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黃鏡鑒：晚清至民國老照片里的中國百態

相紙載歲月，光影記山河。這一組泛黃的老照片，跨越晚清至民國數十年風雨光陰，足跡遍布宜昌、上海、重慶、西南山地等大江南北，將一個新舊交替、風雨飄搖卻又煙火蒸騰的時代，定格成永恒的影像切片。

這是一張老照片，由美國社會學家甘博在1917-1919年間拍攝，精準定格了民初湖北宜昌老城街巷里最鮮活的謀生瞬間。

逼仄的石板路被雨水浸得發亮，泛著冷調的水光，仿佛能聞到雨后潮濕的泥土與老木頭混合的氣息。兩側是斑駁的木板墻與磨得發亮的石階，墻面上掛著半干的舊布，左側門楣處的石雕構件刻著模糊的花紋，默默訴說著老城的滄桑。

菜販是個光頭漢子，穿著打滿補丁的粗布短衫，赤著腳站在濕滑的石板上，黝黑的皮膚泛著勞作后的油光。他身體微側，一手穩穩攥著桿秤，另一手調整著秤砣，眼神專注地盯著秤桿，仿佛在認真稱量著關乎生計的每一兩蔬菜

路人穿著同樣粗樸的衣裳，有的駐足望向菜攤，有的行色匆匆；右側一個挑著長桿的行人正側身走過，讓整條街巷都流動著底層百姓謀生的煙火氣，沒有喧囂，只有日復一日的踏實。

1936年，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商人夫婦乘熱氣球。

這張照片是民國時期，西南地區苗族民眾沿路擺攤的珍貴影像。

照片中的苗民們在山間土路旁席地擺攤，出售的多是手工制品、山貨等鄉土物產，這種沿路擺攤的方式是他們重要的生計來源。

這張照片是一張文人知識分子民國郊游合影，拍攝于“三天門”的傳統牌坊式建筑前。這里很可能是福州鼓山的三天門牌坊。鼓山是近代福州文人、知識分子郊游的熱門地點。

這張照片清晰展現了1905年“大鬧公堂案”引發的18日暴動后，公共租界巡捕房人員的合影，巡捕房的人員構成非常多元，包括歐洲白人、華人巡捕和印度錫克族巡捕，這是當時上海公共租界“以華制華、以印輔華”殖民治理模式的典型體現。

照片里的站位清晰顯示了種族階層，歐洲白人處于核心與前排位置，占據著巡捕房的管理與指揮崗位。印度錫克族巡捕多在中層，常被用作武力威懾的工具。華人巡捕則處于邊緣位置，主要負責基層事務，是殖民體系中的底層執行者

這張照片記錄的是1905年上海“大鬧公堂案”引發的抗議運動中，華人示威者被公共租界“萬國商團”武力鎮壓后的慘烈場景。

1905年12月，廣東官婦黎王氏攜亡夫遺體返鄉途經上海時，被公共租界巡捕以“拐賣人口”罪名逮捕。在會審公堂審理中，英國副領事德為門無視中方讞員的判決，強行將黎王氏押往工部局監獄，引發華洋沖突。

這一事件點燃了上海民眾的民族情緒，正值“抵制美貨運動”余波未平，抗議者于12月18日沖擊公共租界巡捕房與工部局大樓。租界隨即出動“萬國商團”和各國軍隊武力鎮壓，造成數十人傷亡，照片中倒下的示威者正是這場流血事件的受害者.

這組泛黃的老照片，定格了重慶古城的幾處標志性古跡的昔日風貌。

重慶府鼓樓，又稱老鼓樓，南宋淳祐年間由知府余玠主持修建，作為四川制置司衙署前的譙樓，兼具瞭望與威儀之用，是現存規模最大的地方衙署譙樓。

東水門始建于明代，雄踞長江邊的半山坡上，三層重檐歇山頂的城樓與文昌閣相連，飛檐斗拱間盡顯明清建筑的精巧。

地處重慶下半城中心的太平門，曾是全城的政治中心，開埠后更成為繁華的金融地帶。

而遠在云陽的張飛廟，始建于蜀漢末期，依山傍水而建，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張柏林鏡頭下的廟宇，古樸雅致，與飛鳳山麓的山水相融相生。

這些老照片，既是巴渝建筑的珍貴見證，也是山城重慶百年變遷的歷史縮影。

這張照片定格了晚清新軍在鬧市中行軍的瞬間，是清末軍事改革成果的直觀寫照。

大隊新軍士兵正以整齊劃一的步伐向前行進。他們身著統一的西式軍裝，頭戴制式軍帽，腳蹬高筒皮靴，挺拔的身姿與利落的裝束，一掃舊軍隊松垮疲敝的氣質，透著一股昂揚的精氣神。

士兵們肩扛的新式步槍，是清廷耗費重金從西方引進的裝備，清晰展現出朝廷對這支新式軍隊的巨大投入。

這支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新式軍隊，雖然在裝備與訓練上煥然一新，最終卻在時代變局中走向了王朝的對立面，這張照片也成為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歷史注腳。

這張老照片，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全體官長與學生的畢業合影，拍攝于1924年11月黃埔一期畢業典禮期間。

全體師生隊列，數百人整齊站列在黃埔軍校的操場上，隊列橫平豎直、密不透風，盡顯軍校初創時期的嚴明紀律；因照片年代久遠與分辨率限制，雖無法看清個體面容，但能清晰辨識出師生統一身著制式軍裝，整體風貌干練肅穆，徹底區別于晚清舊式軍隊的散漫形象，彰顯了新式革命軍校的精神氣質。

20世紀20年代，上海，水災中一位老阿婆坐在臨時拼湊的門板“筏子”上，身旁木盆里是她緊緊看護的孩童，在齊腰深的積水中隨波漂流，形同難民。

1920至1921年，上海連續遭遇臺風暴雨侵襲，黃浦江的潮汐頂托讓本就脆弱的城市排水系統徹底失效。南京路、福州路等核心商業街淪為澤國，積水深至齊腰，電車停運、商鋪閉門，整個城市的運轉陷入癱瘓。

對底層市民而言，這場災難更直接威脅著生存。大量棚戶與低矮民房被沖垮，居民被迫逃離家園。老阿婆與孩童的“門板漂流”，正是無數家庭流離失所的縮影。當時的報紙記載，僅1921年的水災就造成數千人無家可歸，疫病與溺水傷亡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抗戰時期，華北聯合大學“大躍”籃球隊奪冠后的合影，隊員們胸前印有“聯大”字樣，這是華北聯大體育隊的代號，隊員們簇擁著獎杯、籃球，身后旗幟上寫有勝利字樣。

華北聯大作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創辦的高等學府，在堅持教學與革命宣傳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體育活動。籃球比賽不僅是師生們在艱苦環境中的精神調劑，更成為凝聚集體意志、錘煉戰斗精神的方式。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后，上海市區淪為戰場，大量平民逃離家園成為難民，擁擠的難民收容所與街頭巷尾成為傳染病（如霍亂、傷寒）的溫床。為防控疫情、保障平民與前線士兵的基礎醫療，中國醫護團隊深入街頭、難民營，開展免費疫苗接種與義診。

鏡頭里，年輕的女醫護人員低著頭，指尖的注射器承載著生的希望。沒有無菌的手術室，沒有充足的醫療設備，露天的街頭就是她們的“戰場”；紅十字袖標在白大褂上格外醒目，那是戰亂中最讓人安心的符號。在山河破碎的時刻，這些醫護人員用一針一線的救助，為平民撐起了一道脆弱卻堅韌的生命防線。看見，清末的市井煙火里，藏著底層勞動者最樸素的求生與堅守，為我們留存了近代中國社會最鮮活的民生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