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和玉律師:當事人認罪認罰，辯護人無罪辯護，是否可行？

有人問我，刑事案件查了相似案例判刑不會超過三年，家屬的訴求是向緩刑方向辯護，委托的律師要做無罪辯護，他們如何選擇為好？

說起這個話題，有一個案件令我記憶猶新。

庭審中，一名同案被告人已經自愿認罪認罰，可他的辯護律師卻依然準備作無罪辯護。沒想到，律師剛在庭上提出這一辯護方向，就被法官當場打斷。

辦案人說：“你的當事人已經認罪認罰，不同意你作無罪辯護。”

幾乎同時，另一辦案人也立即回應：“辯護人，如果你執(zhí)意堅持無罪辯護，我們將依法撤回對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從寬量刑建議，他原本可以享受的量刑優(yōu)惠也將一并取消。”

從法律條文上來看，我國確實賦予了律師獨立的辯護權。
根據《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40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即便被告人認罪認罰，辯護人仍然可以就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應負刑事責任等問題發(fā)表辯護意見。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規(guī)定往往難以真正落地。

從多年從事刑事實踐經驗來看，在那些可能存在冤錯風險的案件中，一邊是當事人自愿認罪認罰，一邊是律師堅持無罪辯護的情形，其實極為少見。

究其原因，這種“雙向背離”的辯護策略，很可能嚴重違背當事人的切身利益。

一旦當事人已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而律師在法庭上公開提出無罪意見，法官和檢察官通常會在第一時間轉向被告人，直接詢問：“你是否同意辯護人的辯護觀點？”

此時，如果被告人當庭表示認同律師的無罪意見，那么他之前所作的認罪認罰便自動失效，相應的量刑從寬建議也會被撤銷。

如果原本的量刑優(yōu)惠涉及緩刑，或是跨檔減刑，一旦取消，極有可能導致當事人被判處實刑、收監(jiān)執(zhí)行，甚至刑期回到更重的量刑檔次。

這意味著，當事人可能因此失去緩刑機會，實際入獄服刑，甚至面臨多坐幾年牢的風險。

反過來，如果被告人當庭否認律師的無罪觀點，仍然堅持認罪，那么律師所作的無罪辯護，在實際效果上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在我看來，這種情況下，律師的無罪意見對裁判結果的影響微乎其微。撰寫判決時，通常不會采納與當事人意愿相悖的辯護觀點。

與其如此，不如在當事人認罪的基礎上，盡力爭取更大幅度的量刑優(yōu)惠，這才是更務實、也更符合當事人利益的做法。
更何況，很多刑事案件中的“無罪爭議”本質上屬于法律適用問題，存在一定的解釋空間，可左可右。

若僅憑法律適用的爭議爭取無罪判決，除非司法政策或裁判導向出現重大轉變，否則難度極高。

此外，如果執(zhí)意作無罪辯護，還可能給辦案人留下負面印象——他人可能會質疑：如果被告人確實認為自己是無罪的，為何又要認罪？一邊通過律師主張無罪，一邊又想利用認罪認罰制度獲取從寬“兩頭占”，是不是投機？
那么，“認罪認罰+無罪辯護”這一策略是否完全不可行？

倒也未必，但它必須建立在極為審慎的評估之上。尤其是在那些可能涉及冤錯、定性爭議較大的案件中，更要慎之又慎。一切辯護策略的設計與執(zhí)行，都應當以“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出發(fā)點。

對于那些定罪爭議本身就不大的案件，更沒有必要冒險采取這種矛盾策略。既然當事人愿意通過認罪認罰爭取從寬處理或緩刑結果，律師也應當與當事人保持立場一致。

強行推動無罪辯護，不僅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反而可能損害當事人的核心利益——歸根結底，刑事辯護始終要回到“當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基本原則上來。

貴陽律師，律所主任，司法部死刑復核援助律師，貴州省市律協委員，辦有無罪免死不起訴緩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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