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關系禁辯”條款應當立即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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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對李帥欣律師辯護資格被拒一案的分析中（“利害關系”當嚴格縮限解釋——兼評李帥欣律師辯護資格被不當否定一案），我認為《刑訴法解釋》第40條第2款第（六）項“與本案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應作嚴格縮限解釋。然而經過一晚上的反復思考，猴哥認為，從法治體系與辯護制度本源出發，這一司法解釋條款不僅應當縮限，更應直接予以廢止。僅靠解釋修補無法根除制度瑕疵，唯有取消該款，才能從根本上守住委托辯護權的邊界，契合法律位階與訴訟規律。
廢止該條款的首要法理依據，是司法解釋不得突破上位法的剛性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作為基本法律，對辯護人禁止范圍已作出明確列舉：僅將正在被執行刑罰、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被開除公職與吊銷律師執業證書等情形，列為不得擔任辯護人的主體。整部刑訴法從未將“與本案有利害關系”設定為禁止擔任辯護人的法定事由。司法解釋的核心功能是細化法律、統一適用，而非創設法律未規定的禁止性規則。在法律未作禁止的領域，司法解釋增設限制性條款，本質上逾越了權限邊界，破壞了法律體系的統一性與權威性，也違背了“法無禁止即自由”的權利保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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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利屬性與行業治理層面看，委托辯護是當事人的核心訴訟權利，無需法院以“利害關系”為由進行實質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選擇辯護人，是獲得有效辯護的前提。尤其對于辯護律師而言，其執業行為早已被《律師法》、律師執業行為規范、律師協會行業自律規則、職業道德準則全方位約束：利益沖突審查由律師事務所與律師協會前置把關，存在法定利益沖突的情形，律師不得接受委托；即便存在一般關聯，當事人在知情后仍自愿委托的，屬于自主處分權利的范疇。法院作為裁判機關，應聚焦于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而非越位替代當事人做選擇、替代行業管監管。將“利害關系”審查權賦予法院，實質是不當壓縮當事人的委托選擇權，背離了刑事訴訟“以當事人為中心”的權利保障理念。
更進一步說，該條款的存在本身就缺乏實踐必要性與邏輯正當性。正如前文所析，辯護人是案件的說服者而非決策者，即便存在普通利害關系，也無法左右裁判結果；法律明確允許近親屬擔任辯護人，恰恰說明“利害關系”本身不影響辯護正當性，反而可能讓辯護更盡責。立法禁止利益沖突的初衷，是防范辯護人損害當事人權益，而非禁止因正當關聯而全力維護當事人。而律師行業規范與法律責任，已足以防范損害當事人利益的行為，無需司法解釋再疊床架屋、設置模糊禁區。
李帥欣律師的遭遇絕非個案，“利害關系”的模糊表述，已成為隨意否定辯護資格的“口袋條款”，既拖延訴訟進程，又侵害當事人權利。從縮限解釋到徹底廢止，是從治標到治本的必然選擇。
法治的精髓，在于恪守權力邊界、保障權利底線。取消《刑訴法解釋》中“有利害關系不得擔任辯護人”的規定，讓司法解釋回歸法律本意，讓委托選擇權回歸當事人，讓行業監管回歸專業軌道，才能讓刑事辯護擺脫模糊審查的桎梏，讓每一名當事人都能依法自主選擇信賴的辯護人，讓辯護制度真正成為司法公正的堅實基石。

因此猴哥強烈呼吁：廢除《刑訴法解釋》第四十條第二款第六項的規定，不能再因法院認為“有利害關系”而剝奪被告人委托辯護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