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調查50年前懸案。案子沒破，卻意外讓失散多年的姐弟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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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的一個下午，兩個男孩正騎著車在馬里蘭州的鄉間小路上穿梭，突然間，他們發現田野里躺著一名半裸的女子。

兩個孩子湊近看了看，這名女子昏迷不醒，呼吸困難。她的頭發和指甲很臟，很可能是爬行時留下的痕跡。她的皮膚有些曬傷，說明她可能已經躺在這幾個小時了。

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襯衫和胸罩，內衣和襯裙被丟在附近的草叢里，其他的東西都不見了。警方沒找到她的錢包，也沒發現任何能說明她身份的物品。

這名女子被緊急送往醫院，醫生發現她的腹部有多處瘀傷，顯然她生前遭到了毆打。她還中風了，右側頸動脈中的血栓導致她大腦缺氧。

最終她昏迷了54天后去世了，她的身份始終是個謎，案件也因此擱置了下來。

（警方呼吁民眾提供幫助）

直到2024年，當地的冷案偵探韋德重新調查起了這起舊案。他希望DNA技術能幫他揭示這名女子的姓名，并引導他找到嫌疑人。

最終，他弄清楚了她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調查案件的過程中偶然找到了一對失散多年的姐弟，他們倆的故事深深觸動了他，他越是研究，就越為之著迷。

“這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案件之一，”韋德說道。

這對姐弟的故事始于賓夕法尼亞州西南部的一個工業小鎮，姐姐名叫瑪麗，弟弟名叫查克，他們還有一個更小的妹妹，名叫朱迪斯。

他們的父親在當地工廠工作，母親則全職在家照顧孩子。在朱迪斯出生后，這對夫婦又生育了三個孩子，但全都夭折了。

后來隨著父母婚姻的破裂，瑪麗、查克和朱迪斯被送到了俄亥俄州一家名為帕瑪代爾兒童村的孤兒院。

（孤兒院的舊照片）

帕瑪代爾孤兒院照顧著400多個孩子，他們不全是孤兒，有些孩子的父母無力撫養，或者不愿意撫養。這所孤兒院位于克利夫蘭郊區，由幾棟都鐸風格的集體住宅組成，如今已被夷為平地，孤兒院的記錄也所剩無幾了。

在瑪麗模糊的記憶中，她來到孤兒院時好像只有8歲大，也就是說，當時查克大約6歲，朱迪斯比他還小一歲。

對瑪麗和查克來說，孤兒院里的生活只有痛苦，尤其是查克。

“我從小就是個壞孩子，”他說。“實話實說。”

查克從小就不太守規矩，他頂嘴，逃學，還離家出走。他還在俄亥俄州的一個農場待過一段時間，那里收容的都是些犯了輕罪的少年犯。

所以孤兒院的護工很看不起他，她們總是當面羞辱查克：“你長大了肯定是個罪犯。”或者她們會說：“你就是個賓夕法尼亞鄉巴佬！”

瑪麗則是個好女孩。她說，她到了孤兒院就和弟弟分開了，因為那里男孩女孩是分開住的。

他們的下一段共同記憶是在幾年后，他們倆一起被送到了一個糟糕的寄養家庭。至于妹妹朱迪斯，她被別人收養后，已經慢慢從這對姐弟倆的記憶中淡去了。

寄養家庭的夫婦對姐弟倆十分苛刻，他們衣不蔽體，吃不飽飯，還得一直做家務。“我們一直想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才落得這般境地，”瑪麗回憶道。

查克想逃跑，他讓瑪麗跟他一起走，但她害怕了。

“我的背上現在還留著他們毆打我們時留下的疤痕呢，”她說。查克回憶到，他們會用一根腰帶懲罰他，還有一根九節鞭。

隨著時間推移，這對姐弟甚至漸漸忘記了他們的親生父母是誰。他們只能互相依靠，他們會在夜里偷偷溜出寄養家庭，睡在附近的樹林里，把兩個垃圾桶頂對頂地扣在一起，然后鉆進去。

瑪麗和弟弟依偎在一起，這讓她感到安心。

“弟弟脾氣古怪，像個惡棍，但他是我的慰藉……我和他形影不離。我很愛他。”

后來寄養家庭虐待事件曝光，姐弟倆又回到了孤兒院。

瑪麗在14歲時離開了孤兒院，那年是1958年。一位社工幫她找了一份服務員的兼職，她一邊上學一邊打工養活自己。

查克則是從孤兒院里逃出來的。后來他輟學了，在碼頭找了份工作，偶爾去看看瑪麗。

她唯一留存的那個年代的紀念品，是一張查克少年時期的大頭照，照片上的他留著油頭。查克的紀念品則是三張瑪麗19歲時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戴著學士帽，穿著學士服，笑容燦爛，那是她高中的畢業紀念照。

（瑪麗的畢業照）

姐姐畢業后，查克去參軍了，后來他患上了PTSD，失去了過去大部分的記憶。至于瑪麗，她嫁給了一家連鎖牛排餐廳的區域經理，之后她搬了家，組建了自己的家庭。

到了1971年，瑪麗、查克和朱迪斯都已經20多歲了，她們各自分散，關系疏遠。

同年7月，馬里蘭州的兩個男孩發現了那具無名女尸。

當地警方發出了尋人啟事，尋找這位女子的身份，但他們一無所獲，指紋數據庫中也沒有她的指紋。最終她只能以簡·多伊（對無名氏的稱呼）的身份死去。

當時警方確認她遭到了性侵，技術人員甚至在她的襯裙上發現了精液，但在1971年，警方可還沒有DNA技術。最終這案子只能不了了之。（DNA技術于198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正式用于刑事案件偵查）

她的遺體被捐獻為解剖標本，后來骨灰被撒入州立精神病院紀念園內一座紀念逝者的石碑旁邊。

（無名女尸的骨灰葬在這里）

另一邊，查克退伍回家了。因為PTSD導致的失憶，他已經忘了自己的姐姐。

在他心中，照片里那個穿著學士服的年輕女孩不再是他的姐姐，而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他很久以前在寄養家庭遇到的孤兒，一個他記不起名字的知己。他只記得自己對這個女孩有著深切的感情，雖然他常常假裝冷漠。

“從戰場回來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拋下了。”

查克通過重新開始生活來應對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這位曾經身陷少年農場的孩子重新學習，最終獲得了成人教育證書，并成為了一名建筑工人。

他做過屋頂、外墻、排水溝，還做過電氣工作，最終在2010年順利退休。他的生活平靜地流逝著，只有一個問題時不時在他腦海中泛起一個浪花——“我到底是誰？”

查克曾經開車回孤兒院想查看自己的檔案，結果有人告訴他，那里發生過一場火災，所有東西都燒毀了。在那之后，他也就不再去考慮自己的身世了。

（查克看著自己年輕時的照片）

至于瑪麗，她記得照片里那個油頭小子就是查克，幾十年來，她一直感覺自己缺失了一部分，但她不知道該如何去尋找他。

瑪麗的女兒琳恩說，尤其在母親年邁后，她好幾次提到“我不記得我的父母了”。但她經常提到查克，有好幾次她情緒低落地說：“我真不知道我做錯了什么。”

原來她一直覺得查克不再聯系她是她的過錯。

琳恩和她的妹妹從小就知道，她們有個查克叔叔，他從小就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每當姐妹倆不聽話時，母親就會責備她們：“你們跟查克簡直一模一樣！”

她們知道母親仍然想著他，也知道母親已經接受了再也見不到他的事實。

“她可能已經放棄了，”琳恩說，“但我們沒有。”

姐妹倆奔波于圖書館，翻遍了全國各地的電話簿，她們找出所有名叫查爾斯·沙基（查克大名）的人，給他們寫信，可她們始終沒有收到過回信。姐妹倆后來還在網上搜索過，但她們的叔叔仍然杳無音訊。

瑪麗倒是清楚自己的身世。她的出生證明上寫著父母的名字，但她對自己的父母卻沒什么感情。

“我不認識他們，”瑪麗淡淡地說，“我也沒想過我的妹妹，因為我也不認識她。”

“我只認識查克。”

（查克留給瑪麗的唯一一張照片）

瑪麗不知道的是，她的愿望，將會以另一種方式實現。

韋德是一名有著24年警齡的警官，目前在馬里蘭州洛約拉大學法醫學系任教。他告訴學生，破案就像小時候玩的拼圖游戲，需要耐心、對枯燥乏味工作的忍受能力，以及能夠發現細節的敏銳眼光。

2019年，韋德被任命為當地的冷案警官，專門負責偵破過去遺留下來的懸案。很快，他就在成堆的案卷中，發現了50年前的無名女尸案。

（韋德警探）

韋德聯系了法醫，詢問是否還有線索保存下來。但遺憾的是，當初那件沾有精液的裙子已經不見了，死者尸體的部分組織也因為長時間泡在防腐劑里而無法提取DNA。

所以，這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了？

沒想到5年后，也就是2024年的秋季，案件有了新的進展。一家私人實驗室告知韋德，如今的技術已經可以從泡在防腐液的人體組織中提取DNA了。

韋德立刻重啟調查，他將組織切片寄了過去，這家公司很快制作出了無名女尸的基因圖譜，案件終于有了進展，韋德非常興奮。

他開始尋找與無名女尸匹配的基因，很快，一家基因公司就找到了她可能的親戚，他的名字是：查爾斯·沙基，也就是查克。

2024年的冬天，韋德給查克打了個電話，他想問問查克是否有一個在20世紀70年代初失蹤的女性親戚。查克一開始覺得這是個詐騙電話，兩次掛斷了韋德的電話。

最終兩個人還是聊了一會兒，查克說他很抱歉，他從小在孤兒院長大，對自己的家庭一無所知。

韋德覺得遺憾，又有點愧疚，畢竟他揭開了別人童年的傷疤。不過查克還是好心提供了唾液樣本，以便將他的DNA與無名女尸的DNA進行比對。

沒想到沒過多久，檢測公司緊急致電韋德——查克并不是無名女尸的遠親，他就是她的兒子！

韋德驚呆了，他很快在1950年的人口普查中找到了4歲的查克，以及他的姐妹瑪麗和朱迪斯，還有他們的父母——加布里埃爾·沙基和莎拉·米勒。

54年后，那位倒在田野里的無名女尸，終于有了名字。

（50年前的調查記錄）

當韋德打電話告訴查克這個消息時，查克更多的是驚訝，而不是難過。

韋德告訴了查克案件的進展，查克的父親在離婚后搬了家，并在1968年去世了，所以他不是殺死前妻的兇手，這個結果讓查克松了口氣。

至于查克的姐妹，他目前還沒有找到。

在一個多月之后，韋德在調查案件期間，終于在伊利諾伊州找到了瑪麗。瑪麗現在已經離婚了，如今她在一家老年中心擔任接待員，跟一只名叫吉吉的西施犬生活在一起。

在電話里，韋德講述了她母親的死亡，然后告訴她他已經和她弟弟談過了。

“真的嗎！？他還活著！？”

瑪麗突然嚎啕大哭起來……

她跟韋德要了查克的手機號。掛斷電話后，她給他發了條短信：

“嗨，查爾斯，我是你的姐姐米爾德里德·沙基。我想給你打個電話，你能發短信告訴我一個方便通話的時間嗎？”

（瑪麗發給查克的短信）

從那之后，這對幾十年未見的姐弟倆終于又取得了聯系。

通過短信和視頻通話，查克沉睡的記憶也隨之蘇醒。他認出了瑪麗。照片里的孤兒，垃圾桶里的女孩，他的姐姐，瑪麗也感覺自己重新完整了。如今只要心情好，她就會主動聯系弟弟。

“我在上班，但還是想跟你說聲早安。這里還在下雨。我們需要一個陽光明媚的好天氣。愛你”

81歲的瑪麗患有嚴重的關節炎，需要使用助行器。79歲的查克患有呼吸系統疾病，需要一臺便攜式呼吸機輔助呼吸。

隨著秋意漸濃，他們聊了起來，并約定在10月見面。兩個人相距880公里，但他們都不喜歡坐飛機，所以瑪麗的女兒們會開車送她去查克家。

至于死者莎拉，她的死因仍是個謎。

孩子們被送到孤兒院后，她去哪了？死亡當天也是她47歲的生日，她為什么會遭人襲擊？韋德對此一無所知。

韋德覺得，自己可能永遠無法找到嫌疑人了。畢竟如果莎拉還活著，她應該已經101歲了，兇手和認識她的人可能早就死了。

雖然這個案件破獲的可能性不大，但這家人已經給韋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經幫莎拉恢復了名字，也讓她的部分家人團聚，接下來，他想找到朱迪斯。

在瑪麗和查克向他講述了孤兒院的情況后，韋德花了幾個小時在數據庫中搜索他們妹妹的蹤跡。但他幾乎什么都沒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他在報紙檔案里發現了一則舊廣告：

“任何知曉米爾德里德·瑪麗·沙基或查爾斯·勒羅伊·沙基下落的人士，請聯系朱迪斯·安·沙基·約翰斯頓，電話：504-729-6511，下午2點至晚上10點。”

（朱迪斯在報紙上刊登的廣告）

這則廣告于1975年刊登在克利夫蘭的一家報紙上，韋德仔細研究了它。

這個號碼來自一家早已消失的餐館，“下午2店到晚上10點”意味著朱迪斯當時可能在餐廳上班，沒有家用電話。也許一個姓約翰斯頓的家庭收養了她，她似乎還記得自己哥哥姐姐的姓名，或者她的親生父親曾經聯系過她？

這份線索讓韋德信心十足：“我敢保證，只要派人到那里實地調查，兩周之內就能了解她的全部情況。”

可惜的是，韋德來晚了。

2020年，朱迪斯因心臟病去世，享年72歲。她的骨灰無人認領，還放在當地停尸房里。

去年9月，韋德給當地驗尸官辦公室打電話，詢問朱迪斯的骨灰。電話那頭的人告訴他：“嗯，根據我的記錄，她還在這里……就在架子上。”

最終韋德自掏腰包100美元，把骨灰運回查克家里，讓兄妹幾人能在一個下著雨的秋夜里團聚。

（朱迪斯的骨灰）

那天晚上，查克穿著牛仔褲，坐在裝修好的地下室的凳子上，氧氣機嗡嗡作響。瑪麗和她的女兒們從車庫走了進來。瑪麗拄著助行器，穿著一雙毛茸茸的拖鞋。

查克遞給她一朵白玫瑰。

“你看起來不錯，”她說。

“你看起來棒極了！”他回答道。

“哎呀，我真是太狼狽了，”瑪麗說道，糟糕的天氣把她的卷發都弄亂了。

兩人親吻了臉頰，沉默了一會兒，彼此凝視著對方。

（姐弟重逢的時刻）

之后，查克擁抱了哭泣的侄女們；查克的妻子點了披薩，還拿出了零食；瑪麗宣布：“我們是一個大家庭……一個62年沒見面的家庭。”

這時，一個身材魁梧、留著平頭、穿著連帽衫的男人走了進來，瑪麗倒吸了一口氣。

“韋德警探！”她輕聲驚呼。查克沒告訴她他邀請了韋德，他想給她一個驚喜。

“嗨，親愛的！”瑪麗說著，跟韋德擁抱在一起。她抬頭看著他。“你不知道我有多感謝你……”她拍了拍查克的肩膀說道：“這是我的弟弟。”

原來韋德推遲了和妻子計劃已久的度假計劃，他告訴他們：“我必須來這里。”

（韋德警官也到場了）

第二天早上，查克和瑪麗坐在廚房里回憶往事。朱迪斯的的骨灰盒就放在幾英尺外的臺面上。兄妹倆時不時地瞥一眼它。

“如果我們三個能在一起就好了，”瑪麗說，但她其實并沒有太多回憶起這個她不記得的妹妹。

她現在有弟弟了。

“你現在沒那么固執了，”她說。

“我依然脾氣暴躁，”他堅持說，“不過沒那么暴躁了。”

她伸手握住他的右臂，緊緊地捏了一下。他回握住她的左手，笑了。她眼眶濕潤了，她的女兒們就站在查克叔叔身邊。

“我再也不會失去他了。”

re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dc-md-va/2026/02/07/cold-case-sibling-reunion-howard-cou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