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主力師調離，回憶錄中不提司令名字，只用縱隊首長代替稱呼

一九七八年初夏，濟南軍區老干部休養所里傳來爽朗笑聲，幾位行伍半生的將軍圍坐松樹下翻看彼此的手稿。有人忽然發現王兆相的新稿紙里，“縱隊首長”四字屢屢出現，卻始終沒有寫出那位在一九四七年接手第六縱隊的司令員姓名，這個細節讓現場瞬間安靜。

順著好奇心翻頁，王兆相的足跡從一九三四年延安北上寫起。那時他十七歲，從陜北紅軍隊伍里跑出來的小號手，很快靠膽大勤奮當上排長。抗日烽火燃起后，中央決定把部分西北紅軍骨干派往山東支援，他便被調到渤海軍區，先是任教導隊隊長，隨后升任軍分區司令。在膠東平原，他打過黃縣突擊戰，也經歷過二次反“掃蕩”。苦是苦，名氣卻不小，鄉親們給他起了個綽號——“黑臉王”。

一九四五年秋，日軍投降。渤海軍區把幾支二線部隊抽成獨立旅，北上接收東北，王兆相被點將，旅部匆匆組建。副政委劉其人帶前衛隊先出關，他率主力兼顧東北線和承德線。十月末，奉蕭克、楊得志電令，獨立旅在承德城南死守三晝夜，打得膠東口音的號子與東北話交織；一千多名傷兵從城墻抬下來，“黑臉王”嗓子都喊啞了，卻把城保住了。

保衛戰一結束，獨立旅被編入新成立的第七師。楊國夫任師長，他還是旅長，只是番號成了十八旅。一九四六年一月，第六縱隊亮相北滿，陳光坐鎮司令，副司令楊國夫，副政委劉其人，王兆相掛十八師師長。那是一支雜糅部隊：新四軍七旅的老兵、冀熱遼十九旅的“關里人”、還有東北新招的“娃娃兵”。彼此口音亂七八糟，可打仗倒真不含糊。

半年后，三下江南展開。六月下旬，洪學智奉命接替陳光。“洪司令到！”號角聲一響，縱隊機關的旗子換了顏色。戰士們在雨里列隊，王兆相悄悄合攏雨帽，心里嘀咕：換將這么快？他與洪學智在皖南游擊時打過照面，但談不上熟。有意思的是，洪學智上任之初就定下“先治兵、后打仗”方針，一連幾天開會整內務，十八師新兵剛補入，槍都沒摸順，就被要求背條令。有人憋不住嘟囔：“仗還沒開打，先學條令？”王兆相雖沒表態，可暗里不大贊同。

隨后發生的一件事，使兩人間的隔閡擴大。八月上旬，縱隊接到東進增援指令，十六、十七師搶先出發。十八師卻被留在遼吉邊界掩護后運。王兆相感覺自己像被晾在一旁，拉著參謀長反復向縱隊部打電話，得到的答復只有一句，“按既定部署執行”。他心里清楚，主力師的頭銜意味著補給、兵員、戰功的優先權，被排在末位，等同降格。夜里，他對老政委低聲說了一句，“這樣下去，兄弟們心會涼的。”對方嘆了口氣沒吭聲。

不久，林彪電令調梁興初接十六師。原本呼聲最高的十八師被繞過，風傳“火力不過硬、行動慢半拍”。王兆相心里憋屈，卻也明白這是軍中常事。九月，他遞交報告，請回后方軍區負責培訓新兵。洪學智挽留的電報只是寥寥數句，“縱隊需要你，望慎重。”他看完放下，仍堅持離隊。十月初，批準文件到手，十八師舉行簡單告別會。“師長，保重！”老通信員忍不住紅了眼。王兆相拍拍對方肩膀，沉聲回應：“到了后方還要拉得動槍，別掉鏈子。”隨后揮手上車。

離開前線的第二年，他正式動筆整理戰地筆記。回憶六縱章節，提起陳光、楊國夫、劉其人皆名姓俱全，一寫到更迭后的最高指揮，卻統一用“縱隊首長”。仔細統計，他使用這個模糊稱謂達二十三次，占該章節姓名出現頻率的七分之一。同行編輯問過緣由，他只是笑笑，轉而聊起東北雪有多厚。

從史料對照看，王兆相與洪學智并無私人恩怨。兩人真正的摩擦，大半源于指揮理念。洪學智重視制度化、正規化，強調先整訓后作戰；王兆相從游擊歲月里打出來，更習慣邊練邊打，靈活穿插。理念碰撞、位置微妙，加上戰場排列的冷暖，裂痕便悄悄形成。如果說回憶錄是一面鏡子，那么“縱隊首長”四個字其實折射的是內心疙瘩——既不想惡語批評，又絕不主動稱頌。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九年冬，軍委組織老同志口述戰史。輪到王兆相時，他照本宣科，仍沿用同樣稱謂。工作人員小聲提醒：“要不要把首長名字補上？”他擺擺手，“就這樣，史實清楚即可。”此后再無改動。洪學智對這件事并未公開回應，只在友人面前笑著說過一句：“老王心直，我理解。”

歷史材料顯示，王兆相后來負責培訓的那批新兵，在遼沈戰役中成了主攻連核心火力；十八師在塔山外圍阻擊戰表現不俗，與當年的整訓有關。兩條戰線各成其功，也算殊途同歸。回到寫作的那頁紙，“縱隊首長”依舊安然無恙，像一塊不起眼的補丁，卻隱藏著一段復雜的人情世故。軍旅生涯滿是血火，也滿是個性。或許，留下空白，比填滿敬稱更能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