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派代表參加現場會議，強調：不發言、不吭氣，回來以后不傳達

1977年，萬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他用三四個月時間走遍全省，所見所聞令他觸目驚心、寢食難安。望著淮北平原上土坯為門、泥巴作凳、家徒四壁的貧困農戶，他發出了沉痛的感嘆：“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

萬里開始深入思考：為什么老百姓還這樣窮？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立即派出工作組開展深入調研，大量真實情況源源不斷地匯集到他面前。

就在這個關鍵時期，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普及大寨縣”現場會議。按照慣例，這需要各省第一書記親自參加。然而，萬里做出了一個極不尋常的決定——他找了個借口不去，僅派書記趙守一作為代表參會。

臨行前，他特別囑咐趙守一：“你去了光聽光看，什么也不要說。大寨這一套，安徽的農民不擁護，我們不能學，也學不起。你就是不發言、不吭氣，回來以后也不必傳達。”這番看似平淡的交代，實則蘊含著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深邃的政治智慧。

筆者認為，萬里的“三不”方針——不發言、不吭氣、不傳達，絕非消極的回避，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積極選擇。他清醒地認識到，大寨農業模式已經與安徽農村的實際需求南轅北轍。

萬里心里有筆賬。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中僅有10%能維持溫飽，25%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不足40元。在這樣的困境下，空談政治口號無異于飲鴆止渴。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業生產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農民的兩只手，而手是腦子指揮的，農民思想不通，沒有積極性，手怎么會勤快呢？”這種樸素而深刻的認知，使他毅然選擇了“對本省人民負責”的鮮明立場。

在拒絕盲目學大寨的同時，萬里在安徽境內悄然推動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他組織起草的《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即“省委六條”），明確提出“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他下定決心：“不管上面怎么定，安徽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成為后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思想先聲。

萬里的政治智慧在于，他懂得巧妙地在體制內尋找改革空間。當無法正面反對大寨模式時，他選擇了“不反對、不宣傳、不推廣”的沉默策略，同時在安徽境內大膽嘗試符合本地實際的政策。因為他心里清楚，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什么是不該做的、什么是能做的。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萬里選擇的正確性。當“省委六條”受到農民熱烈歡迎，當包產到戶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就此拉開。

萬里后來感慨道：“這可以說是農村改革的第一個回合。”這個回合的勝利，不僅在于政策層面的突破，更在于思想觀念的解放——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對某種固定模式的迷信，重新確立了實踐作為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原則。

回望那段歷史，筆者依然堅定地認為，萬里的“不發言、不吭氣、不傳達”，絕對是智者擇時而動的戰略定力。這讓我們深深體會到，真正的改革者既需要直面現實的勇氣，也需要迂回前進的智慧；既要有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要有等待時機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