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0萬合同詐騙案看“退贓認罰”與“社會危險性”的司法裁量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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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辯護的價值，往往在那些看似“注定要實刑”的案件中，顯得尤為真切。作為一名長期從事經濟犯罪辯護的律師，我們常常面對的一個現實難題是：當犯罪數額已符合“數額巨大”的標準，當事人是否就失去了爭取緩刑的可能？答案并不絕對。近期我們辦理的一起涉案金額達50萬元的合同詐騙案，最終法院判處緩刑的結果，正是一次對司法裁量空間的生動詮釋。

這起案件并不復雜，但非常典型。當事人何某因一時資金周轉困難，租用一輛保時捷后偽造證件將車抵押借款，之后失聯。車輛經鑒定價值50萬元，這已經遠遠超過了“數額巨大”的起點。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可以說，擺在辯護方面前的，是一條看似清晰的重判之路。

然而，刑事辯護的意義，恰恰在于在“山窮水復”中尋找“柳暗花明”。我們介入后，沒有停留在對犯罪事實的簡單承認上，而是將辯護重心放在如何重塑法官對被告人的整體評價上。我們深知，在量刑時，法庭考量的不僅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其行為的根源、事后的態度以及未來的風險。

我們的第一步，是推動實質性修復，而不僅僅是形式退贓。案發后，我們立即與家屬溝通，第一時間籌措資金將涉案車輛贖回并完好歸還被害人。這一步至關重要，它讓“挽回損失”不再是一句紙面承諾，而是切實消除了犯罪造成的社會危害，也為后續所有從寬情節的構建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

第二步，是將“認罪認罰”演繹為一個連貫、穩定、真誠的過程。我們在多次會見中向何某透徹分析案情與法律，使其從內心真正認罪悔罪。在庭審中，何某的供述始終穩定一致，悔罪之情具體而真切。我們向法庭強調，這種貫穿始終的配合態度，不僅節約了司法資源，更反映出其人身危險性的降低。

最后，也是本案緩刑辯護的核心，是對“社會危險性”的主動論證與排除。面對“數額巨大”的天然壓力，我們準備了一份詳盡的量刑意見，結合何某系初犯、偶犯，此次犯罪源于短期經濟困窘而非職業性犯罪，以及其家庭支持系統穩固、具備固定工作等情況，系統性地向法庭證明：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我們向法庭呈現的，不再僅僅是一個“犯了罪的被告人”，而是一個一時失足、但值得挽救并能夠回歸正途的個體

最終，法院采納了辯護意見，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二年。這份判決，在我看來，其意義遠超個案本身。它清晰地傳達了一個司法信號：在數額之外，行為的動機、事后的補救、行為人的可改造性，同樣是裁量刑罰時不可忽視的“關鍵變量”。這恰恰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個案中的鮮活注腳——嚴，在準確定性、不縱容犯罪；寬，在區別對待、給真心悔改者以出路。

作為辯護律師，我們扮演的不僅是法律的解釋者，更是當事人與司法系統之間理性溝通的橋梁。我們的任務，是幫助法庭看到全案情節，看到數字背后具體的人生，從而在懲罰與教育、報應與預防之間，找到最合乎法律也最貼近人性的平衡點。這條路，每一步都需專業、細致，更需一份對“人”的深刻理解與責任。

關于作者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長期專注于經濟犯罪刑事辯護、復雜商事犯罪案件及民刑交叉爭議解決領域。在執業過程中，我尤為注重將復雜的案件事實與法律爭議進行結構化梳理與策略建模，致力為當事人提供清晰、可操作的辯護路徑與系統性解決方案。

本文所述案例，正是這一方法論的實踐體現——如何在數額巨大的合同詐騙案件中，通過精準的情節構建與司法溝通，為客戶爭取最優裁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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