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半導體風波：中歐陷入技術主權鏖戰

賽格特約作者 余紹清

2025年秋，一則來自荷蘭政府的消息，讓本就緊繃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再度拉響警報。

9月29日，荷蘭政府出人意料地援引冷戰初期頒布的《商品供應法》，以“治理缺陷”和“國家安全”面臨潛在風險為由，宣布暫時接管安世半導體（Nexperia），凍結中資股東聞泰科技的投票權，并委任一名臨時管理人。

2018 年，聞泰科技做出了震驚行業的決定，以當年營收的1.5倍332億元收購安世半導體100%股權，堪稱典型的 “蛇吞象” 并購

安世半導體是全球領先的汽車和手機半導體基礎元器件生產商，源自飛利浦半導體部門，后成為恩智浦的標準產品事業部，2018年被中國聞泰科技收購。安世總部設在荷蘭奈梅亨，晶圓制造在英德，最后由中國進行封裝測試，年產能超過1000億顆，客戶涵蓋蘋果、三星、大眾、博世、比亞迪等品牌。

荷蘭政府的做法引發了10月4日中國商務部的反制，宣布“對安世半導體出口進行管制”。兩周之后，安世中國聲明脫離荷蘭總部獨立運營。10月31日，安世總部宣布停止向中國工廠供應晶圓，又隔一天，中國商務部宣布對符合條件的出口進行豁免。

此一進一退的原因在于，包括大眾、寶馬在內的眾多歐洲汽車廠商都存在功率芯片儲存不足的問題，中方希望能夠確保汽車半導體供應鏈穩定的同時，推動安世中國工廠與客戶重簽合同并采用人民幣結算。

11月7日，荷蘭政府經濟大臣卡雷曼斯表示，與中方會談富有建設性，中國工廠供應歐洲和其他地區的芯片將在未來幾天送達客戶。最終這場風波將如何平息，目前還不能完全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中歐半導體過去高度相互依賴的關系，切實遭受了重創：即便中荷之間下一步通過談判，重新恢復荷蘭總部與中國工廠的合作，也注定只是緩兵之計，雙方必然加快補助各自短板，安世半導體分立的結果已經不可避免。

對荷蘭乃至整個歐洲來說，在中美科技競爭白熱化的時代背景下，不僅要面臨產業鏈選邊站的問題，更要應對技術主權不斷流失的窘境。本文以安世半導體風波為契機，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中歐半導體如何從全面合作走向競爭？

第二，中歐如何在科技生態位上發生大調整？

第三，以歐為鑒，中國需要怎樣的基礎研究？

中歐半導體關系演變：從全面互補到邁向競爭

時至今日，歐洲構筑的半導體版圖依然堪稱輝煌。

荷蘭ASML掌握了全球最頂尖的光刻技術；位于德國東部的德累斯頓是歐洲最大的半導體基地，生產了全球五分之二的微芯片；英國是全球半導體設計重鎮，ARM、英偉達、谷歌均設有設計中心。

相對于美日韓，歐洲半導體最大的特點在于深度捆綁自身的核心產業。例如，脫胎于飛利浦的荷蘭恩智浦，在汽車電子和安全識別芯片領域全球領先，其產品廣泛應用于從車載娛樂系統到數字鑰匙的各個層面。

德國英飛凌在功率半導體市場占據主導地位，成為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核心供應商；顧名思義，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電子公司和法國Thomson半導體公司合并而成的意法半導體，則在傳感器、模擬芯片和汽車微控制器領域實力雄厚。

上述企業及背后的產業鏈，共同支撐起了歐洲工業的技術根基，也成為德國"工業4.0"的戰略支點。而歐洲半導體在發展過程中，所依賴的“歐洲研發設計+中國制造封測”的產業鏈合作模式，一度被譽為全球合作的典范。

安世東莞工廠——有內部人士指出，安世中國區員工遭遇系統權限凍結、薪酬支付中斷，東莞工廠一度陷入“上四休三”的產能閑置狀態
圖源《每日經濟新聞》

以安世半導體為例，其運營模式完美詮釋了這種分工：荷蘭總部負責戰略決策和研發、設計，不僅主導芯片電路設計，也管理著15000余項關鍵技術專利；前端晶圓制造主要在德國漢堡和英國曼徹斯特的工廠完成，這些工廠擁有深厚的技術積累和精湛的工藝水平；而后端封裝測試的70%產能則集中于中國東莞黃江鎮的工廠，這里以其規模效應和制造效率著稱。

安世半導體前身是恩智浦標準產品事業部，而恩智浦于2006年從飛利浦分拆而來。早在1986年，飛利浦就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并在2000年成立了飛利浦半導體（廣東）有限公司，首年產量就達到了40億枚半導體元件，產品廣泛應用于英特爾、通用、愛立信、諾基亞等企業。

盡管中國工廠員工人數僅占飛利浦集團總人數的0.3%，但卻創造了集團3.5%的財富，也因此，中國工廠成為飛利浦本世紀初重要的增長來源。

2006年，恩智浦接過了飛利浦在中國的業務。時至今日，已在天津、蘇州、上海、深圳、北京等地設有6個研發中心和16個辦公點，并擁有超過1600名研發工程師，而中國市場份額更是占到恩智浦總營收的33%，成為其無可爭議的最大單一市場。

恩智浦的情況并非個例，而是歐洲半導體巨頭發展情況的一個縮影。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已成為許多歐洲領先半導體企業的共同特征。

汽車芯片領域的巨頭英飛凌，其中國市場的營收占比同樣超過三分之一，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其全球最大單一市場。英飛凌不僅在中國建立了從研發、制造到銷售的完整本土化體系，其無錫工廠更是全球半導體封裝測試的標桿。

同樣，意法半導體的中國市場營收也占據其全球總營收的約30%，是其無法割舍的核心市場。意法半導體與華虹半導體、三安光電等本土企業在制造端的深度合作，凸顯了其“在中國、為中國”的戰略決心。

在全球半導體競爭的背景下，雙方合作不斷深入，歐洲半導體企業不再將中國視為簡單的銷售市場或低成本制造基地，而是將其定位為至關重要的戰略支柱，它們通過設立研發中心與本土客戶共同創新，通過合資建廠將供應鏈深度嵌入中國產業生態，以此鞏固其市場地位。

這種深度綁定，使得中歐在半導體領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這不僅提升了中國企業向上游進軍的能力，也讓歐洲難以承受“脫鉤斷鏈”的后果。

當然，如果沒有美國方面的壓力，中歐之間分手的過程可以更溫柔一些，但隨著美國對華高科技封鎖政策沖擊波的到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自主化進程被迫加速，由此也沖擊到了歐洲試圖一直主導技術的心理防線。

例如，在制造環節，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等企業已能快速承接先進制程需求，安世風波爆發后，中國工廠很快接洽中資晶圓工廠，并向客戶承諾準時發貨，顯示出充足的信心。在技術層面，長江存儲、長鑫存儲在存儲芯片領域的突破，以及華為在通信芯片上的進展，也令中國半導體產業有機會重塑全球競爭格局。

根據歐洲專利局的數據，在功率半導體領域的專利為例，中國占比從2010年的15%躍升至2023年的38%，而歐洲則從40%下降到了30%，背后是中國企業積極推動"技術自閉環"，以減少對總部依賴的持續動作。像斯達半導、時代電氣、士蘭微等中國品牌，都占據了某些垂直市場的第一或前三位置。

中國歐盟商會從2000年開始發布《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至今超過25年歷史

據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24/2025》， 512位成員企業在受訪中，有44%的企業對中國市場未來盈利持悲觀態度，創造了該調查以來的新高，他們的擔憂主要在經濟復蘇、市場增長和居民消費疲軟等方面。

此外，俄烏沖突所疊加的巨大沖擊，也令中歐之間的政治信任出現明顯流失，加之中歐之間的貿易逆差在2024年超過了3000億歐元，雙方多次發起針對對方商品的反傾銷調查，并課征報復性高關稅。

這一系列不利局面，最終動搖了過去合作模式的根基。可以說，中歐雙方在產業層面全面互補和依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中美夾縫中，歐洲陷入失落與焦慮

對歐洲來說，一個尷尬的處境是，經歷了多輪科技戰制裁戰的中美雙方，反而強化了彼此的產業控制力，一旁觀戰的歐洲反而變得更加邊緣了。

對此，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在10月13日接受路透社訪談時，發出嚴厲警告：“歐洲不能讓美國和中國長期主導全球技術發展，否則將淪為二者的乞丐”。

阿吉翁研究聚焦于創新經濟學、增長理論與制度經濟學，他與彼得·豪威特共同提出了“舒姆彼得增長理論”，強調創新和創造性破壞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

阿吉翁憂心忡忡的背后，是一系列統計數據和多份報告共同揭示的全球科技格局的變遷現狀。

根據《2024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的數據，雖然歐盟研發投入增速達到9.8%，一度短暫超越中美，但仔細分析其投入結構就會發現隱患重重。歐盟的研發投入過度集中于汽車等傳統行業，而在決定未來的數字技術領域投入明顯不足。

相比之下，中國的研發強度在2023年已達到2.65%，歷史上首次超越歐盟的2.2%，這一轉折點具有象征意義。

此外，歐洲專利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在綠色技術領域的專利占比已超過40%，在AI專利總量中占比達到70%（共計38.2萬件），相比之下，歐洲在AI領域的頂級專利份額僅為4.8%，數字產品80%依賴外部供應，其在全球獨角獸企業數量上也遠遠落后。

早在2020年，德國專利分析機構EconSight的報告就提供了一幅十分細致的圖景。該機構研究發現，在人工智能、5G、量子計算等58項關鍵技術中，中國在42個領域進入世界級專利數量前三。

2023年，該機構發布了《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競爭》報告，報告確認中美主導了AI競賽，歐洲在這一決定性賽道中掉隊。

報告還特別指出，歐洲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AI平臺和巨頭企業，這是其難以扭轉頹勢的結構性原因。歐洲的AI創新主要由中小企業和研究機構驅動，難以與中美的大型科技生態體系競爭……這將危及整個歐洲工業基礎的未來競爭力。

大型科技對決:美國vs中國-先進數字技術
圖源：EconSight

客觀來說，歐洲依然居于發達國家之列，但同時，在前沿產業上的表現又明顯不盡如人意。以半導體產業為例，過于依賴傳統汽車產業，在數字化創新方面停滯不前。可以說，整個歐洲的科技創新體系都過于陳舊了。

究其根源，總結下來有四點原因：

首先，市場過于碎片化。歐盟名義上是統一市場，但內部語言、稅制與法規差異巨大，導致創新技術難以規模化。一個在德國成功的數字方案，推廣至法國、意大利時需付出高昂本地化成本，無法像中美企業那樣依托龐大單一市場迅速攤薄研發成本，形成規模效應。

其次，監管過度與文化保守。從數據保護法案（GDPR）到《人工智能法案》，其在保護隱私的同時，也顯著增加了數據驅動型創新的合規成本與不確定性。這種“預防為主”的監管哲學，疊加社會對風險的厭惡，抑制了類似硅谷的快速試錯文化，也讓企業在創新起跑時就背上了沉重包袱。

再者，產學研脫節與風投不足。歐洲擁有頂尖實驗室，但高校研究成果轉化率低，與產業需求脫節。同時，風險投資市場遠不如中美活躍且更為謹慎，導致許多尖端技術（如英國的DeepMind）在孵化后，因缺乏持續資金支持而最終被美國巨頭收購。

最后，政策搖擺與內部協調困難。各國產業利益博弈常導致歐盟層面政策難以協同且缺乏連續性，例如英國在電動車補貼政策的反復。這種不確定性嚴重打擊了企業進行長期研發投資的信心，使其在戰略布局上趨于保守。

市場碎片化抬高了創新的門檻，過度監管和保守文化抑制了創新的活力，產學研脫節和風投不足抽離了創新的養分，而政策的搖擺則動搖了創新的信心。這正是歐洲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前沿產業競爭中感到力不從心的深層癥結。

1995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一書，該著基于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事件，揭示了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在技術領先背景下陷入發展停滯的內在矛盾；今天的歐洲，雖然不至于淪為清帝國，但同樣受困于創新體制的弊端，正滑入競爭力衰退的泥沼之中。

以歐為鑒，中國需要怎樣的基礎研究？

中國目前在新能源汽車、通信設備、能源、消費電子等多個領域，已經實現對歐洲的全面趕超，并在AI大模型應用上展現出巨大活力。誠然，中國在部分關鍵領域仍對歐洲有所依賴，但隨著中國在這些領域投入的加大，歐洲的優勢正在逐步縮小。

如果說中國科技產業的巨大優勢主要體現在產業應用上，那么短板則主要在基礎研究領域。數據顯示，中國的研發投入存在結構性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總經費的比例長期徘徊在5.7%左右，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15%以上的水平。

更值得關注的是，企業的研發支出中95%以上投向試驗發展（產品迭代），用于基礎研究的比例僅為0.73%左右。這種投入結構直接導致了我們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卡脖子"之痛，在工業軟件、高端半導體材料等領域受制于人。此外，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利轉化率較歐盟科研院所的16%的水平更低，僅3.9%（2022年），與美國高校50%的專利轉化率存在云泥之別。

由此，中國基礎研究的發展方向，必須摒棄為論文服務的純學術導向，應大力倡導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巴斯德象限"研究——即既尋求深層認知，又以應用為導向的基礎研究。

在構建新的創新生態中，企業、高校和政府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其中，企業的角色，尤其是平臺型龍頭企業的角色，需要被重新認識和深化。

傳統觀點往往將企業的基礎研究活動局限于內部實驗室，而數字時代的創新范式要求我們將其視為“創新生態的構建者”和“協同創新的組織者”。

經濟學家江小涓指出，平臺企業依托其龐大的用戶基數、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持續的數據流，能夠實現一種“需求端、研發端、應用端”三端融合的快速迭代創新。

例如，華為的“鯤鵬計算生態”和“昇騰AI生態”，通過開源基礎軟件和硬件標準，吸引了大量中小軟件企業在其架構上開發行業應用解決方案，共同做大產業蛋糕；騰訊的云計算和人工智能平臺，不僅服務于自身業務，更向下游成千上萬的開發者和初創企業開放其算法工具和算力資源。

很顯然，這種創新不再是線性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而是網絡化、協同化的共生共演。平臺在服務海量用戶過程中，能精準洞察共性技術難題，從而牽引上游的基礎研究，其海量數據和高復雜度場景，這是中美獨有的科研優勢，也恰恰成為歐洲創新體系中最大的短板所在。

因此，鼓勵企業發揮核心作用，不僅要支持華為2012實驗室這類專注于前沿技術探索的“實體實驗室”，更要重視騰訊、阿里等平臺型企業構建的“開源生態”。這些生態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大規模、社會化的基礎研究基礎設施，平臺通過與小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協同，在技術、場景和數據合作中，形成一個物種豐富、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

高校與科研機構亟需進行深刻的定位調整。當前，許多高校仍然停留在追求論文發表的"論文工廠"模式，這種模式難以滿足國家戰略需求。高校應該轉向與產業界共同定義重大問題、共擔風險、共享成果的新模式。

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的互動關系提供了良好范例，其成功的關鍵在于建立了一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和文化。中國的大學需要在這方面進行更加大膽的探索和改革，其背后離不開政府改革的深入。

總體而言，中國政府長于戰略指引，卻弱于制度供給。在國家戰略目標下，政府傾向于通過遴選項目、分配資金，推動科研院校迅速攻堅克難，服務于某一具體的目標；但在制度供給方面，并不擅長構建一個能夠激勵原創、包容失敗、暢通轉化的良性循環系統。

因此，政府需要全力破除“唯論文”“維項目”傾向，建立以創新價值、實際貢獻為導向的評價體系，同時構建容錯文化，通過支持研究者的自由探索，營造鼓勵“坐冷板凳”的科研環境，去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項目，從而打造一個更有活力的高校創新群體。

安世半導體的風波，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全球技術權力格局的深刻變遷。

這一事件對中歐雙方都構成了巨大挑戰：對歐洲而言，它暴露了在捍衛技術主權與維持產業開放之間的兩難；對中國而言，則警示我們，在全球技術生態中，過度依賴外部核心技術的“捷徑”，正在演變為制約自身發展的“險途”。

中國必須將這種外部的警示，轉化為內部變革的強大動力，既需要建立高效的產業鏈和龐大的應用市場，又必須發展出符合自身特點的基礎研究范式。

未來的競爭，本質上是創新體系與根基的競爭。中國需要持續打開國門，吸引全球的人才、管理與資金，同時，以企業應用創新為牽引，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并通過大刀闊斧的制度創新與文化建設，構建一個能夠真正激勵“從0到1”原始創新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