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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襄陽市,居然有二十多家精神病醫院,跟我們這兒的牛肉面館一樣,開得到處都是。”這是新京報報道中,病人家屬這句看似夸張的抱怨,卻成了湖北襄陽等地精神病醫療亂象的真實寫照。當“免費住院、免費接送”成為招攬病人的誘人招牌,當護工、保安搖身一變成了“住院病人”,當“假出院”成為應付檢查的常規操作,我們不得不問,如此大規模、系統性的欺詐騙保和違規行醫,難道當地監管部門真的毫無察覺?
從報道披露的情況看,這些亂象絕非一時一事,醫院下鄉“拉客”、虛構診療項目、限制病人自由、甚至毆打患者……種種行為早已超出了個別醫院管理失范的范疇,儼然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根本沒有精神疾病的人,僅因“想戒酒”或“找個地方養老”,就能在多家醫院順利“被精神病”并辦理住院。醫護人員直言不諱地教授家屬如何“報假警”以符合收治條件,醫院系統內堂而皇之地記錄著從未實施過的“心理治療”“行為矯正”,這一切,都是在醫保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的背景下,明目張膽地發生著。
監管的“知情”與否,或許不能簡單用“是”或“否”來回答,更可能的情況是,一種“選擇性失明”或“慣性麻木”在起作用。精神病專科醫院因其封閉性,本就存在監督盲區,病人認知能力受限,家屬探視不便,社會監督難以介入,這給了一些不法機構可乘之機。
然而,這絕不能成為監管缺位的借口,醫保基金結算有數據,衛健部門有日常檢查和年審,病人住院時長、費用結構、出入院頻率等異常指標,在專業監管者眼中本應是清晰可見的“紅燈”。當一家醫院大量收治“酒精依賴”患者卻按“精神行為障礙”報銷,當病人常年住院卻只見吃藥不見其他治療,當住院人數與醫護配置嚴重失衡,這些顯而易見的漏洞,為何未能觸發有效的監管干預?
深層次看,亂象叢生背后是多重監管的協同失靈,衛生健康部門負責醫療機構和人員資質、醫療質量的監管;醫保部門負責基金使用審核與支付;公安、民政、殘聯等部門也涉及相關群體的管理,任何一個環節守住底線,都不至于讓問題惡化至此。但現實卻是,可能每個部門都只盯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或認為“主要責任不在我”,形成了“都在管、都沒管好”的尷尬局面。
私立精神病醫院投資小、回報快,在扭曲的利益驅使下,一些地方或許甚至將其視作某種“產業”,在監管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至媒體曝光,才慌忙成立“聯合調查組”。
必須指出,這種監管失效的代價是沉重的,它首先直接損害了國家醫保基金的安全,這些“救命錢”變成了少數人的“唐僧肉”。其次,它嚴重侵害了患者權益,讓本應得到救治的人得不到有效治療,甚至遭受虐待,而無需住院的人卻被剝奪自由,成為“搖錢樹”。最后,它踐踏了醫療倫理與社會信任,讓“精神病院”這個本應提供關懷與救治的場所,蒙上了恐怖的陰影,導致真正需要治療的患者諱疾忌醫。
湖北已成立省級聯合調查組,這是一個必要的開始,調查不應止于處理幾家涉事醫院,更需倒查監管責任,厘清為何長期存在而未被制止。更重要的是,要以此為契機,構建起對精神病專科醫療機構更嚴密、更透明的長效監管機制,比如,強制安裝并有效監控視頻系統,打破封閉性;建立跨部門的患者信息共享與核查機制,防止“被精神病”和虛假住院;引入第三方或患者家屬代表參與監督;對醫保報銷實施更精細化的智能審核,對異常數據實時預警。
精神病院不是“法外之地”,更不能淪為監管的“盲區”,當它比牛肉面館還多時,拷問的不僅是人性的底線,更是監管的責任與良心。公眾期待,這次調查能真正揭開蓋子、斬斷利益鏈,更重要的是,推動建立讓弱者得到庇護、讓騙局無處遁形的制度籬笆,別再讓“免費”的幌子,掩蓋住吞噬醫保資金和人性尊嚴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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