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馬記·上海｜在當代藝術與民間日常之間

馬年將至，由澎湃新聞與紅雙喜集團馬利畫材聯合推出的大型系列報道《尋馬記》，從上海出發，到天山之下，長安城外，中原大地，齊魯海濱……尋找中國文物與藝術中的馬——尋找那份奔騰不止的生命力與澎湃的精神。

在黃浦江畔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2月10日起，一樓書店展廳推出“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該項目邀請12位插畫師、攝影家與作家，以“馬”為夢進行各自的注視與還原。在他們的詮釋中，馬不再是單一的奮斗圖騰，而是風、遐思、夢境與停靠的碼頭——一種屬于個體的生命隱喻。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現場

“一馬歸一馬”延續自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每年圍繞生肖展開全新內容生產的傳統，其展覽名源自王若虛的文字作品《一馬歸一馬》。在這篇帶有回憶與自省意味的書寫中，馬既是童年幻想的替身，也是人與時間、身體與行走之間關系的隱喻——當“馬”逐漸從生活中消失，它卻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人的經驗之中。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現場

一條跨越近百年的視覺線索

和其他參展藝術家不同，姜慶共并沒有帶來自己的創作，而是選擇以收藏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參與展覽。“我拿了上世紀設計家的作品。”在“一馬歸一馬”中，他共展出十組設計與視覺資料，時間跨度從1923年一直延伸至20世紀80年代。

在他看來，“馬”在設計領域中并不算一個常見母題。“馬的造型其實挺難控制的，不像繪畫藝術那么自由。”正因為如此，他花了很長時間在設計史和日常視覺材料中反復翻找，才逐漸拼湊出一條由“馬”構成的跨越近百年的視覺線索。

《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一冊，課本，小學校初級用，1923年，商務印書館 姜慶共惠允

展覽中的起點，是1923年出版的一本《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姜慶共坦言，最初尋找教科書，是一種幾乎“必然”的判斷：“我覺得教科書里肯定會有馬。”但真正讓他決定選擇這一本的，不只是其中的插圖，而是文字內容本身。作為一冊小學低年級課本，它不僅承擔識字和語言教學的功能，也通過兒童行為和心理，向孩子傳遞一種生活態度。書中寫道：孩子在花園里看到一匹馬，想去拉它，馬卻說：“你不要來拉我，我吃我的草，你看你的花。”這段話在姜慶共看來，與“各歸其位、各做其事”的“一馬歸一馬”主題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呼應，也在潛移默化中為兒童建立起一種尊重他者、專注自我的心理認知。

識字卡片，約 1930 年代 姜慶共惠允

隨后呈現的識字卡片則指向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童年學習階段。姜慶共認為，這類視覺訓練構成了幾代人最早的“設計教育”，雖然簡單，卻極其深刻。

1949年出版的《華北文藝》雜志封面，是他特別想強調的一件作品。封面采用兩匹對稱的馬作為主體，騎馬的軍人形象、槍支構成，結合了民間剪紙的視覺結構。其設計者秦兆陽曾就讀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并在華北聯合大學教授實用美術。“這件作品清晰體現了延安文藝傳統對新中國早期設計的影響——民間剪紙、窗花等視覺語言，被系統性地引入平面設計之中，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特征。”姜慶共說。

《華北文藝》第4 期，雜志，1949年，封面設計：秦兆陽，華北文藝界協會 姜慶共惠允

同樣關注“功能性設計”的，還有1959年的《美術電影展覽會》小冊子封面。由膠片構成的奔馬形象，并非為了造型美觀，而是直接呼應了美術電影這一媒介本身的節奏、夸張與運動感。

《美術電影展覽會》，小冊子，1959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 姜慶共惠允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期，姜慶共展示了一組用于對外貿易的年歷片。這些作品由當時的進出口公司，用于宣傳或贈送海外客戶，在印刷工藝上集合了漸變、壓凹凸、燙金等當時最成熟的技術。從內容上看，它們一方面呈現蒙古族那達慕大會中的賽馬、馬術與競技場景，另一方面也記錄了“烏蘭牧騎”這一草原文藝輕騎兵的形象——曾經騎馬深入牧區巡演的隊伍。對姜慶共而言，這些設計的價值，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它們所攜帶的時代信息。

馴馬，年歷片，1977年 姜慶共惠允

火柴盒貼是他收藏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組。由王劼音設計的這組“出土文物”火花，取材于東漢銅奔馬、車馬俑與唐三彩馬等考古形象。作為上海市美專畢業后被分配到上海火柴廠的設計師，王劼音在極小的畫面中，將考古發現轉譯為現代平面語言，也讓古代的馬進入了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大眾文化中對“傳統”的重新審視與親近。

中國出土文物，火花，約 1980年代，設計：王劼音，上海火柴廠 姜慶共惠允

中國出土文物，火花，約 1980年代，設計：王劼音，上海火柴廠 姜慶共惠允

中國出土文物，火花，約 1980年代，設計：王劼音，上海火柴廠 姜慶共惠允

與之相互呼應的，則是廣泛進入家庭與課堂的馬利牌水彩畫顏料。這是幾乎所有學畫畫的人都會熟悉的對象。姜慶共提到，這件作品的有趣之處，在于包裝中馬賽克般的圖形處理——它既是工業設計的產物，也與一代代人的美術啟蒙緊密相關。

馬利牌 18色水彩畫顏料，包裝，約 1980年代 姜慶共惠允

馬利水彩的歷史要回溯到1919年，原商務印書館的幾位職工創辦馬利工藝社，寓意“馬到成功，利國利民”。翌年，生產出中國首款水彩顏料，并以“馬頭”作為標識，這是中國第一個西洋美術顏料商標。馬利工藝社研制國產繪畫顏料，以惠國內學校圖畫課學生習畫所需。曾任上海圖畫美術學院院長的畫家張聿光，也參與了馬利工藝社的投資。

從近代啟蒙教育中的識字圖像出發，經由革命美術與基層創作進入公共空間，又在工業設計與美術教育用品中被反復復制、傳播，“馬”從“天馬”的神話轉為日常，沉淀為一種深植于日常生活的視覺記憶。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現場

從當代藝術到民間藝術，馬如何回到人的生活

這條視覺線索，首先在當代藝術家的創作中被重新激活。語言與文字，成為展覽中藝術家處理“馬”的重要方式。左馬的《舊城少年/青馬》，讓一匹泛著幽光的小馬出現在廢棄城市之中，像是成年世界里突然闖入的一次童年召喚，提醒人們馬也曾是自然中的精靈。

左馬，《舊城少年/青馬》，2026年

如果說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讓“馬”重新成為一種可被感知、可被投射的個人經驗，那么展覽的又一條線索，則將視線引回更為日常、也更為久遠的生活層面——在兒童玩具、民間藝術與信仰圖像中，馬曾如何被觀看、被使用，又如何在代際之間悄然傳遞。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現場

展覽中，一組來自陳量收藏的“民藝之馬”顯得格外親近而生動。與繪畫、攝影中的“被觀看之馬”不同，這些馬首先是一種被觸摸、被把玩、被推動的存在——它們誕生于兒童的游戲、節慶的熱鬧與家庭的日常之中。

相州窯瓷塑馬玩具 陳量工作室惠允

兒童玩具是這條線索最直觀的起點。相州窯瓷塑馬玩具胎質細白、施以青釉，體量小巧卻神態生動，既是古代兒童的娛樂之物，也是一種關于“馬”的最初認知方式。馬穩定的站姿與溫和的比例，進入孩童的手中與目光之中。與之并置的，是河南一位民藝手工愛好者的作品制作者根據小時候的記憶，重新改良制作的動態玩具，使用的材料包括木頭、玉米稈芯子、鐵絲等。在此，唐僧騎的白龍馬，是一只斑馬。

師徒四人民間玩具 陳量工作室惠允

與玩具緊密相連的，是廣泛存在于各地的民間藝術形態。來自膠東、晉南、關中等地區的剪紙馬，以及鳳翔泥塑中造型夸張、色彩鮮艷的馬形象，同樣服務于節慶、裝飾與祝愿。與學院體系中的寫實傳統不同，這些民藝作品并不追求比例的準確，而強調形象的明確性與象征的有效性：頭大身小、線條簡化、紅綠對比強烈，使馬成為一種高度可識別、易于復制和傳播的視覺符號。

“民藝馬”之剪紙一組，陳量工作室惠允

在反復張貼、饋贈與保存的過程中，馬逐漸融入地方生活經驗之中，成為與節令、祝福、家庭記憶相關的存在，與“過年”“吉慶”“轉運”緊密相連。

山東臨沂褚莊泥叫馬 陳量工作室惠允

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民藝中的馬與更早的信仰體系發生了連接。展覽中呈現的道教神碼木刻印版、十二元辰神牌畫與木雕神像，將馬置于神靈出行與信息傳遞的系統之中。在道教傳統里，馬是神明的坐騎，是溝通天地的媒介；而在民間社會，這一觀念被不斷轉化、簡化，并最終滲入玩具與民藝的形象體系中。

道教十二元辰神牌畫 陳量工作室惠允

在此，馬不斷變換身份，卻始終貼近人的身體經驗與生活世界。這些被把玩、被張貼、被供奉的“民藝之馬”，構成了一條從日常出發、逐漸通向精神層面的民間視覺路徑。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馬歸一馬”新年特別項目現場

除了展覽內容，新春期間，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還將推出面向公眾免費開放的馬年主題泥塑工作坊，讓非遺技藝與當代創作在實踐中相遇。與此同時，上海雙年展與“青策計劃”等展覽也持續對公眾開放，為馬年新春提供一種不同于節慶喧鬧的文化選擇。

注：馬年特別項目“一馬歸一馬”將展出至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