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執念,碾碎戴柳的北大夢!
1999年,戴柳以687分的優異成績,摘得湖北黃岡市文科高考桂冠,成為當年全市矚目的“文科狀元”。
她滿心期待即將邁入燕園,卻不料一場由至親親手導演的志愿篡改,將她的理想徹底攔腰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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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鄭重勾選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學,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父親悄然替換為中國政法大學。
心被徹底掏空的戴柳決然遠赴韓國,整整24年未歸故土,對父親的名字,更是緘口不言、避之如諱。
多年后,當她撥通家中電話,只輕輕一句“媽,是我”,電話那端的母親便瞬間泣不成聲,二十四載積壓的思念與隱忍,在那一刻轟然決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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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初中起,“北大中文系”就深深烙印在戴柳的生命藍圖里——那是她晨讀晚誦的動力源,是她伏案苦學的坐標軸,更是她青春歲月里最堅定的精神圖騰。
終于迎來高考,她以687分穩居黃岡文科榜首,北大錄取線早已輕松跨越。可命運偏偏在此刻拐了個急彎:父親擅自更改志愿,令她最終被中國政法大學錄取,與未名湖畔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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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位父親執意如此的緣由,并非出于理性權衡,而是深埋心底多年的未竟夙愿——他青年時曾渴望叩開中國政法大學校門,卻因分數所限黯然止步,最終只能選擇新聞專業。
如今見女兒高分奪魁,他竟將這份遲來的渴望投射于孩子身上,趁戴柳外出辦事、疏于志愿監管之機,徑直闖入學校,面見班主任,謊稱“孩子已全權委托我辦理”,語氣不容置疑,態度近乎脅迫,硬是逼著老師當場修改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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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班主任心存疑慮,但面對這位家長斬釘截鐵的姿態與反復施壓,終究未能堅守程序底線,將戴柳的首志愿由“北京大學”一筆劃去,替換成“中國政法大學”。
彼時的戴柳,仍在憧憬北大錄取通知書翩然而至的喜悅,直到手捧中國政法大學紅封信函的剎那,整個人如遭雷擊,僵立原地,久久無法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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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能地反復核驗收件人姓名、準考證號、考生信息,確認無誤后,瘋一般沖向學校招生辦公室,又接連撥打教育局熱線,一遍遍追問系統記錄——結果冰冷而確鑿:她的第一志愿,確為中國政法大學。
巨大的錯愕迅速轉為驚惶,她拼命回溯填報細節,猛然憶起:志愿填報當日,父親曾激烈反對她填報北大,反復強調“政法類院校更穩妥”“法律出路更寬廣”,言語中透著不容置疑的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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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立刻返回家中質問,父親起初矢口否認,拍桌怒斥、聲色俱厲,堅稱“絕無此事”,甚至揚言“你若不信,去查監控!”
但在戴柳一再追問、步步緊逼之下,他終是卸下偽裝,低頭承認:“是我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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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心寒的是,他毫無歉意,反以“為你長遠考慮”自辯,聲稱中國政法大學“專業對口、就業扎實、社會認可度高”,遠勝北大的“虛名”。
父女二人當場爆發激烈爭執,戴柳壓抑多年的委屈與不甘如火山噴發,她含淚嘶喊:“我熬了十二年,只為靠近未名湖一步,你卻用一紙篡改,把我的整個青春都抹去了!”
父親被激怒至極,情緒失控,抬手摑了她一記響亮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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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母親悄悄告訴她真相:父親此舉,不過是想借女兒之身,完成自己擱淺半生的理想。可這份披著“愛”之外衣的補償心理,落在戴柳身上,卻是最鋒利的精神凌遲。
她曾萌生復讀念頭,誓要重考北大,卻被父親冷言警告:“敢復讀,就斷你所有經濟支持,學費生活費一分不給,你也別想再踏進大學校門。”
萬般無奈之下,她只得收拾行囊,前往中國政法大學報到。但她暗自發誓絕不屈服,課業上全力以赴,生活中則主動疏離家庭,減少一切聯系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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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流轉至2003年,臨近畢業的戴柳站在人生岔路口:要么順從父親安排,回鄉執業做律師;要么孤注一擲,報考北大研究生,奮力追回遺失的夢想。
她深知,即便真能圓夢北大,也未必能真正掙脫父親的精神鉗制。恰在此時,一則消息點亮了她的希望——韓國國際法律經營大學啟動招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幾乎零成本實現海外深造。
她當即決定赴韓求學,可當消息傳回家中,父親勃然大怒,怒斥她“忘恩負義、不知輕重”,繼而將她反鎖屋內,嚴禁其接觸外界、辦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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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戴柳不再退讓。她以連續三天絕食抗爭,直至母親深夜含淚塞來一筆積蓄,并悄悄為她打開院門。當晚,她便帶著行李與決絕,登上了飛往首爾的航班。
初抵異國,語言不通、舉目無親、生存維艱,連基本交流都需靠手勢比劃。但她咬緊牙關,從零開始啃韓語、補法律、打零工,硬是在異鄉站穩腳跟,并順利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入職當地律所。
然而韓國職場壁壘森嚴,華人身份常遭隱性排斥,客戶質疑、同事疏離、晉升無望,日復一日的精神重壓幾近將她壓垮。最終,她選擇離開首爾,遷居節奏舒緩、民風淳樸的濟州島,尋求身心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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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她潛心修習茶道,考取韓國認證茶藝師資格;也邂逅了生命中的伴侶,兩人攜手在果園深處筑起一方靜謐茶舍,以溫潤茶湯為媒,向韓國友人娓娓講述龍井的清冽、普洱的醇厚、鳳凰單叢的蘭香,讓東方茶韻悄然浸潤異國土地。
但縱使已在濟州島落地生根、成家立業,她仍堅持一條無聲的底線:24年來,從未與父親有過只言片語的對話;僅每月固定致電母親報平安,并按時匯款,維系著母女間最樸素也最堅韌的情感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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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歲月沉淀,丈夫的包容與理解,讓她漸漸學會換位體察父母的焦慮與局限。為人妻之后,她更能共情那份望子成龍背后的笨拙與焦灼。可理解,并不等于原諒;釋懷,亦非遺忘——那場被剝奪的選擇權,早已在她靈魂深處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2022年盛夏,她終于鼓足畢生勇氣,撥通那個塵封二十四年的號碼。聽筒里傳來母親明顯蒼老卻依舊溫柔的聲音,戴柳鼻尖一酸,眼眶瞬間滾燙,二十多年積攢的情緒如潮水般涌至喉頭,幾乎失語。
母女倆通話近兩小時,全程未提父親一字。掛斷前,她輕聲說:“媽,我一切都好,你們多注意身體,以后我會常打電話。”話音未落,母親已泣不成聲,哽咽著反復應答“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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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后,母親在一次閑聊中悄然透露:父親這些年始終活在悔恨之中,常常獨自翻看她少年時的照片,對著泛黃影像默默垂淚,卻始終邁不出道歉那一步,仿佛尊嚴比親情更重。
又一個春日清晨,戴柳再次撥通電話。這一次,聽筒那端響起的,是父親沙啞低沉、略帶顫抖的聲音。他沒有辯解,沒有借口,只緩緩說道:“是爸錯了,太自私,太固執……對不起你。往后余生,你的路,你自己走,爸再也不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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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她在濟州島的茶舍窗明幾凈,春有櫻吹雪,秋有銀杏落,她與母親視頻時笑語不斷,偶爾回應父親幾句家常問候。那堵橫亙二十四年的高墻,正以極其緩慢卻真實可感的速度,悄然風化、松動。
只是時光不可逆流,當年那個懷抱《詩經》默誦于槐蔭下的黃岡少女,早已被歲月雕琢成異國茶席前從容持壺的女子。她依然熱愛北大,卻再不會踏入北京一步——有些夢想,注定以另一種方式安放;有些故鄉,終生成為地圖上不敢觸碰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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