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倉日本清倉中國，巴菲特算準了美日國運，唯獨算漏了這一件事！

前幾日瀏覽財經資訊時，注意到比亞迪港股單日重挫近7%，A股同步下探4.2%，股價跌至近三年最低水平。

那一刻，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一位標志性人物——沃倫·巴菲特。

這位傳奇投資人早在四個多月前便將所持比亞迪股份悉數出清，如今股價應聲回落，這究竟是偶然共振，還是早已洞悉先機？

更引人深思的是，他同期對日本五大綜合商社的持倉紋絲未動，甚至在公開演講中明確表態：“五十年后，美國仍將居于全球核心地位，而日本亦將持續增強其經濟韌性。”

此番操作一經披露，輿論場瞬間沸騰。有觀點稱“股神正悄然撤離中國”，有人斷言“日本經濟即將迎來拐點”，更有投資者陷入焦慮，反復權衡是否該同步減持手中中國相關資產。

但客觀而言，這些解讀大多偏離了本質。縱觀巴菲特長達六十余年的投資生涯，他何曾押注過抽象宏大的“國家運勢”？他真正精算的，始終是資產負債表上的真實現金流、分紅能力與資本成本。此次撤出中國、加碼日本，歸根結底只指向一個詞——穩健。

只是，這位年屆九十四歲的投資巨擘或許未曾預料：中國近年來的發展路徑，早已主動跳出他所熟稔的經典估值框架，不再沿襲傳統資本市場的演進邏輯。

先來解析他為何堅定持有日本資產。

當人們看到“重倉日本”四字，本能聯想到經濟回暖或結構性復蘇。可若拆解其底層邏輯，真相遠非表面那般簡單。

巴菲特布局日本，實為一場高度精密的跨市場套利實踐，堪稱教科書級的資本運作范本。

你是否了解當前日本的基準利率水平？即便進入2026年初，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上調至0.75%，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屬極低區間。巴菲特敏銳捕捉到這一窗口，果斷在日本發行以日元計價的債券進行融資，綜合資金成本穩定維持在約0.5%。隨后，他將這筆低成本資金全部配置于日本五大綜合商社的股權之中。

這五家巨頭分別是：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與丸紅株式會社。它們共有的顯著特征是：連續多年維持5%以上的現金股息率。

細算這筆賬：融資成本0.5%，股息回報5%，凈利差高達4.5個百分點。哪怕股價零增長，僅靠分紅即可實現穩定收益。更關鍵的是，這筆投資幾乎未動用自有本金，絕大多數資金來源于日本本土的廉價信貸。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關鍵事實：這五大商社雖注冊地在日本，但其盈利來源早已高度全球化。以住友商事為例，超六成營收來自海外業務；三井物產則深度掌控澳大利亞鐵礦資源與巴西深層油氣區塊。

換言之，這些企業本質上是“在日本資本市場掛牌的全球資源樞紐”，主營業務覆蓋全球范圍內的礦產開發、糧食流通與能源調度。

巴菲特真正買入的，并非日本本國經濟增長預期，而是借助該國超低利率環境，鎖定全球大宗商品貿易鏈條中可持續、高確定性的現金流入。

還有一處細節值得玩味。近期美國財政部長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美方不會介入外匯市場以支撐日元匯率。這句話釋放的核心信號是：日元持續貶值的風險，將由日本獨自承擔。而巴菲特早已通過金融衍生工具完成匯率風險對沖，無論日元漲跌，均不影響其實際收益。

因此，我們應當清醒認識到：日本在此輪資本游戲中所扮演的角色，實則略顯被動——人為壓低本國利率，吸引外部資本以極低成本融資，再用于收購本國核心上市資產。這并非經濟強勢的體現，反而是金融主權讓渡后的現實選擇。

巴菲特恰恰精準錨定了這份結構性被動。他賺取的是制度性套利收益，與所謂“日本國運”毫無關聯。

再來看比亞迪這一側。

部分投資者因巴菲特清倉動作，便推斷比亞迪基本面已出現根本性惡化。這種推論顯然缺乏數據支撐。

最新行業數據顯示，比亞迪仍是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榜首，中國新能源汽車全產業鏈配套成熟度、垂直整合能力及技術迭代速度，依然位居世界前列。就連巴菲特長期搭檔查理·芒格生前多次盛贊比亞迪為“制造業領域的顛覆性典范”。倘若企業真實競爭力已然衰減，如此權威評價絕無可能持續出現。

那么，巴菲特為何執意退出？

他在年度股東大會上給出的答案極為坦率：地緣政治擾動因素。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比亞迪本身是一家卓越的企業，但它扎根于中國這一特定地緣環境中。美國政府隨時可能出臺芯片出口限制、動力電池合規審查、實體清單擴容等非市場化干預措施，這類政策變動完全脫離商業邏輯與財務模型預測范疇。

不確定性，恰是巴菲特畢生投資哲學中最忌憚的變量。他重倉蘋果、可口可樂，是因為這些企業深嵌于美國現行制度體系之內，監管邊界清晰、政策路徑可預期、治理結構透明。而中國企業面臨的外部約束，則存在大量不可量化、不可預判的行政干預變量，無法納入其經典DCF（現金流折現）模型進行風險定價。

對他而言，這不是對中國發展前景的否定，而是對一類特殊風險敞口的主動規避——不是不愿賭，而是無法用既有工具衡量勝率。

不過，當我們深入探討這一現象，便會觸及更本質的命題。

巴菲特的投資范式，本質上是一種“秩序依附型”邏輯。他青睞何種資產？具備壟斷優勢、現金流充沛、商業模式高度可復制、能長期穩定收租的標的。無論是在美國收購鐵路網絡、能源基礎設施，還是在日本增持綜合商社，其底層思維一以貫之：依托既存國際經濟秩序，在規則框架內獲取確定性回報。

而中國當前的戰略選擇，恰恰是對這套運行多年的舊秩序發起系統性重構。

觀察近年發展軌跡：中國光伏新增裝機容量穩居全球首位，風電累計裝機規模領跑世界，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十年蟬聯第一，工業機器人年新增裝機量占全球總量逾50%，全國已建成5G全連接工廠超8000家。

這一連串數字背后折射出什么？是中國不再滿足于在西方主導的產業分工體系中擔任制造執行者，而是加速構建自主可控、技術引領、標準輸出的新一代全球價值鏈。

昔日日本綜合商社靠什么構筑護城河？壟斷全球初級資源定價權與物流通道。中國大力發展光伏產業，正是要打破能源領域百年來的定價權壟斷格局。歐美傳統車企憑什么持續盈利？依托內燃機時代積累的龐大專利壁壘與技術標準話語權。中國全力推進電動化轉型，實質是以全新技術路線繞開歷史包袱，讓上百年的發動機技術積淀瞬間失去競爭效力。

這才是“新質生產力”的真實內涵：它并非在既有賽道爭取更高份額，而是直接重塑賽道規則、定義游戲玩法、重新分配全球價值蛋糕。

這對巴菲特而言，無疑構成巨大挑戰。他畢生經驗建立在存量經濟秩序之上，能夠精準評估石油公司儲量價值、鐵路公司貨運周轉效率，卻難以用傳統估值模型去測算一個國家推動全球產業范式轉移的戰略意志，也無法為其設定明確的風險系數與收益函數。

于是他做出最符合自身認知邊界的決策：資金投向那些他能清晰理解、穩定預期、可靠計量的資產——日本商社、美國鐵路，皆為舊秩序下的核心受益方。至于中國，他認可其中存在世界級企業，但選擇保持距離。

回望整起事件，巴菲特減持中國、增持日本，既非唱衰中國經濟潛力，亦非押注日本經濟復興。這只是他基于自身知識圖譜與風險偏好，所作出的最合乎邏輯的資金配置選擇。

他是舊秩序紅利的最大分享者，擅長在存量市場中挖掘套利空間；而中國正在開辟的，是一條以技術創新為引擎、以制度重構為支撐、以全球影響力提升為目標的增量發展之路。二者遵循截然不同的演化邏輯。

巴菲特能準確預判日本將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也能合理假設美國將竭力維系現有國際治理體系。但他低估了一個關鍵變量：中國不會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那樣，接受西方為其劃定的發展坐標與角色定位。

所謂國運，并非由某位投資大師的買賣行為所定義，也不取決于短期跨境資本流向。它扎根于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技術突破頻率，體現在智能工廠的良品率爬坡曲線，凝結在工程師團隊攻克“卡脖子”環節的日日夜夜。

94歲的巴菲特或許還能精準計算出未來幾年的最優投資組合收益，但關于下一個時代規則的書寫權，從來就不掌握在華爾街的彭博終端與Excel模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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