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最后的2000天，文科生絕地反擊？

我剛入行做科技媒體那會兒，技術人員們接受采訪，大多都對我們這群舞文弄墨的人格外體貼。談及技術細節，會習慣性地補上一句“我簡單點講”。這種不假思索的降維解釋，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文科背景在科技領域的邊緣位置。

這種邊緣感，在科技公司里做技術公關的人體會得更深。

來自企業公關朋友的吐槽里，總少不了一個詞，就是：憋屈。他們所擅長的傳播、創意、溝通等能力，大多由文科教育打磨而成，但在技術主導的組織里，卻總被劃歸為輔助。對內要遷就、配合研發的節奏，擠不進核心，沒啥話語權；對外又要維護好媒體關系，把自家晦澀的技術對外講清楚，兩頭周旋，里外受氣。

如今風向悄悄變了。一種奇特的文科崇拜，正在理工科群體中蔓延。

在行業群里，碼農們調侃，以前是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現在code is cheap，show me the talk，比起敲代碼，跟AI對話、講故事的文科技能更重要。

打開朋友圈，在大廠做算法的程序員朋友表示，文科生若能跨越基礎IT門檻，后續發力往往更具優勢。

仿佛一瞬間，整個理工科都重新發現了文科的價值。

歷史學者葛兆光曾說，無論中國還是外國，人文學科都似乎岌岌可危，人文學科的自我辯護已經講了無數遍，也講了很多年，說得太多，反而會把絕對真理說成陳詞濫調。

不過，這些文科生自我辯護的“陳詞濫調”，從理工科群體的口中說出來，便多了一些幽默，和耐人尋味。

從邊緣到推崇，理工科對文科的態度轉變，本質是面對AI對各類基礎崗位的全面滲透，文理科一同淪為了被技術淹沒的對象，所以理工科轉而渴望借助人文的力量，填補自身的技術短板，從而規避被AI替代的危機。遺憾的是，文科無法成為理工科的救命稻草，無力向AI發起絕地反擊。

2025年11月，北京798藝術區，浮光禮堂。

我在這座極具人文美學的空間，參加一場科技發布會。某個老牌ToB企業，宣布邁入AI驅動的新階段，推出了一款2C產品，就是情感陪伴智能體。賦予智能體有溫度的人設，是需要一點想象力的。所以，現場一位媒體人問道：理科生員工能做好這些文藝青年擅長的事兒嗎？

該企業負責人笑了，表示在調試情感陪伴智能體時，表現最出色的兩位團隊成員，恰恰是文科出身。

他甚至認為，讓文藝青年擔任AI產品經理，讓理科工程師專注本職工作，或許是更合適的分工。

文科能力的重要性被推至臺前，與當下企業規模化應用大模型的現實，是分不開的。

從2023年至2025年，企業AI轉型規模化提速態勢。QuantumBlack發布的《2025年人工智能的現狀：智能體、創新和轉型》，對全球105個國家，涵蓋不同行業、規模企業、專業領域及資歷層次的近2000名受訪者，進行了調研，幾乎所有行業的AI使用量均呈上升趨勢。

這些企業在AI轉型過程中，除了技術研發崗需求外，大量新增崗位明確指向人文社科能力，幾類新增崗位看起來能吸納不少文科生：

一是AI敘事師（Storyteller），多見于游戲、智能體、短視頻行業，比如某IT企業在搭建情感陪伴智能體時，需要這類崗位構建完整的人物人設、對話邏輯與故事線，這些崗位青睞具備創意能力的人，比如學藝術設計、心理學，有游樂園創意策劃或輿情相關經驗的從業者。

二是AI標注師，大語言模型需要更多的高質量語料，需要人類給AI當語文老師，教它讀懂人類語言里的潛臺詞，標注師不只是簡單打標簽，也要具備社會學、語言學素養，能理解文本中的情感傾向、文化語境差異等。

三是AI倫理師，也就是給AI做道德審查，避免它說出冒犯弱勢群體等不恰當的話，或者幫用戶寫勒索信之類的倫理錯誤。Google、Anthropic等企業都新增該崗位，要求哲學、法律和社會學的敏感度。

還有AI藝術設計師，負責優化AI生成內容的美學質感，校驗內容的藝術合規性，OpenAI為Sora模型招募的紅隊，就屬于這類。

這些崗位對人文社科能力的青睞，本質是AI的技術短板，恰好撞上了文科生的長板。這讓“文科生逆襲”的說法迅速走紅，成為當下科技行業最熱門的敘事之一。

周鴻祎等科技大V發文稱，人工智能時代文科生可能更有優勢。斯坦福AI實驗室主任李飛飛則呼吁：每個頂級AI實驗室都該有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有江湖傳言，一位退學的藝術生創建了重要的AI基礎設施。

幾十年來，文科還被視作技術前行路上的累贅，持續走向衰落。比如歐洲人工智能的發展滯后，常被歸因為對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倫理法則的過度堅守，認為是人文層面的約束，桎梏了技術創新的腳步。

為什么現在，文科又被技術人士追捧，能對理工科形成降維打擊？

不久前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馬斯克拋出一句預言：2030年，AI的智慧將超越全人類總和。留給舊世界的時間，只剩2000天。

在這樣的絕境預判下，文科被捧為人類最后的壁壘，說它能用人文精神，替人類向AI發起一場絕地反擊。

可現實是，文科這片被AI淹沒的洼地上，建構不起堡壘。

AI能力的不斷上升，讓技術的潮水悄然上漲，一寸寸吞噬了文科生的職業機遇。

最先被淹沒的，是底層的文科生。

肯尼亞、烏干達的廉價公寓里，一群學過文學、教育、出版的年輕人，在屏幕上點選著“憤怒”“喜悅”或“中立”。他們是Meta通過外包公司Appen雇傭的AI標注員，任務是教算法讀懂人類語言里的諷刺、俚語和文化潛規則。

他們的文字功底，變成了大語言模型的燃料。這份數據民工的工作，顯然與形而上學無關，所謂的人文價值更是無從談起。

2025年，AI的潮水漫過了白領的辦公桌。

北京、上海的Selina、Evon還在老家過春節，DeepSeek-R1登上了熱搜，一夜之間，品牌文案、公關策劃、政務文秘，這些曾經被視為文科生體面歸宿的白領崗位，集體失守。

這類文書工作對文字嚴謹度、格式規范性要求高，卻缺乏核心創意壁壘，恰好成為AI的精準打擊對象。

“道心破碎，我這二十多年的努力算什么”，一位作家在社交平臺崩潰發帖。

AI科學家、技術大佬們都說，文科能力很重要。但不等于文科生重要，這是99%普通文科人正在吞咽的艱澀現實。

那剩下的1%呢？

2024年4月，Sora視頻生成模型闖進電影圈，一時間“AI取代導演”“AIGC第一劍，先斬群演”的輿論爆發。OpenAI緊急宣布，招募人類藝術家組成紅隊，來調試和優化AI生成的內容。似乎，文藝工作者還是可以跟AI共存的。

但諷刺的是，這些被請來的藝術家，事后卻集體起訴OpenAI：他們的作品被用于訓練模型，卻沒有獲得授權。所謂的高階文科，也被AI用完即棄。

文科生被AI淹沒了。那科技企業所追捧的文科能力究竟是什么呢？

目前，沒人說得清楚。

一家智能體公司，曾找過資深的游戲世界架構師來打造情感陪伴智能體的故事引擎，對方的文字創作能力毋庸置疑，但實際運行效果卻并不理想。

核心問題在于，除了文藝創作能力，還需要結合AI的技術優勢與短板，將創意轉化為提示詞工程等實操環節。作為產品經理，必須能獨立完成從創意到落地的閉環，僅靠單一的人文素養是不夠的。

這些人文+技術交叉的新機會、新崗位，本身是否成立、能否長久，仍是未知數，自然不可能成為文科生的出路。

技術的潮水靜靜上漲，早已淹沒了沉默的大多數。所謂文科的絕地反擊，不過是一場被寄予厚望的幻覺。

當人文必須通過證明自己對AI有用，才能獲得認可，才得以在技術時代立足，它的自我價值就已經消失了

有學者認為，16到18世紀的人文學科之所以興盛，那個時代的人文學者之所以不需要自我焦慮、自我辯護，是因為在歷史的變動時期，他們始終在批判、在追問。他們批判的是人們希望批判卻沒有能力表達批判的，他們追問的是人們希望追問卻無從追問的。在那個時代，人文影響了大眾，反過來也確立了自身學科的價值。

反觀當下，文科必須證明自己對AI有用，它就已經失去了最珍貴的超越性。

就在人文自我消解的時刻，理工科卻突然開始呼喚人文、推崇文科教育。為什么？

因為AI的潮水，終于漫過了他們的堤岸，來到了技術陣營的大門前。

硅谷正經歷史上最密集的科技裁員潮。谷歌、Meta、亞馬遜三年裁掉超20萬人，大部分都是基層程序員、測試工程師。在印度，曾經靠廉價人力承接全球代碼外包的產業帝國，也在AI面前失勢。200美元的月費，就能讓大模型完成過去整個團隊一周的工作量。

有公司發出了一則激進的推文，宣布封存了人類編寫的最后一行代碼。

這場生存危機倒逼理工科群體開始反思：當編程可以vibe，當人類的匠心手作在AI面前毫無成本優勢，自己又該如何立足？

于是，他們將目光投向文科，投向那些AI當下還難以復刻的人文能力，如共情、創意、批判思維。對文科的追捧，是理工科在危機下的自我救贖。

1952年，庫爾特·馮內古特在《自動鋼琴》中預言：“機器取代的，首先是體力勞動，然后是常規工作，最后，也許會是真正的腦力勞動。”

過程也許有所不同，但結果也許已經被言中了。那就是，AI并不偏愛文科或理科，它是眾生平等器，平等地漫過每一個學科的堤岸。

文科在此岸，理科在彼岸，中間涇渭分明，這是19世紀工業時代留下的學科分野，曾高效地培養出了工業化所需要的專才，卻在AI掀起的洪流面前，顯得如此僵硬而脆弱。

傳統學科，開始主動跳入水中，嘗試在新時代中學習浮沉。

2021年的一天，蘭州大學社科院的呂鵬教授，給一家AI企業的生態負責人，發了一條消息：“你們的AI培訓班，找計算機的老師搞得這么轟轟烈烈，我們社科院的老師是一個更大的群體，你們為什么不考慮呢？”

兩個人一聊才發現，社科的方方面面涉及國計民生，很多領域確實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效能。比如社會調查、數據分析等，那些都需要有AI的加持才可以提升效率。呂鵬老師提議：能不能也給社科老師搞一個人工智能培訓？

于是，“社科老師的第一堂人工智能課”悄然開班。

結業那天，呂鵬老師說：“雖然學的是技術和編碼，但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成為所謂的‘碼農’，更重要的是通過將社會情境與社會知識融入代碼之中。”

與此同時，理科也在悄悄“文科化”。

2013年，羅得島設計學院校長約翰·梅達，啟動了STEAM核心小組，將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與藝術和設計（A）融合。她說，我們不能再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來討論STEM與文科教育的關系。

馬薩諸塞州安多弗市的公立學校系統將STEAM教育列為首要目標，得克薩斯州的德索托西部中學開設了iSTEAM3D磁性學院，學生通過《我的世界》（Minecraft）設計城市、學習規劃，用3D打印機實現實體建模，通過蛋白質解密游戲（Foldit）學習化學知識，同時為科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更激進一點的，甚至繞開了大學體系。

專注于大數據分析的人工智能公司Palantir，直接招募高中生，用高強度文科訓練，培育他們的價值判斷力。

這些探索指向一個真相：工業時代的學科分類制度，19世紀的學科框架，早已無法回答21世紀的時代命題，走到了必須變革的節點。

只是，變革太慢了。文理融合，從觀念普及到共識達成，再到制度性安排與實踐落地，這中間有漫長的道路。

對文科價值的遲來認可，對融合教育的緩慢推進，或許永遠追不上AI進化的浪頭。

當我們才開始重新審視人文的意義時，AI的迭代早已駛入快車道。

2026年1月，Anthropic CEO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發布兩萬字長文《技術的青春期》，提出2027年，可能是AI的成年禮，也是人類社會首次面臨系統性斷裂的窗口期。

技術的能力以指數級曲線增長，將很快結束它的青春期，長大成人，擁有接近甚至超越人類水平的通用智能。而達里奧·阿莫迪給出的提議中，仍在強調文科能與人文素養。

然而正如我們所觀察與體會到的，無論文科生或文科本身，都無力扛起絕地反擊的大旗。而留給文科自我革新、人文與技術相磨合的時間，或許是馬斯克的2000天，或許是達里奧·阿莫迪的一兩年。言而總之，所剩無幾。

期待文科的絕地反擊，此時此刻或許已經晚了，但并非毫無意義。對人文價值的期許，背后是一種永恒的沖動：通過文科教育，我們能知道自己是誰，想要什么，以及為什么我們重要。到了最后的最后，也應該讓我們自己定義自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