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邊界與生命政治：跨越朝韓非軍事區的奇異親緣

1929年，元炳旿（Won Pyong Oh）出生于開城（Kaes?ng，今朝鮮非軍事區以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元炳旿剛剛完成學業，在父親元洪九（Won Hong Gu）的堅持下，他與兩位兄弟一同南下。他的家庭，也因此成為在戰事中被迫分離的數十萬家庭之一。受到父親鼓勵的他，奮發圖強，終于在韓國成為一名專業的鳥類學家。1965年，元炳旿偶然收到了一封東京國際鳥盟亞洲總部的來信，他從信中得知，一只兩年前由他標記的紫背椋鳥已經在朝鮮被捕獲并確認。而捕獲者，竟然就是他的父親元洪九。由于當時國際鳥盟在韓國并未設置辦事處，元炳旿在標記時使用了“日本”的字樣。但其父親元洪九知道該物種僅在朝鮮半島內遷徙，出于好奇，他聯系了東京國際鳥盟亞洲總部，方知標記這只鳥兒的人，正是遠在韓國的兒子元炳旿。彼時，由于朝韓南北分裂，父子倆已失聯十五年之久，彼此之間無法確定雙方是否在戰爭中幸存。而這只椋鳥為父親帶去了失聯已久的兒子的消息，其項圈也被元洪九夫婦珍藏，借此寄托對兒子的思念。通過與國際科學界的聯系包括與蘇聯、波蘭同事以及朝鮮同行的交往，元炳旿也斷斷續續得知有關父母的消息，但終生未能再見父母一面。

朝鮮于1992年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以紀念元洪九博士。郵票上畫了一只戴有鋁制環志的椋鳥，并印有“這只鳥飛向元洪九博士”（The bird flown to Dr. Won Hong Gu）的字樣。元洪九于1970年去世，而他的兒子元炳旿直到2002年才獲得韓國當局的許可，得以前往朝鮮訪問。圖片來源：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89.

元氏父子的故事不僅體現出朝鮮半島鳥類學史的發展，更折射出國家分裂帶來的創傷。朝鮮半島的分裂，使邊界成為高度政治化的象征，人們習慣將其視為軍事對抗與意識形態沖突的直觀體現。然而，在這條被鐵絲網與地雷包圍的分界線上，還存在著另一群持續穿越、無視敵意的人類鄰者，候鳥。文章以一只編號為 C7655 的椋鳥開篇，該鳥在遷徙過程中通過環志信息被重新確認身份，并經由國際鳥盟使得因戰事分裂而被迫分離，但同樣致力于與鳥類相關自然研究的元氏父子得以重新確認彼此存在，從而建立起一條跨越政治與地理的紐帶。[1]在這一敘事中，椋鳥 C7655 被賦予了跨越分裂、聯結親情的象征意義，仿佛自然生命以其自由流動彌合了人為制造的邊界。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種溫情化的講述實際上掩蓋了更為關鍵的現實條件。[2]當我們將視野從情感象征層面拉回制度與歷史層面，便會發現，這只飛鳥的“自由”其實深深嵌入于冷戰后的知識生產與權力網絡之中。它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記錄并跨國傳播，依賴的是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環志體系；非軍事區之所以成為絕佳棲息地，則恰恰因為高度軍事化導致人類活動受限；以及在全球化語境下跨國科學治理機制的建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鳥類的自由并未真正脫離政治，反而深陷于軍事化跨國知識生產網絡之中。[3]因此，我們不應僅僅以浪漫化視角把鳥類看作和平象征，而應看到人與鳥，乃至人與非人之間存在一種更具現實性的關聯。

為了說明人與鳥的關系，作者引入了“奇異親緣”（strange kinship）這一概念，即一種基于共同棲居于同一世界、共享身體性與生存條件的而非血緣、譜系或物種同一性的基礎之上的奇異親緣。[4]這一概念最早由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在《自然》系列講座中提出，后經當代思想家如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等學者的發展，成為多物種研究中的重要理論資源。在文章中，作者通過對椋鳥C7655的敘事，指出人與鳥之間的聯系并非源自象征性的情感投射，而是經由全球氣候變化、資本主義、證券化與國家權力交織等實踐不斷被塑造出來的。[5]這種親緣關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純粹文化的，而是一種在冷戰遺產、軍事化空間與環境保護實踐交織中形成的陌生卻真實的關聯。以椋鳥C7655的敘事為隱喻，將家族團聚的象征意義加于真實譜系的親屬關系之中，進一步將“奇異親緣”這一概念具像化，從而“模糊認知主體與被認知客體之間的明確界限”[6]，實現了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敘述視角，使鳥類不再僅僅作為人類政治情感的隱喻，而被視為共同塑造世界的行動者。

在作者對另一種瀕危鳥類——黑臉琵鷺（Black-faced spoonbill）的討論中，作者引發出與“奇異親緣”相關的另一重邏輯，這即是候鳥保護實踐及其展現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作為一種全球數量極為有限、主要分布于東亞沿海地區的瀕危鳥類，黑臉琵鷺在國際環保話語中被確立為旗艦物種，從而吸引科研經費、政策資源與公眾情感的集中。圍繞這一物種展開的環志、衛星追蹤與跨國協作機制，使其個體遷徙路徑可以被持續記錄、可視化并轉化為數據，從而支撐跨國家與地區的保護決策。在這一過程中，鳥類不再只是自然意義上的生命體，而被納入一套高度技術化、以監測和干預為核心的治理體系之中。

由此，作者將候鳥保護實踐置于“生命政治”的分析框架中。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將“生命政治”定義為“一種新的權力技術”[7]，用以描述現代權力通過統計、規范與管理來“優化生命”的運作方式，是一種全新的、伴隨著現代性而到來的政治形態，[8]其目的并不是“使你死”（死亡威脅），而是通過干預個體之生活形式來致力于如何“使你活”（扶植生命) ，[9]從而決定哪些生命值得被持續投入資源加以維持。在作者看來，黑臉琵鷺之所以被視為值得拯救的對象，并不僅僅源于生態系統整體性的考量，也與其在科學研究、媒體敘事與國際組織話語中所形成的“非人類魅力”[10]密切相關。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同樣生活在遷飛通道中的其他共棲物種，如海鷗、鸕鶿或魚類，往往被視為背景性存在，甚至在具體治理實踐中被當作干擾因素而加以排除。這種差異化的保護策略，揭示了在“非人類”的領域中，“生命政治”同樣運作著一種生命價值的等級秩序。與此同時，為了維持黑臉琵鷺賴以生存的棲息環境，相關保護政策往往需要限制當地居民的生產與生活活動，使部分人類群體在保護自然的名義下承受一定程度的犧牲。

可見，候鳥在復雜的權力網絡中也并非完全被動。“生命政治”并非僅作用于鳥類個體，也在無形中重塑著人類社會的空間結構與權利分配。在某種意義上，鳥類以其行動推動著政治體系開始承認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作者指出，黑臉琵鷺跨越國界的遷徙路徑將東海和南海的潮灘與濕地相連，同時將朝鮮半島、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柬埔寨緊密聯系，[11]并在濕地保護與生態監測等議題上展開協作。當鳥類數量變化、疾病擴散或棲息條件惡化，多國必須共同協調政策，從而推動跨境合作機制逐步形成。這種政治行動并非源自某一國家的主動意愿，而是由鳥類遷徙規律所致。即便是高度對立的朝韓關系，也因非軍事區生態價值而出現從“戰爭前線”向“自然緩沖帶”話語轉變的苗頭，說明自然的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人類的地緣認知。

因此，鳥類的生存由此揭示了一種超越國家邊界卻并未脫離政治的聯系形式，進一步印證了作者提出的“奇異親緣”視角，即人與鳥類之間的關聯并非源于象征性的情感投射，而是在共享生存條件的現實中，通過技術、制度與實踐不斷被生產和重構。

人類社會與非人類生命共同處于一個相互牽連、彼此影響的系統之中，也為我們理解當代國際治理提供新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奇異親緣”成為重新塑造政策與倫理框架的重要啟發。近年來，中國在長江禁漁、黃渤海濕地保護等實踐中，將生態治理從行政區劃推進到流域尺度，無不體現出對生命共同體的積極構建。如果將這種治理經驗推廣至全球其他地區，以候鳥保護等非敏感議題作為合作突破口，通過數據共享、生態監測、疾病聯防等形式建立區域協作機制，也許能夠在政治對立中尋找新的共識基礎。

人類對地球系統的影響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驅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是唯一的行動者。鳥類跨越邊界的實踐表明，非人生命同樣在以自己的方式塑造政治世界，它們促使國家承認生態互聯、調整治理方式，并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椋鳥C7655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講述，不僅因為其帶來了情感慰藉，更因為它提醒了我們，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政治協商的產物，也根植于生命共同體內部的深層相互依賴。當我們能突破自然服務于政治的傳統想象，轉而尊重人與非人在同一生態系統中共同存續的現實，或許才能為當今國際關系尋找新的方向。

理解飛鳥，亦是理解人類本身。當我們愿意在“奇異親緣”中承認與其他生命共享地球的事實，并由此建立面向未來的倫理紐帶，也許便能找到通往和平與合作的新道路。世界當代史的書寫不應只聚焦于領土爭端與權力競爭，更應探索共同生存的智慧與生態治理的可能，那些自由的生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定義著人類無法獨自完成的未來。

【本文系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學生的課程閱讀作業，指導老師為《世界當代史》任課教師仇振武。本文所讀文本出自韓裔美國文化人類學家Eleana Jean Kim 2022年出版的著作《與自然和解：朝韓非軍事區的生態遭遇》（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Ecological Encounters along the Korean DMZ）。作者長期關注朝鮮半島分裂歷史、冷戰遺產以及人類與非人生命之間的關系，其研究以多物種視角與政治人類學方法見長。本書聚焦于朝韓非軍事區（DMZ），通過對動物、基礎設施與生態治理實踐的考察，探討和平、自然與安全等概念在朝鮮半島分裂格局下的延伸。作為《世界當代史》課程閱讀作業，作者重點閱讀了該書的第三章《Birds》，該章以候鳥遷徙與鳥類保護實踐為線索，分析鳥類如何在軍事邊界、跨國科研網絡與環境治理之中發揮能動作用，從而指出自然并非與政治相分離，而是深度參與現代權力結構之中。】

注釋：

[1]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Ecological Encounters along the Korean DMZ,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88.

[2]Ibid., p. 91.

[3]Ibid., p. 90.

[4]Maurice Merleau-Ponty, Nature: Course Notes from the College de France, translated by R. Vallier,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14.

[5]Eleana Jean Kim,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92.

[6]Vinciane Despret, “Responding Bodies and Partial Affinities in Human-Animal World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3, Vol. 30, No. 7-8, p. 69.

[7]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242.

[8]吳冠軍：《生命政治：在福柯與阿甘本之間》，《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第93頁。

[9]同上，第93頁。

[10]Jamie Lorimer, “Nonhuman charism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5, 2007, pp. 915-916.

[11]Eleana Jean Kim,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 2022, p.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