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搶118年！日方嫻熟"踢皮球"，拒還中國“頭號流失國寶”

一塊重達9.5噸的唐代巨型石刻，在本應受到世代敬仰的故國土地上慘遭非法劫奪，繼而被悄然囚禁于日本皇宮幽閉森嚴的宮墻之內，長達118個寒暑春秋。

本該是一場莊重肅穆、承載民族尊嚴的歷史回歸儀式，卻在近期驟然滑向一場令全球輿論震驚錯愕的政治滑稽劇。日方所施展的“官僚式推諉術”，已臻化境，近乎登峰造極。

當中國歷史學者與一線媒體記者就這件被學界一致認定為“中國第一流失國寶”的歸屬問題提出正當問詢時，迎來的卻是日方一句云淡風輕的回應：“此事歸外務省管轄，我們僅承擔日常保管職責。”

這尊重逾九千五百公斤的歷史實證，此刻竟如一枚毫無分量的空心氣球，在多個中央機構之間被反復拋擲、來回推卸。這般看似荒誕不經的處置邏輯，其深層肌理中，究竟盤踞著怎樣一種既高高在上又戰戰兢兢的矛盾心理？

近來，“唐鴻臚井碑”追索行動再度掀起輿論高潮，而日方的應對姿態，堪稱當代國際文物追索領域中“系統性回避”的典型范本。

面對中國民間維權團體與學術界聯合發起的合法、合情、合理的返還請求，主管天皇事務的宮內廳，再度將那套爐火純青的“責任轉嫁術”演繹得入木三分。

當被直擊要害地追問歸還進程時，宮內廳廣報室負責人雙手微抬、神情淡漠，將全部職責徹底剝離：“此物屬國家所有，權屬認定權限在外務省；是否返還，您須徑直聯系外務省。”

好一個滴水不漏的“行政閉環”。這套話術的精妙之處，在于它以表面合規的程序外殼，嚴密包裹并遮蔽了最本質的殖民掠奪內核。你申請入宮實地考察？宮內廳即刻答復：“為保障皇居區域靜謐安寧，暫不開放參觀。”

你提交新發現的原始檔案與考古佐證？對方則表示：“材料已收悉，但暫不便表明立場。”你轉而致函外務省？記者發出的正式郵件至今杳無音信，連系統自動生成的確認回執都未曾浮現。

這便是他們定義的“制度性回應”。在其強盜邏輯的語境中，只要這塊碑體跨入皇宮正門，便自動完成一次非法“主權轉化”——被強行登記為“日本國有財產”。既已貼上“國有”標簽，則一切處置皆依日本國內法施行，全然無視其作為戰爭劫掠贓物的根本屬性與國際法上的非法淵源。

這恰似一名破門而入的竊賊，將偷來的古董座鐘鄭重錄入自家資產臺賬，并在失主登門索要時振振有詞：“抱歉，依據我家《家庭資產管理條例》，此鐘現已姓‘日’。”

這哪里是在討論法律？分明是以制度為盾、以流程為矛，對受害方理性與尊嚴的赤裸挑釁。這種極具迷惑性的“推責美學”，不僅是對千年信史的肆意篡改，更是對中國追索團隊數十載焚膏繼晷、披沙揀金之艱辛努力的冷酷踐踏。

這塊令日方如臨大敵、層層設防、諱莫如深的巨石，究竟承載著何等分量的歷史基因？它正是被中外史學界共同冠以“中國頭號流失國寶”稱號的——唐鴻臚井碑。

讓我們撥動時光之輪，重返公元714年的大唐開元初年。彼時海晏河清、萬邦咸集，唐朝中央政權在今遼寧旅順口一帶隆重舉行冊封大典，正式授予靺鞨部族首領渤海郡王爵位。為銘記這一彰顯中央權威、鞏固邊疆治理的重大政治事件，朝廷特命鐫刻巨碑，巍然矗立于鴻臚井畔。

碑面現存29字銘文，字字如鑿、力透石背。它絕非尋常石刻，而是唐朝行使國家主權、實施有效行政管轄東北邊疆的不可辯駁的物證。

然而，這段熠熠生輝的文明記憶，在1908年驟然中斷。彼時距日俄戰爭落幕僅四年，日本占領軍的刺刀已刺穿遼東半島的晨霧。他們覬覦的，從來不只是土地與資源，更是中華文明綿延千載的精神圖騰與歷史主權符號。

就在那個陰霾密布的四月，日軍將這座親歷盛唐榮光、見證民族融合的千年豐碑，奉為炫耀武力的“最高規格戰利品”。他們悍然拆毀護碑亭臺，動用重型機械強行肢解碑體，再以軍艦秘密運離。當巨型吊臂緩緩升起這塊國之重器時，仿佛也一并吊起了整個民族近代以來積貧積弱、山河破碎的沉重悲愴。

它被悄然運抵東京，旋即從公眾視野中徹底蒸發，最終隱匿于日本皇居腹地的“建安府”，成為天皇私藏秘檔中的一件沉默證物。

這一隱匿，便是整整118年。為掩蓋當年暴力掠奪的犯罪實質，日方曾在漫長歲月中實施近乎窒息的信息封鎖，嚴禁任何公開披露與學術研究。

他們真正恐懼的，從來不是一件文物的物理流失，而是歷史真相一旦破繭而出所引發的連鎖震蕩。因為只要這塊碑仍靜臥于皇居深處一日，它便以無聲勝有聲的方式昭示世界：這是一樁未受審判的戰爭罪行，這是一筆懸而未決的民族道義債務。

為何日方甘冒國際社會持續譴責之風險，也要死守此碑寸步不讓？甚至不惜調動宮內廳、外務省、國會乃至文化廳等多重行政力量，構建起一張精密咬合的“阻返協作網”？

撕開“國有財產”這層精心縫制的法律偽裝，內里暴露出的，是其拒不反省侵略歷史的頑固立場。中國政法大學霍政欣教授明確指出：依《海牙公約》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該碑屬于典型的戰爭期間非法劫掠物。

無論日本國內法如何將其包裝為“合法持有資產”，均無法撼動其作為“非法占有贓物”的根本法律定性，更無絲毫“原始取得”或“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礎。

但日方心知肚明：一旦開啟歸還唐鴻臚井碑的先例，即等于變相承認甲午戰后至日俄戰爭期間系統性文物掠奪的非法性。這已遠超單件文物返還的技術范疇，而將直接動搖其整套近代歷史敘事體系的合法性根基。

因此，他們必須將這場“皮球游戲”進行到底，直至終局。觀察其對待甲午戰爭期間劫掠的三尊漢白玉石獅的態度，即可窺見全貌。

同樣深藏于靖國神社與山縣有朋舊宅紀念館，同樣以“歷史歸屬不明”“缺乏返還依據”“需經國會審議”等理由百般搪塞，同樣拒絕對話、拒絕核查、拒絕移交。這顯然不是個別部門的失職，而是一種根植于國家歷史觀層面的“制度性賴賬”。他們妄圖借時間的流沙掩埋強盜的腳印；他們迷信拖延戰術終將消解正義的鋒芒。

殊不知，在信息高度透明、史料加速數字化的今天，此類掩耳盜鈴之舉，愈發暴露其邏輯的蒼白與立場的虛弱。正如上海大學研究團隊歷時多年編纂完成的《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正以無可辯駁的學術力量，一層層剝落日方構筑的虛假敘事外殼。

由姬巍教授領銜的課題組新近發掘的清代外交文書、日本陸軍省密檔及旅順地方志殘卷，猶如一把把精準的考古探鏟，直插日方所謂“合法持有”的虛偽內核。還有童增先生這樣的民間守護者，彌留之際仍緊握手稿，反復叮囑后人：“這份橫跨世紀的使命，豈容幾句官樣文章輕易搪塞？”

118年的守望，確實太過漫長，漫長到松柏老去、江河改道、城郭更迭。但請日方謹記：時間從不賦予掠奪者以正當產權，只會不斷累積受害者愈加堅定的意志與愈加清晰的訴求。

那塊靜臥于深宮暗影中的唐代石碑，雖不能言，但它每一道被鋼釬鑿刻的紋路、每一處被海水侵蝕的斑痕，都在以最沉靜的方式控訴那段恃強凌弱、蔑視公理的黑暗過往。

文物歸鄉，不僅是為了撫平一個古老民族百年創痛，更是向一切企圖扭曲歷史、粉飾罪行的力量莊嚴宣告：正義或許會經歷長夜，但絕不會永久缺席；而在歷史的強光之下，所有強盜式的邏輯，終將如冰雪消融、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