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中國國際經貿發展新機遇

“十五五”時期是全球經貿格局深度調整、新舊動能加速轉換的轉型期，同時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階段。過去五年，在經歷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貿易戰等極端外部沖擊的洗禮之后，中國的對外經貿活動展現出了強大的韌性與令人矚目的創新活力，使我國擁有了應對未來挑戰與不確定性的堅實底蘊。同時，新技術革命的興起，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我國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部署也為我國對外經貿發展提供新的歷史性機遇，在相關因素的共同推動下，我國的對外經貿活動也即將邁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圖/中經視覺

對外經貿發展的機遇

與過去五年相比，“十五五”時期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都面臨著新的變化，其中一些將可能成為引領我國未來對外經貿發展的重要機遇。

從國際環境變化來看，我國對外經貿發展的機遇可能蘊含在如下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持續深度調整。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以歐美為代表的先發國家普遍陷入主權債務風險持續發酵、收入分配矛盾加劇、社會意識形態分裂以及產業虛擬化與空心化的困境。這些困境不僅反襯出我國在吸引全球產業資本過程中所擁有的低成本性、高開放性和強穩定性優勢。同時，傳統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引領能力與控制能力方面的下滑，以及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也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騰挪創造更趨多元化的市場空間。

二是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加速孕育。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突破性進展正在為全球經貿發展注入全新活力。一方面，顛覆式創新有助于進一步打破發達經濟體在高端產業領域的長期壟斷，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歷史性契機；另一方面，以數字技術、綠色轉型，特別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的深度應用在提升貿易效率、改變成本結構的同時也衍生出了大量的新興業態和組織方式，為國際貿易創新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是中美戰略博弈進入新階段。中美戰略博弈仍將是“十五五”時期全球經貿格局變化的核心議題之一，但博弈形態將可能發生深刻轉型。經歷前期貿易戰、科技戰的反復博弈，美國對華戰略已經顯現出從“全面脫鉤”轉向“競爭式共存”的態勢，包括在戰略目標上放棄全方位打壓的極端策略，轉而追求“小院高墻”式的選擇性脫鉤，維護其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優勢；在戰略方向上，從側重對外打壓中國產業發展轉向對內重塑本土產業競爭力，吸引制造業回流；在戰略支點上，呈現從亞太地區適度收縮、強化對拉美地區控制的“新門羅主義”傾向，并試圖通過構建區域排他性貿易聯盟，擠壓中國經貿發展空間。這種轉型使得中美經貿關系在未來將呈現“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復雜態勢，同時從直接的貿易壁壘轉向制度、規則、創新、基建、人才等更為底層的競爭。在這一轉變背景下，過去一段時間所出現的中美經貿關系全面阻絕的態勢將可能獲得一定的緩解，且向底層競爭的回歸也有助于進一步釋放中國在人才、基建、產業生態等領域的優勢。

從國內環境來看，“十五五”時期我國的對外經貿活動也將獲得更多來自國內經濟體系的支撐。

一是對外經貿活動依托多重優勢疊加形成的強大發展韌性。一方面，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積累的完整產業體系優勢依然穩固，能夠實現從基礎零部件到終端產品的全產業鏈供給，抗風險能力與產業配套能力仍在全球獨樹一幟；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擴大內需戰略的啟動以及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推進，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也將在“十五五”期間得到顯著釋放，由此形成的消費需求也將成為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匯聚的核心磁場。此外，我國目前在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供給以及伴隨制度型開放而衍生的營商環境優化方面的優勢也均在我國新型區位優勢建設的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支撐對外經貿活動深入開展的強大支柱。

二是經貿發展模式從“兩頭在外”向基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深入推進。在擴大內需戰略的推動下，國內市場需求潛能的持續釋放不僅能夠通過強化規模經濟與虹吸效應實現生產要素的匯聚和創新潛能的激發，促進出口的規模提升與結構升級，同時可以借由進口擴張的反哺效應提升海外需求，強化對全球高端要素和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匯聚，為出口增長提供可持續發展的依托，進而形成“國內大循環牽引國際循環、國際循環賦能國內循環”的良性互動格局，為外貿發展提供穩定的內部支撐。

三是單邊開放和自主開放的進一步增強。在全球保護主義蔓延、多邊貿易體制遭遇挫折的背景下，我國作為全球多邊開放體系的堅定維護者，主動擴大單邊開放與自主開放，這不僅是大國擔當與發展自信的彰顯，同時也是基于“互利共贏”新開放理念的主動作為。通過自主降低關稅、擴大市場準入、優化營商環境等，在數字貿易、綠色經濟、服務業等領域率先探索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規則體系，不僅展現了我國堅持對外開放的戰略定力，同時也在通過釋放制度紅利、吸引全球資源要素集聚等方式提升我國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四是“十五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也將進入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的新階段。對內方面，我國將通過深入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加快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高標準建設，以及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保稅區等各類開放平臺協同發力，為經貿創新提供更豐富的制度試驗空間與政策支撐；對外方面則通過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參與重要領域和新興領域的國際規則與標準制定，強化與國際主流規則的接軌水平，以此實現從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轉變，為對外經貿活動的開展提供更有利的制度與政策保障。

我國對外經貿發展的主要趨勢

基于上述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展望“十五五”時期，我國的對外經貿發展預計將呈現如下一些發展趨勢。

貿易規模穩步增長。在經歷了前期的負面沖擊后，我國目前的對外貿易已初步構建起多點支撐的格局。在市場支撐方面，伴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啟動和共建“一帶一路”的縱深推進，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已取得顯著成效，在對美出口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實現了對歐盟、東盟、拉美以及非洲等地區出口的超常增長，有效對沖了單一市場的波動風險；在產業支撐方面，以裝備制造業和“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優勢產業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傳統產業也在通過智能化、綠色化改造煥發活力，為貿易規模增長提供堅實產業基礎；而在制度支撐層面，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封關運作以及自貿區制度型開放的持續推進也為我國未來的貿易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制度空間。加之中美貿易戰進入相持階段，前期關稅壁壘、技術限制等負面沖擊逐步緩和，我國外貿規模預計在總體上將呈現穩步增長態勢。

貿易結構持續升級。在技術革命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雙重驅動下，我國的新質生產力也將加速培育，并為我國外貿產業升級提供核心動力，推動其繼續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綠色化方向深度轉型。在產品結構方面，隨著創新能力的增強和技術瓶頸的突破，我國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進一步鞏固，出口占比持續提升；在綠色低碳領域，光伏、風電、新一代動力電池以及氫能等新能源產品需求持續旺盛，將成為外貿增長的重要支柱。在技術內涵方面，伴隨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發展，以工業機器人、智能裝備、物聯網與3D打印為代表的新一代工業技術也將深度賦能傳統制造業，通過向智能化、信息化升級實現生產方式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同時，在業態結構方面，貿易活動也加速向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轉型。“黑燈工廠”、新型定制化代工等新興業態，以及跨境電商、服務貿易等也將成為對外貿易的新增長點。

空間格局多元協同。伴隨全球經濟區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我國經貿格局在未來也將呈現“多元化布局、區域化協同”的發展態勢，市場布局更加均衡，在鞏固歐盟、美國等傳統發達經濟體市場的同時，深耕東盟等周邊市場，大力開拓拉美、非洲、中東等新興經濟體市場。同時，伴隨著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加速擴容，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實質性結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穩步推進，以及RCEP、共建“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合作框架經濟紅利的持續性釋放，區域產業鏈供應鏈聯動性持續增強，形成“區域內循環、區域外聯動”的合作格局。

經貿規則迭代升級。隨著全球經貿規則進入重構期，我國在“十五五”期間也將逐漸實現從規則追隨者向規則參與者、制定者轉變。一方面，我國將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準入，并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公平競爭、環境標準等領域深化改革，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我國也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特別是在數字貿易、綠色貿易、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牽頭構建符合我國發展利益與發展中國家訴求的規則體系，推動國際規則的公平化、包容化發展。

貿易投資協同深化。未來的對外經貿發展還將逐漸打破傳統貿易與投資活動的區隔，著眼于突破貿易壁壘和優化產業鏈布局的要求，推動二者從相互獨立運行轉向深度協同發展。一方面，在全球貿易壁壘強化、本地化要求日趨提高的背景下，對外投資將日趨成為構建自主可控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手段，并可借由海外布局生產基地、研發中心以及物流樞紐等，帶動中間品和設備等出口；另一方面，貿易開放度的進一步提升可以強化國內企業對于國際市場與國際要素的充分利用，并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培育對外投資所需要的技術優勢和產業鏈整合能力，由此形成投資與貿易雙向賦能的良性循環。

不確定性壓力下的供應鏈格局重構。“十五五”期間，我國的對外經貿活動在面臨諸多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復雜環境的挑戰，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便是經濟力量對比失衡催生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以及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地緣政治沖突所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保護主義的蔓延盡管不會徹底逆轉全球化的進程，但會使全球化進程從傳統多邊協作向基于地緣政治、文化認同和意識形態劃分的次級圈層退行，圈層內部因共同經濟利益與價值共識，開放深度與協作密度不斷提升，而圈層之間的貿易壁壘與競爭張力顯著增強。同時在中東、東歐地緣沖突持續加劇的背景下，傳統商品與要素流動的穩定性預期也遭遇嚴重破壞，在這一背景下，全球供應鏈將進一步呈現“近岸化”“短鏈化”和“區域化”的特征，而我國未來的供應鏈布局也可能隨之出現從歐美向亞太地區轉移，且更趨多元化的重構趨勢。

把握外貿發展機遇的實踐路徑與措施

在充分了解“十五五”時期我國對外經貿發展所面臨的歷史性機遇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下一階段我國對外經貿發展同樣面臨諸多內部制約因素，包括區域間在對外開放方面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貿易整體的質量和效益水平有待提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弱化，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足夠規模，新舊動能轉換任務依然艱巨；產業鏈供應鏈存在薄弱環節，部分資源、核心技術與關鍵零部件領域對外依存度較高，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有待增強；服務貿易發展相對滯后；外資準入方面的隱性壁壘有待消除，等等。這些因素可能會成為“十五五”時期對外經貿發展的主要國內障礙，同時也是新時期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將發展機遇轉變成為發展成果的主攻方向與實踐路徑。

深化貿易創新發展，構建現代化貿易體系。在新技術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立足技術發展的前沿，以創新活動推動貿易質量、結構、效益的提升是實現外貿高質量發展目標的根本所在。為此，一方面，應當聚焦貿易活動的創新發展，依托基礎技術創新和應用場景的開拓不斷優化貿易結構，包括聚焦中間品貿易拓展，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升級，壯大“新三樣”等優勢產業出口規模，支持傳統產業開展智能化、綠色化、品牌化改造，提升產品附加值與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應不斷開辟新興貿易領域，做強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完善服務貿易促進體系，擴大數字服務、研發服務、金融服務等高端服務出口，提升數字貿易標準化水平。此外，還應積極培育與新技術特征相適配的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支持跨境電商、市場采購、保稅維修、離岸貿易等健康發展，建設一批高水平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與海外倉，完善跨境物流體系，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

擴大制度型開放，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體制保障。結合“十五五”時期對外經貿發展的要求與趨勢，一方面，應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新型區域經濟合作框架，通過對標國際標準，完善國內制度體系，推動相關規則的國際接軌能力，同時加強在數字貿易、綠色貿易、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國際合作，增強在國際經貿規則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另一方面，還應以自主開放引領深化外資、外貿體制改革，包括加快推進國內制度與標準體系的統一化建設，依托信息化、數字化技術進一步提高通關便利化程度與行政效率，針對易受沖擊的重點行業及中小型民營外貿企業建立常態化幫扶與風險化解機制，聚焦服務領域進一步壓縮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破除外資企業“準入不準營”的各類隱性壁壘，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以及加強外貿外資綜合服務體系建設等，為對外經貿活動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

深化對外開放平臺建設，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前沿。海南自貿港、自貿試驗區以及各類改革綜試區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和重要試驗田，未來需進一步釋放其“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進一步發揮其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核心承載平臺的作用。為此，需要加快推動自貿試驗區戰略升級，通過聚焦擴大服務業開放與外資準入，探索數據、資金、人員跨境流動的制度與政策框架，推動產業集群創新與高能級產業生態建設，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深化對外開放的路徑；依托海南自貿港持續探索以“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為核心的稅收政策體系與新型通關模式以及與離岸貿易相適配的跨境金融體系；同時在堅持頂層設計基礎上，可借鑒“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賦予各開放平臺更多自主權，激發地方制度創新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并形成一批可復制經驗及時在全國推廣落實，促進開放平臺功能的有效輻射與外溢。

優化開放空間布局，建立區域間協同開放新格局。打破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促進各地區協同開放是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涵之一。基于該要求，可以統籌優化對外開放的空間布局，形成東中西部聯動、陸海統籌的區域間協同開放新格局：一方面，依托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區域，打造高水平開放增長極；另一方面，支持延邊地區依托邊境口岸、綜合保稅區等平臺，發展邊境貿易、加工貿易，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同時，完善內陸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產業對接能力，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梯度轉移，并鼓勵內陸地區對接國家戰略需求與本地特色優勢發展產業集群，打造高水平開放的戰略腹地。

推進貿易投資融合發展，構建穩定高效的產供鏈體系。穩定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是新時期對外經貿活動發展的核心支撐。需要以貿易投資融合發展模式積極培育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增強自主可控能力。為此，一方面，應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互聯互通與產能合作，統籌推進重大標志性工程與“小而美”民生項目，強化基礎設施的“硬聯通”與規則標準的“軟聯通”，通過深化雙向投資與產能合作，帶動裝備、技術、標準和服務協同輸出，探索形成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合作新模式；另一方面，應加快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拓展制度型開放空間，通過深耕RCEP經貿合作，積極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主動對接CPTPP高標準經貿規則等，推動我國企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整合區域資源。此外，還應強化戰略性關鍵領域的全球投資布局與本地化運營，應有針對性地加強對海外資源能源產地、關鍵物流樞紐和通道的戰略性投資布局。在重要中間品、關鍵零部件等領域深化國際研發與生產合作，鼓勵企業開展本地化經營，建設海外生產、服務和研發中心。推動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形成“以投資帶動貿易升級、以貿易服務投資布局”的良性循環，切實提升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力和影響力。

統籌發展與安全，筑牢經貿安全底線。當前外部環境復雜多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牢牢守住經貿安全底線，筑牢風險防控屏障。一方面，應著手構建與高水平開放相適配的風險防控型監管體系，聚焦數據跨境流動、出口管制、許可審核、調查執法等關鍵領域完善制度設計，強化全流程監管閉環，引導企業建立合規管理體系，夯實安全開放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應健全全鏈條風險防控與應對機制，建設精準高效的貿易摩擦預警體系，完善涉外法律服務與援助機制，深化貿易調整援助制度實踐，筑牢涉外知識產權風險防控與維權防線，豐富對外貿易調查工具庫，精準應對各類新型貿易限制措施。此外，通過深化國際合作拉緊經貿紐帶，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以增強經貿活動抗風險韌性；拓寬大宗商品、關鍵中間品進口渠道，推動供應來源多元化，從源頭保障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實現開放發展與安全保障的動態平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國際經貿研究室主任 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