重，很難被準確界定——它既是超越時間的創世之境，又是文化實踐體系，更是生活行為指南。延羽瓦族（Yanyuwa）穆索里尼·哈維（Mussolini Harvey）曾說：“夢鄉締造了我們的律法（narnu-Yuwa），而律法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準則，以及我們的儀式、歌謠與傳說。”

從完整意義上看，“夢鄉”（the Dreaming）這個概念并不單純指代入睡或死亡后抵達的“彼岸”。它內化于天地之間，挑戰了自柏拉圖以來主導西方形而上學的“此岸與彼岸”的二元分野，所指涉的維度實際上遠遠超出任何個體的夢境。因此，學界一直對19世紀末由白人人類學家確立的譯名存在爭議，擔心它將原概念與英語中相對單薄的“做夢”混淆，削弱了其豐富的內涵。

或許，這個概念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自身語言的邊界。個人主義不僅定義了現代文化，更助長了夢的私有化與商品化，而它恰好向我們展現了夢如何被編織進一種超越個人主義的世界觀。我們不必重蹈西方對失落“本真”的膚淺挪用，這些富含形而上智慧的思想已經足以引領我們穿越層層迷霧，照亮通往新天地的道路。

現代社會本就建立在諸多“信則有不信則無”的集體信念之上。人類學家加納特·奧貝賽克（Ganath Obeyeskere）說過，“鬼神與市場同等‘真實’。”在西方文化中，國際金融等抽象概念、理性消費者等虛構形象，都與活人同等真實。這些“幽靈”得以顯形，并不是因為其物質性不證自明，而是集體信念賦予了它們指導行動、調節社會關系的能力。而夢境，同樣可以是強有力的紐帶。

?Mohamad Malas執導的紀錄片《夢》

（al-Manam）

1980年至1981年間，電影人穆罕默德·馬拉斯（Mohammad Malas）走訪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記錄下400多位難民講述的夜間夢境，最終將海量影像剪輯為一部45分鐘的紀錄片《夢》

（Al-Manam）

影片中，一個孩子夢見他在橄欖樹林奔跑時被子彈擊中胸膛，一名婦女夢見自己密謀政變，還有人夢見樓房倒塌，夢見身陷牢獄，夢見死于非命，夢見迎來和平。所有夢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流離、家園與歸途。

只有在夢里，難民荒誕的處境才得以呈現——他們被希望與絕望來回拉扯，即便有容身之處卻無以為家，生死只在一線之間。隨著影片推進，任誰也無法再將夢歸結為個人的幻覺。每個夢慢慢匯聚成一幅集體情感的地貌圖，如同山川河流般真實可感。難民不僅長期遭受非人對待，連表達內心世界的權利也被抹殺。在這種情況下，馬拉斯的善舉可謂意義非凡。他借由一個個夢境，迫使觀眾直面生命的厚重，感知難民的恐懼、希冀和哀慟，以此展現他們的人性光輝——而這正是主流認知和媒體敘事長期以來勾畫的簡單刻板印象所否認的。

馬拉斯將難民的夢、傷痛與處境公之于眾，向全人類提出了倫理訴求。詩人玄武巖·i.h.（basalt i.h.）直言，這些夢不容我們再置身事外。當難民的集體創傷和不為人知的經歷擺在眼前，我們不禁思考接下來該何去何從。夢在人與人之間架起橋梁，讓我們開始理解他人，承擔相應的責任。

夢能夠將人們聯結在一起，這一認知激發了研究者對主體間共夢療法的探索。診斷療法往往將夢當作分類的工具（如用來識別腦部疾病），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與治療師更傾向于關注夢的凝聚力而非掌控力。

這類研究圍繞一個再度興起的理念展開：夢作為共享過程的一環，本質上是集體性的存在。臨床心理學家羅比·弗里德曼（Robi Friedman）不僅關注做夢行為本身，更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夢循環”（dream cycle）：某種“集體關注”首先在個人夢境中顯現，被個人內心加工后，再經由共同解讀重返集體。這一循環揭示了夢來自集體、回歸集體再反作用于集體的過程。

夢的循環過程在“夢境共享”中得以生動體現。通過與他人共享夢境，群體可以重建或穩固人際關系。一項實驗研究發現，相較于講述日常見聞，共享夢境更能有效增進伴侶之間的親密感。此外，“夢境小組”等社交形式也正被試著用于輔助創傷療愈、創意協作等各類活動中。斯旺西大學（Swansea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馬克·布萊格羅夫（Mark Blagrove）指出：“過去大家都認為，做夢的好處源自于睡眠期間的神經活動，與醒后能否記起夢境無關。現在他們卻發現，夢偏偏會在人清醒時發揮作用。”只有與集體共享，夢才能充分釋放自身潛力。

和馬拉斯一樣，學界重新認識到夢源自集體且屬于集體，是一類超出個人界限的社會行為。這一認識揭示了一種可能性，人類始終與世間萬物息息相關——以夢為馬，我們得以未知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甚至推動世界駛向光明。

正如古代圣賢早已察覺，夢的力量，在于指引現實。夢可以啟迪智慧，喚起共鳴，但個人之夢乃至群體之夢能否成真，最終仍取決于清醒時的我們自己。

編者后記

從有記憶開始，我幾乎沒有一個晚上不做夢，而且每次醒來都能零零星星地想起夢的內容。在夢里我是主角，一切不平凡的事都圍繞我發生。那些夢精彩極了，我簡直不敢相信從沒寫過小說的自己能構思出那么曲折的情節，以至于有段時間我特別期待入睡，甚至有過宏大的計劃，打算把夢記錄下來，待到猴年馬月將其作為創作素材。

顯然，在讀到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以一個觀眾兼編劇兼演員的身份在欣賞自己的夢。或許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習慣將夢視為私密的內心活動，抑或是睡眠時大腦隨機編織的碎片，卻鮮少深入思考超越個人體驗的夢會是什么樣子。這篇文章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從莊周夢蝶的哲思，到原住民的“夢鄉”，再到巴勒斯坦難民的集體夢境，夢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幻覺，而是一種社會性的、甚至政治性的存在。

當現代科技試圖將夢商品化、工具化，變成算法可預測、資本可收割的資源時，我們更應當重新挖掘夢的社會潛能。夢是群體記憶的載體、文化敘事的源泉，以及抵抗異化的精神紐帶。它不僅能映射個人的焦慮與渴望，也能凝結群體的創傷與希望。就像電影人馬拉斯記錄的難民之夢，它們不僅是個人潛意識的流露，更是難民群體的集體敘事。

這篇文章更讓我意識到，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學會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夢。在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夢的私有化讓我們失去了與他人聯結的重要途徑。當我們重新將夢視為一種集體經驗，它便可能成為打破孤獨、重建共情的橋梁。畢竟，人類最深的恐懼與最熾熱的向往，往往在夢中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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