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鴻臚井碑歸途與跨世紀文物追索的現實困境

文︱陸棄

百年流失的唐鴻臚井碑，在上海發布的《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中第一次完整呈現其“立碑—存留—被掠—秘藏”的歷史軌跡，為追索者提供了扎實、嚴密、不可辯駁的證據鏈。這座建于公元714年的唐代中央政府碑石，原位于大連旅順，是冊封東北地區靺鞨族地方政權首領、確立唐王朝行政隸屬的重要歷史見證。1908年，日本占領軍以日俄戰爭戰利品之名，將其拆解運至日本，獻入皇宮收藏，成為中國“頭號流失國寶”。百余年的時間里，它的歸屬成為中日民間與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也映照出戰時掠奪與現代法理之間的復雜糾葛。

《總匯》的面世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里程碑，也是文物追索的一次新動能。出版之前，上海大學學者已將書稿帶往日本，并交由民間團體“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轉交外務省，試圖推動宮內廳正視文物返還問題。然而，日方的回應依舊充滿曖昧與回避：“需要向上級請示”“不好說”，宮內廳與外務省在責任推諉中形成層層屏障。推進會計劃提交最新《總匯》，而是否能被宮內廳接收，仍無定論。對于追索者而言，這種模糊與拖延不僅是程序障礙，更是心理與戰略的雙重考驗。

這一過程凸顯出中日文物返還的制度困境。日方以“國有財產”認定為由，拒絕承認唐鴻臚井碑及相關文物為戰利品，并將歸還決定推向外務省及議會，議會又將責任推向天皇，形成制度上的迷宮。在多次嘗試中，民間學者與志愿者往往只能從模糊的照片和有限的文獻中拼湊線索，推進真實的溯源研究。學術成果的完整性與實物的流失之間，形成一種時間與空間上的張力。

追索的阻力并不僅在制度表層，更涉及歷史認知與國際輿論。霍政欣教授指出，雖然百年前國際法尚未完善，但日本以戰利品掠奪文物并界定為國有財產的行為，其非法性與非道義性仍不容置疑。追索行動不能單靠法律訴訟，也需國際執法合作、外交談判以及民間推動的多重路徑。文物返還不僅是物理歸屬的問題，更是對歷史責任、國際規范和文化尊重的實踐檢驗。

學術追索與民間推動交織成一條漫長而堅韌的路徑。自1911年學者喬德秀記錄唐碑流失以來，幾代研究者不斷接力。近三十年來，隨著白城師范教授王仁富、童增等人的努力，以及大連大學、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等機構的參與，研究和追索進入快車道。志愿者團隊在多國拍賣場、舊書市場、檔案館輾轉十余年，拼湊出唐碑百余件新史料，包括原址遠景、1923年運往日本首張照片，以及歷年彩色照片和海軍劫掠電報。散落各處的碎片，在日復一日的學術尋覓中逐漸完整，形成一條可追索的證據鏈。

民間與政府的協作同樣展現制度間的互動邏輯。聯合國級別的《敦煌宣言》、聯合18國發布的《青島建議書》等，為歷史文物保護和返還提供國際環境。國內學者與志愿者在此背景下，既推動學術研究，也通過民間外交與法律嘗試，將百年沉寂的文物歸屬問題置于現代國際規范的框架中。與此同時，日方的推諉與封鎖，彰顯制度與權力結構在歷史遺留問題上的復雜性。追索行動不僅需要耐心，更需對法律、外交與輿論的交錯效應保持敏感。

個人故事為追索行動注入深厚的人文溫度。志愿者崔寶娟回憶，童增臨終反復叮囑：“小崔你絕對不能放棄，我們有責任把屬于中國的文物追回來。”這是跨越世紀的使命感，也是對文物本身與歷史責任的深刻理解。文物雖遠，追索不止，每一段檔案、每一張照片、每一次面見和交涉，都是對歷史公正的微小推進，也是對民族記憶的守護。

日方的回避策略，反映出掠奪文物問題的國際政治敏感性。在戰爭遺留問題尚未完全和解的背景下，文物歸還成為清算歷史責任的重要環節。無論是唐鴻臚井碑，還是甲午戰爭期間被掠的三尊石獅，均體現出制度障礙與歷史記憶的交織：法律、議會、皇室與民間輿論共同構成一個復雜的操作空間。中國追索者在這個空間中，需要兼顧歷史研究、法律策略和國際溝通。

《總匯》的出版以及民間與學界的努力，說明追索不僅是物質的回歸，更是學術、文化與制度層面的綜合實踐。它呈現的是跨世紀的證據鏈、數代學者的心血，以及民間與政府協作的多維圖景。在漫長的追索歷程中，阻力從未消減，但每一次檔案翻閱、每一次跨國交涉、每一次照片比對，都是歷史正義的一次細微推進。

追索文物，不僅是歸還文化遺產，更是對歷史責任的當代回應。唐鴻臚井碑的回歸之路，體現了歷史記憶、學術研究、民間推動和國際法理之間的復雜互動。無論日方態度如何，追索行動所展現的堅韌、專業與使命感，構成了歷史與現實交匯的清晰證據：文物流失不等于歷史遺忘，追索行動意味著文明對正義和記憶的守護。

在跨越百年的尋覓中，《總匯》不僅是一部學術文獻，更是一種象征：讓歷史遺珍回歸的渴望從未因時間流逝而消減。民間志愿者與學者的堅持，政府推動的政策與國際協作，形成了文物追索的現實可能性。唐鴻臚井碑的歸途或許仍布滿荊棘，但這條路上的每一段努力，都讓中華文化的血脈得以延續，亦讓世人看到文明與正義在漫長歷史中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