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逍：遼宋夏金時期的華夷一體意識與中國認同

遼宋夏金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各個民族共同推動“中國”認同的重要歷史階段。在遼宋夏金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原政權對邊疆民族政權的認同，也能體會到邊疆民族政權和民眾對自身華夏民族身份認同的本源相依以及從自在到自覺的實踐。

“華夷一體”意識：

遼宋夏金時期各政權的執政理念

“華夷一體”意識存在于遼宋夏金時期各個政權的執政理念之中。繼承唐和五代而統治中原地區的宋朝，素以“正統”自居，視統治區為“中土”“中州”，并以取代后周政權而自譽“受周禪”“膺火德”。雖然有一定數量的宋人持有“內中國，外夷狄”的民族觀念，強調“華夷之辨”以維護自身的正統性，當代文獻中也有一些稱契丹、黨項、女真為“夷”“狄”“戎”“夷狄”“戎夷”等的記載，但遼夏金等邊疆民族政權的崛起，不僅使宋人不得不接受“天下”分而治之的事實，而且接受了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的兄弟、叔侄關系。在宋儒以天下之“合一”而非統治者的血統作為正統的基本標準下，實際上已經對邊疆民族政權予以接受，認定遼宋夏金皆為華夏的一部分，把“華夷一體”意識根植于大江南北，廣布于邊疆草原。

與中原政權相對應，邊疆民族政權如遼、西夏、金等也遵循“華夷一體”意識，全面聯系統治區內的各個民族，實現區域穩定；處理與宋朝的關系，以求和睦相處，向往大一統的前景。文獻中記載的各邊疆民族幾乎都主動視“炎黃”為先人。盡管這種做法有形式化的色彩，但本質上也是對當時人們觀念和意識的反映，體現出當時人們對“華夷一體”意識的認同。這樣的認同，沒有比較堅實的社會基礎，沒有各個政權最高統治階層觀念上的一致性是不可能付諸實施的。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邊疆民族政權的統治者通過“祖述炎黃”建構了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祖先故事。

契丹屬東胡族系，先人為鮮卑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遼朝的契丹人或“稱遼為軒轅后”“國家系軒轅黃帝之后”；或因北周鮮卑宇文氏言“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而自認為是“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的子孫，自稱“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將自己系在了中華祖源的史脈之中。

西夏的建立者黨項族是古羌人的后裔。西夏政權建立后，李元昊曾遣使上表宋朝，言其北魏拓跋之后，稱“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后魏之初基”。歷史上北魏鮮卑拓跋氏自稱是黃帝子“昌意”的后裔，釋其姓“拓跋”為“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李元昊自稱族出拓跋鮮卑，將自己的出身塑造為黃帝后人，強調了歷史源流上接續的合理性。

繼遼朝之后統治北方草原直達淮河流域的女真族，屬于肅慎族系，建立政權后亦自稱為黃帝之后，“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后也”，并欲“為黃帝立廟”，籍此作為政權正統性、合法性的權威象征。

應當指出，遼夏金當時在國力上皆為不遜于北宋、南宋的政權，他們將自己融入中華遠祖的源流，顯然是在樹立自身的中華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權利，表明自己與中原人是同源的，在“天下”是平等的，無可厚非地能夠擔當實現“大一統”的重任。

儒學思想：

“華夷一體”意識的理論淵源

文化認同是夯實遼宋夏金時期“華夷一體”意識、邊疆民族政權的“中國”認同的重要支撐。文化認同是在各個民族、地區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這種認同如果保持不斷遞進的狀態，就會深入社會的各個方面，強化認識對實踐的反作用。

遼宋夏金時期，宋代承唐、五代之學，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不斷推進。遼夏金各政權也都自然地吸納了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其中，儒學是最引人注目的。通過崇儒學、興文教，疏通了不同民族、地區之間的交往，沖淡了束縛人們思想意識的華夷界限阻隔。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區分華夏與四夷的主要標準。他將遵守周禮規范的古族稱為華夏，不遵守周禮的周邊古族稱為蠻夷戎狄。同時也指出，華夏和四夷的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換。后人將其總結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按照這一觀點，“華夷一體”意識的核心就是文化認同。文化是與人們的社會生活共存的，也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演進的。因此，無論是華夏還是周邊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構成部分，在文化源流上是剪不斷、分不開的。這種理念是不能與以血緣為基礎形成的“華夷之辨”相提并論的。

正是有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深厚積淀、久遠不斷、潤物無聲的影響，遼夏金都順其自然地在統治區內納入了儒學。遼朝建國之初，耶律阿保機認同了其長子耶律倍優先祭祀孔子的提議，并“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將儒學確立為治國安邦的主要思想，推行“尊孔崇儒”的國家文教政策。西夏崇宗李乾順在位時，“建國學，置教授，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仁宗李仁孝執政時，“增至三千人，尊孔子以帝號，設科取士，又置太學、內學，選名儒訓導”，建立以儒學為本的官學體系。金朝立國之初即“尊孔崇儒”。金太祖曾下詔：“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在最高統治者的重視下，金朝建立了完整的官學體系。“自京師至于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其中。”

在尊重儒家儀禮的基礎上，統治北方地區的邊疆民族樹立了“華夷一體”的觀念。遼道宗曾言：“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遼道宗以是否尊“禮法”、修“文物”作為區分華夷的依據，將契丹同樣視為“中華”的組成部分，是受“華夷一體”意識影響的結果。

“中國”認同：

“華夷一體”意識的政治影響

遼宋夏金時期，以邊疆民族為主體的王朝主張“華夷一體”，否認“華夷之辨”的觀念，認為本民族及邊疆各族與中原各族同祖、同宗，是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使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在內涵上發生了質的變化，向著“華夷一體”、多民族“中國”認同的方向前進。

在歷史上，中原地區最初是作為漢人政權的統治區域而存在的，經世代傳承，似乎已經具有天然的法理性，也因此產生了“華夷之辨”的概念。然而，隨著邊疆民族逐步進入王朝國家的傳統統治區域并建立政權，或者占據中國古代北方半壁河山與中原政權對峙而存時，“中國”認同便成為其一統天下需要正視的問題。

10—13世紀，契丹、黨項、女真等邊疆民族先后進入漢人占多數的傳統居住地區，建立政權，形成與中原王朝并立的局面。這些政權表現出對“中國”的高度認同，都以不同的方式稱呼自己建立的政權為“中國”。

以契丹貴族為統治者建立的遼朝即以“中國”自居。遼朝初年，耶律阿保機曾以“佛非中國教”為由，否定了侍臣祭祀佛祖的提議，贊許了耶律倍提出的“孔子大圣，萬世所尊”的觀點，此舉反映了遼朝以“中國”自居的立場。遼道宗時期，劉輝曾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挽，非長久之策”。此處劉輝所言之“中國”就是遼朝，體現了契丹人的“中國”認同。

西夏政權的建立者李元昊自稱為拓跋鮮卑的后裔，而拓跋鮮卑早已自稱為“炎黃子孫”并改姓元氏，這表明他們具有“炎黃子孫”的思想觀念。榆林窟第15窟前室東壁甬道口北壁上方，有墨書西夏天賜禮盛國慶五年的漢文題記，題記中有“愿惠聰等七人及供衣糧行婆真順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真善小名張你，婢行婆張聽小名朱善子，并四方施主普皆命終于后世，不顛倒兌離地獄，速轉生于中國”，史金波認為這一記載反映了當時西夏人的“中國”認同。

以女真貴族為統治者建立的金朝也以“中國”自居。金世宗時期，面對蒙古頻繁南下侵擾北境，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御之”。對此，大臣李石和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提出反對意見，他們勸諫金世宗：“古筑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于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此處“中國”正是金朝的自稱，同樣反映了女真人的“中國”認同。

可以看出，10—13世紀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專稱，邊疆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權在追求建立“中國”時展現出高度的統一性。換言之，“中國”不僅指代漢人建立的王朝國家，也象征著中國歷史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種新的認同也為后來元朝的建立和新的“大一統”格局的實現打下了思想基礎。

綜上，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需要針對每一個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依據史料做出多角度研究。正如中國歷史的發展呈現出多元一體格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時代、地區有著動態的連貫性，中華民族全員都對中華民族歷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需要用真實的歷史清除歷史虛無和民族虛無的不良影響，使中華民族向著美好的未來不斷前行。

◎本文來源：“社科院專刊總第757期”“國際儒學聯合會”（作者：楊逍），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