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是第一位要求當大軍區司令的，總政對他另有安排，推辭：不行

1956年10月下旬，長江邊的涼風裹著晨霧，吹進南京白下路的校園。剛從戰役系課堂走出的廖漢生習慣性地抬手敬禮，神情卻有些游離。此時的他并非普通進修學員，而是一位肩扛中將軍銜、經歷過大小百余戰的老政工干部。遠離前線的講堂生活，對他來說既新鮮又別扭。

學員們聚在食堂，議論最多的是畢業后的去向。誰會留校，誰又要去大軍區掛帥，一時眾說紛紜。有人悄聲打趣：“十二個大軍區，缺的只剩新疆！”那句調侃撞進廖漢生耳里，猶如撥開霧障。新疆，地廣人稀，事務繁雜，卻也是他舊日戰友王恩茂一肩挑三職的地方。他心中一動：自己若能前往，或可替兄弟分憂。

這種念頭并非臨時起意。早在1955年授銜后，他就發現，許多資歷相當的同志已出任大軍區正職，唯獨自己空檔待定。從西北野戰軍走出來的他向來直爽，不慣拐彎抹角，干脆給總政寫了份簡短申請，行文只有一句核心——請求赴新疆任司令員。

不久后，他被請進北京西長安街那間燈光柔黃的辦公室。蕭華抬頭，話鋒開門見山：“新疆之事，組織自有安排，你的崗位在南京。”短短一句，等同于蓋棺定論。廖漢生仍不死心，沉聲回應：“蕭主任，我想到新疆去。”對面的答復只有兩個字：“不行。”

有意思的是，蕭華并未立即解釋原因，而是輕輕推來另一份任命：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培訓部隊高級指揮員，這份看似安穩的崗位，讓廖漢生皺起眉頭。他自認“只在抗戰時期當過教育科長，對現代化教學一竅不通”，心底更向往崇山峻嶺與沙場號角。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八一大樓，找彭德懷說理。

“新疆地處邊陲，王恩茂三職纏身，換誰都吃力。我去，正好分擔。”他語速極快。彭德懷聽完，抽空一句評價：“主觀愿望可貴，但要服從全局。”短短數語，已是定調。離開總參大院時，廖漢生第一次感到，軍旅幾十年自己說服不了命運。

為什么偏偏是院長？答案要追溯到此前一年。戰役系三個月的精準考核，他和張震分別拿下一等、二等獎。更關鍵的是，1955年撤銷西北軍區后，他在精簡整編、籌劃合成軍隊編制時的大膽設想，被總部視為推進軍改的可行樣板。總政判斷：這種兼具實戰與謀略的將帥，放在教學一線，能帶出新一代統帥。

外界不乏議論。一些老戰友在信里寫道：“你是打出來的政委，何苦釘死在課堂？”面對質疑，他沉默許久，只回一句：“組織需要。”那年冬天，南京大雪封路，他卻在燈火通明的教室里推演蘇德戰役，用石灰在黑板上畫出一條條縱深火力線，把當年在綏包戰場上摸索出的“鏈式迂回”打法拆解給學員；說到興處，他會揮手比劃坦克穿插角度，神情與當年沖鋒時并無二致。

不得不說，他的課堂氣氛截然不同于傳統填鴨式教學。先拋問題，后找證據，最后讓學員推導出結論。有人形容：“像在聽前線指揮所的電話記錄。”這一做法，讓學院里的年輕師資大開眼界，也暗合1950年代末“戰役學科體系”從蘇聯翻版向自主創新的轉軌要求。

1957年6月，學院首屆戰役系畢結式。臺下的52名學員各懷心思，有的將奔赴濟南軍區，有的重返炮兵部隊，還有人被分配到海空軍作戰部門。把名單念到第十八位時，會場突然爆發掌聲——那是廖漢生親手調訓、被譽為“沙漠狐貍”的新疆籍學員買買提江。他后來在1962年邊境自衛反擊中擔任團作戰參謀，表現出色。傳言稱，廖漢生聽到戰績報告時，眼圈發紅，低聲道一句：“去不了新疆，也算圓了個愿。”

兩年后，高等軍事學院在北京組建，南京軍事學院部分班系北遷整合。廖漢生未再提出調動，他已深知培訓高級將領比親赴前線更具長遠價值。院務資料顯示，1958—1964年，他直接主持編寫戰役教材37部，其中21部沿用至1980年代，這批材料對后續合成兵種課程、對抗演習大綱影響深遠。

值得一提的是，其間他仍保持一野特有的直率風格。一次講評演習方案時，他拍桌提醒主作業員：“你這火炮展開距離按平原算的，新疆高原怎么辦？”全場無聲，隨后爆發笑聲，尷尬頓消，卻無人再敢對地形輕忽。類似細節，成了學院師生流傳已久的小段子。

有人統計，在1950年代提出主動要求出任大軍區正職的將領鳳毛麟角，而把意愿如此明確寫進報告的，廖漢生或許是第一人。他最終沒能如愿，卻在另一條戰線上翻開篇章。1964年底，他離開講臺調任總后勤部政委，這一次，他再沒說半句“去新疆”。

軍旅生涯有時像棋局，落子未必如心，但每一步都關乎大局。廖漢生當年那句“組織需要”，聽來平淡，卻把個人抱負與整體戰略自覺地捆在一起。對一位久經沙場的中將而言，能在槍炮聲漸遠的年代安靜執教，或許比馳騁邊疆更顯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