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南京審判谷壽夫

一九四七年早春的南京，還有些倒春寒的料峭。黃埔路上卻已是車馬喧闐，人潮涌動。勵志社那座中西合璧的大禮堂門前，黑壓壓地擠著數(shù)千人，都是來瞧一場審判的——審的是一個名叫谷壽夫的日本人。

谷壽夫這名字，在中國近代史的沉痛一頁里，知道的人不少。他是日本陸軍第六師團的中將師團長，東京人，陸軍大學(xué)出身，是個地道的職業(yè)軍人。一生履歷幾乎全與侵華有關(guān)：一九二八年就在山東阻礙北伐，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后率部來華，從永定河一路打到保定、石家莊，燒殺搶掠已然成了習(xí)慣。那年十一月，他的第六師團作為柳川兵團主力，從杭州灣登陸，經(jīng)太湖流域直撲南京。十二月十二日傍晚，他的部隊最先從中華門破城，自此，南京最黑暗的六周便拉開了序幕。

法庭里頭布置得簡單，卻透著一股子肅殺。審判席上鋪著白布，下面依次是翻譯席、被告席，再兩側(cè)是律師與證人席。旁聽的人把樓上樓下坐得滿滿當當，連走廊過道都站滿了，門外還圍著幾百號人，伸著脖子聽擴音喇叭。下午兩點整，石美瑜庭長領(lǐng)著幾位法官走進來，全場便靜了。

“帶被告谷壽夫。”

法警押進來一個矮胖的軍人，穿黑大衣，戴灰呢帽，進了法庭才脫去，露出里頭草黃色的軍便服。他胳臂底下夾個黑皮包，臉上竭力端著平靜，可眼神四下里一溜，瞧見滿堂肅穆，到底還是露了怯。

起訴書念了四十多分鐘，一樁樁一件件，都是血寫的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一日，他的部隊駐扎中華門一帶，殺人、放火、奸淫、搶劫。單是被俘的軍民，在幕府山下就關(guān)了五萬七千多人，不給吃喝，活活凍死餓死不少，剩下的用鐵絲兩個人一扎，排成四行，機槍掃過再用刺刀戳，最后澆上煤油，一把火燒了，骨灰拋進長江。證人魯甦說，他親眼看見的。

還有拉夫不從而死的，做完苦力也被殺的，救火而被殺的，躲在防空洞里拿不出柴米而被殺的，要姑娘不得而被殺的，強奸不成而殺的，強奸之后又殺的……殺人的法子也五花八門：縛綁而殺，跪地而殺，集體掃射，刺殺未死再加勒斃，槍殺之后還要焚尸。真是應(yīng)了那句老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到了這群兵手里，是無人不可殺，無事不可殺。

谷壽夫聽著，不時拿鉛筆記點啥。等法官問他，他挺直了腰板，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是奉命來華作戰(zhàn)。雙方交戰(zhàn)，死人是常事。至于我的部屬屠殺平民，絕無此事。”

這話輕飄飄的，卻像一把鹽，撒在了滿堂聽眾的傷口上。審判長也不動氣，只接著問些細枝末節(jié)：何時進城？兵力多少？谷壽夫一一答了，仍咬定部隊軍紀嚴明，除作戰(zhàn)外未擅殺一人。

于是傳證人。

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副會長許傳音上來了。這人是去過東京國際法庭作證的，他說，日軍進城后，滿街都是尸首，有俯有仰，有跪有燒焦的，還有婦女肚子被劃開的。他們紅十字會從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埋尸，光中華門外幾個地方，就埋了四千三百一十三具。“尸首都是二十二日以前死的，這一點，谷壽夫賴不掉。”

谷壽夫卻還爭辯，說有些埋尸地點不在他的防區(qū)。審判長便請了金陵大學(xué)的美籍教授貝德士。貝德士站起來，說日軍進城后，殺人放火持續(xù)了七個星期，前十天尤其厲害，滿城尸首，不計其數(shù)。他手里舉著一本英國記者田伯烈寫的《日軍暴行紀實》，說：“這書里寫的，句句是實。”

接著是受害人自己上來。姚家隆說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被日軍用刺刀捅死，自己后頸也挨了一槍，子彈至今未取出。一位叫陳二姑娘的婦人，在法庭上哭訴，說她被兩個日本兵用刺刀逼著輪奸。說的時候，全場靜得駭人，只聽見她壓抑的抽泣。

谷壽夫聽了，竟還假惺惺問：“在什么地方？”法官厲聲答：“就在你的防區(qū)！”

這時候，法庭傳了個日方證人，叫小笠原清。這人一上來就替谷壽夫開脫，說雨花臺、中華門都是激戰(zhàn)地，附近根本沒平民，所以谷壽夫的部隊絕無暴行。話沒說完，旁聽席上就炸了鍋，有人罵“胡說八道”，有人喊“滾出去”。法庭里嗡嗡作響，法警趕緊維持秩序。

審到下午五點多，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鐘，然后放電影。

燈一關(guān)，銀幕亮起來。先是美國人馬吉牧師偷偷拍的片子，接著是日軍自己為炫耀戰(zhàn)功拍的紀錄電影。黑白光影里，日本兵在南京街頭搜捕行人，街上是橫七豎八的尸首，有燒焦的，蜷縮如炭。一個日本兵舉刀砍向中國青年；跪著一排人，被挨個砍殺；土溝邊擺著一排砍下的人頭；操場上綁著十幾個剝光上衣的青壯年，日本兵端著刺刀沖過去，一刀刀捅進胸膛；墻根下捆在一起的人群，在機槍聲里成片倒下；還有撕扯婦女衣裳的，奸污后又肢解的，活埋的……

片子不長，二十分鐘。燈再亮?xí)r，許多人已淚流滿面，有人忍不住喊出來：“槍斃谷壽夫！”

谷壽夫剛才也看了。銀幕上那些耀武揚威的士兵，就是他的部屬；那些火光沖天的街巷，就是他的“戰(zhàn)績”。他低下頭，再沒先前那股子硬氣了。

后來又連審了兩天，證人一個接一個。市參議會報告，他們調(diào)查的罪行有二千七百八十四案，分槍殺、刺殺、集體屠殺、燒死、先奸后殺等十類，其中三分之一在中華門，多半集中在十二月十二日到二十日——正是谷壽夫部隊駐京的時日。

谷壽夫還想拖，寫申請書要求法庭傳訊他的參謀長、旅團長來作證。法庭駁回了，說正在引渡共犯，但并非為他作證。

三月十日，判決的日子到了。判決書很長，主文卻很短：“谷壽夫在作戰(zhàn)期間，共同縱兵屠殺俘虜及非戰(zhàn)斗人員，并強奸、搶劫、破壞財產(chǎn)，處死刑。”

法官問他有何話說，他要求上訴。但這是終審判決，容不得上訴了。他又請求把骨灰和遺物送回日本，法庭準了。

一場持續(xù)月余的審判，至此落下了帷幕。法庭內(nèi)的喧囂漸漸散去，但歷史的賬本上，這一筆被重重地勾勒了出來。那些哭泣的證人、那些無聲的顱骨、那些膠片上定格的暴行，連同這紙判決，都被收進了厚厚的卷宗。它們像一枚沉重的楔子，釘進了時間的肌理，告訴未來：有些事，發(fā)生過，被審判過，也被永遠地記住了。公理的到來或許步履蹣跚，但它的腳步聲一旦響起，便會在這民族的記憶長廊里，生出清晰而固執(zhí)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