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化呈現中國深歷史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何以中國”的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如果細細追問，這一個問題就會變成兩個：一是“什么是中國”，定義其內涵；二是“為何形成中國”，追溯其過程。

　　其實中國并不缺少對于“我們是什么”“我們為什么會變成這樣”的敘事和理解。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學術研究，或者說共識。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共識更多來源于中國的史學傳統。到了近現代，特別是有了自覺的民族國家，也就是“中華民國”之后，我們中國人自己對于古代的理解，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一個“上下五千年”的時空框架。20世紀初以來的歷史教科書，普遍采用從“黃帝紀年”開始的歷史敘事，“上下五千年”作為一個響亮的口號，朗朗上口，深入人心。這是基于當時的社會形勢和地緣政治壓力，中國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方式振臂，對國家歷史的重新建構。今日的中國已經不同往昔，站在當代考古學與歷史學所搭建的階梯上重新審視，這段模糊的、由傳說和信史共同構成的漫長歷史不僅變得日漸清晰，亦變得更久遠更鮮活。“上下五千年”也因此成為一個文化符號，而不再能承載“何以中國”的追問和答案。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希望紀錄片《何以中國》可以通過考古學的學術成果呈現一部視覺化的中國深歷史，也希望通過這本書，使這樣的努力成為一種更為持久的分享。

　　為什么是考古學？理由很簡單，要研究文字發明和使用之前的久遠的人類歷史，要看見文字記錄之外的鮮活的古代社會，考古學是我們唯一的途徑。有了考古學以后，我們可以實實在在地通過科學獲取信息的方法、科學分析資料的手段，去分析、復原和理解幾百萬年前的古人類，幾萬年前的現代人，一萬年前開始安土定居的我們的祖先。有了考古學之后，我們有了看見過去的新的窗口和眼睛，看到的不再只是人名、事件和年份，更是具體的物、具體的場景和具體的歷史樣貌。我們開始對這樣一些很早的、遠遠超出了歷史文獻框架的人類群體的歷史，有了一種新的研究和探索的方法。

　　西方在有了考古學這樣的一個學科、在它發展出新的研究范式之后，對于中華文明史的追溯，仍然是以甲骨文為起點的。隨便找一本英文的考古教科書或科普讀物，同兩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列的，仍然是殷墟、商王朝和黃河流域這個“中華文明的搖籃”——這樣的認知遠遠滯后于本書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基于自身研究經驗的局限，西方學者形成自己對“何以文明”的定義，面對一個缺乏文化實踐體認的東亞異邦，即便是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也往往只能從有文字自證的地方開始，構建對東方文明進程的認識框架。但是，這顯然不是我們要追溯的“何以中國”這個過程的全部。

　　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這幾年大家都會被四川三星堆遺址吸引眼球。通過對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的宣傳，很多人知道了在公元前1200年之前，與中原商文明同時期的成都平原，已經有了這樣平行發展的本地文明，它的獨特面貌完全有別于我們熟知的以甲骨文和青銅禮器為代表的殷商文化。還有2019年申遺成功的浙江良渚古城遺址，是一個相當于4個故宮大小的5000年前的古代城市。沒有金屬工具就能達到的玉器手工業成就，沒有文字系統就能組織大規模社會營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這些不僅使它載入《世界遺產名錄》，也刷新了世界對文明的定義。而這些輝煌的過去都是用今天的地名來命名的——《史記》當中從來沒有良渚或者三星堆，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并不存在它們的蹤跡，是考古學家找到了這些歷史并給它們起了名字。這說明，人類的歷史并非僅靠文獻傳承，早期中國的歷史圖景遠比文字記載更為久遠、豐富和復雜。

　　當然歷史的價值遠遠不止呈現，我們了解自己的過去，是希望能回答“我們是誰，從何而來，將往何去”的終極問題。不同于世界其他遠古文明，中華文明能夠延續發展至今的內在脈絡是什么？為什么我們的文字、禮俗、思想和民族精神能始終相承而未中斷？這個文明古國如此強的韌性和生命力是從何時開始，又是如何造就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僅要延伸探索歷史的時間維度，也要有觀察古代社會的多重視角，更要能把握住歷史變化的宏觀節奏。而這些，都需要由考古學的重要發現與研究來實現。

　　紀錄片《何以中國》的初衷是將最新的考古學發現和成果視覺化地記錄下來。而現在這本書，去除了動態復原的歷史場景，文稿的學術性和藝術性得到了更為凝練的呈現。我們可以很不謙虛地說，支撐文稿形成的考古材料和觀點都是非常前沿的，甚至很多還在研究當中。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些兼具了學術性和前沿性的考古學成果來支撐、來幫助大家構建一部和以往的敘事有所不同的萬年中國史。

　　紀錄片的8集，也就是本書的8個章節，代表了我們理解的這個長尺度的中華文明簡史里面最重要的那些變化節點。

　　用一句話來說，這些變化節點就是現代人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然后是中國青銅時代來自不同部族的三代興替，一直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興起，即“中國起源”。

　　全書的編排并不完全按照時間順序。第一章是首先給出一個答案，就是“什么是中國”。我們重新學習秦漢史，它的核心是什么？它對后世中國這種延綿不斷的連續性的貢獻在哪里？我們在第一章里先把這個結果說出來，然后再回到最早的人類起源的階段，從頭說起。

　　接著的7章，它的宏觀節奏實際上可以從第五章《擇中》這里一切為二。《擇中》和之前的3章，講的是所謂的史前史，就是沒有歷史文獻記載的這樣一個人類文化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我們要解決的就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幾個最大的命題：什么時候開始有了農業？什么時候有了定居社會？什么時候有了社會不平等？什么時候開始產生了文明？這樣的宏觀變化是發生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是只有東亞地區才有。不同的區域，發生的時間節點和先后順序還不一樣。我們其實不用太去攀比誰早誰晚，因為如果按照冶金術和文字起源的標準來看的話，兩河流域文明或者古埃及文明，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所謂的文明成就上，節奏是比我們的要快的。我們之所以要慢慢地來把這個宏觀的節奏講清楚，就是因為這些變化的節點一步一步地決定了“何以中國”，或者說我們祖先走過的每一步都在不停地回應“何以中國”這個問題，在每一個節點都解決了“中國最終何以成為中國”的一些核心性的問題，也就是夯筑了“何以中國”的根基。

　　后半段則是關于先秦史即商周至秦的章節。這部分大家可能會有更多的已有知識可以來互文。從宏觀層面，我們希望讀者能看到中國走向一體化進程中的多元底色，夏商周的關系并不僅僅是王朝更替，夏商周疆域之外的早期中國也很精彩和重要，乃至于到了周代，影響后世的禮俗制度逐步成形，不同的封國、不同區域之間，都會有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實踐。而這些多元性才是秦漢這樣的一體化王朝最終能夠形成的最主要的基礎。

　　多元一體就像分子生物學中的雙螺旋結構，它是中國歷史的一體兩面，始終回旋交織著共生，它是人類遺傳的基因結構，也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基因密碼。所以我們用考古學敘事的第二個特點就是非線性。

　　我們以往學習的歷史可以用一根時間軸來理解，一個個時間坐標就像尺子上的刻度，無論疏密，它都是一個有明確先后順序和因果關系的線條。所以我們上學的時候都會覺得歷史是要背的，哪一年發生了什么，哪一年又接著發生了什么。而考古學看到的歷史不是一把標尺，時間是有形狀的。中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時間的形狀在萬年歷史中體現得非常充分和具體。因此，在不同章節，考古發現會帶著讀者走南闖北，看到我們祖先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早期中國不能被壓平在一條標注了年份的時間軸上，中華文明也并不是從一條涓涓細流里生發出來的。

　　中國歷史為什么沒有中斷？為什么這樣一脈相承？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韌性和生命力？這背后的核心并不是一體化這么簡單。“一體”只是一個表象，一體兩面的另外一面，就是多元。正是因為中國古代存在這樣的多元性，在空間上和文化多樣性上存在很大的騰挪空間，它才能夠有這樣的韌性，不斷地在內部進行調整、自我修正，然后不斷地繼續往前。所以這也是我們希望考古學或者希望《何以中國》可以帶給大家的：對歷史的理解不是線性的，而是全面的、多元的。

　　除了長尺度的歷史、非線性的歷史，還有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我覺得考古學可以讓讀者真正地貼近歷史、看到歷史的真實性，這就在于我們觀察的多重視角和實證方法。多重視角不光體現在歷史細節的真實感上，也有意識地在整個文本里面加重了一些小人物的視角——我們用了很多的出土文獻、簡帛文書，它們都是被無意識地留下來的，承載了普通人的視角對當時社會作出的記載。

　　我們的國家就像一個人一樣，從出生到成長，有挫折坎坷，也有高光時刻。在每一集每個章節中，我們選擇的敘事人物也是從少年、青年逐步走向成年，從遠古到秦漢，可以說是一部中國自己的成長史。

　　（作者為紀錄片《何以中國》學術總制片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