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恐懼被說服

按照《》投票結果，今天先把涉毒封存放一放，剩下兩篇后面慢慢來，不過今天這篇跟最近這件事仍然有關系。

有不少讀者留言，說看到各個平臺、微信群等等都在爭吵，各有主張，還有讀者提供了很多爭論焦點，問小鎮應該怎么“懟”回去。

小鎮建議不如放下爭論，因為很難說服任何人。

就這件事而言，雖然起因是“涉毒”“封存”，但真正關注的核心并不是這兩個問題，關注的是未來可能的擴大化、背后的權力任性、自身安全的保障甚至僅僅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還有讀者提到一種可能，那就是過去長期被指責總是當政策“跟屁蟲”的，這次也要通過強烈反對，表達并非無條件支持。

小鎮這幾天也沒忍住，在線下朋友的微信群里進行了一些科普。實踐證明，哪怕提供了法條、論據，還把為什么如此修法的直接原因說得清清楚楚，但對方說的話沒有任何變化，仍然是“反對、反對、反對”；還有的一邊指責“立法瑕疵”，一邊說話毫無法律依據。

類似的情況已經一再發生了，比如前不久的K簽、去年的房屋養老金三制度等等。

風口浪尖的時候，總是針尖對麥芒，平等的成年人之間很難進行任何說服，最好的方式是充分表達完自己的觀點，說給旁觀的其他人聽，說完就跑，不要繼續糾纏、回應，這反而更能氣到“對方辯友”。

從這些現象中，小鎮提煉出一個猜想：當代人，或者說當代中國人，普遍存在一種恐懼被說服的心理狀態。

為什么呢？

先說普遍的人性，有三個視角。

其一，從心理機制上，可以用認知失調或逆反心理來解釋。

每一個人的認知都是通過一件件事逐漸形成的，有先天遺傳也有后天影響，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不存在完全一樣的認知。

當個體遇到與自身信念相悖的主張時，會產生不適感，強度因人而異。從思想認知上，如果要接受這種不同的主張，就意味著要改變自己的信念，這往往是心理成本最高的，所以從最低成本角度，更傾向于否認、貶低不同主張，來為自己絕不改變提供合理化理由，從而避免陷入自我否定。

逆反心理是類似情況，當個體感覺到自尊心或者自己的自由選擇權被侵犯時，通常也會堅持強化原有立場。

其二，是從眾心態和集體共識。

人是社會的動物，抱團取暖是一切動物的天性，哪怕進化為人，被流放出群體也是僅次于死刑的重刑，如中國古代，就把“流刑”視為第二重刑。

因此，人會傾向于融入某個群體，大多數情況下，個體不是這個群體最頂尖的，那么就受到這個群體的束縛，任何想要冒尖、突破常規的個體都會被群體無形的力量拉回到平均水平。

在表達不同于大眾的觀點時，哪怕自己相信自己是正確的，甚至反對者也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但很可能周圍人會勸，說“沒必要這么計較”“大家都這樣”“別折騰了”等等。這就來源于刻在基因里“從眾等于安全”的潛意識。這種對安全的追求，也就導致對不同主張的恐懼。

其三，個人精神的內耗，混淆了堅定和固執。

雖然從表象上，堅定和固執很相近，但堅定是開放的，建立在清晰的自我認知基礎上，而固執則是封閉的，來源于思想層面的懶惰甚至是對自尊的過度保護。

目前網絡上的各種爭吵，持不同觀點的人更多接近固執而不是堅定。以這次封存風波為例，一個堅定的人，會主動學習相關法律規定，通過自我學習和獨立思考，建立完整的自我認知，也不抗拒其他有道理的主張，最終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學識、更進一步。經過上述自主學習和思考，最終持何種主張，從個體成長角度，反而是次要的。

而固執很簡單，就如小鎮前面說的，無論小鎮拿出多少論據，甚至就是官方原話，把一切邏輯和法條都擺在眼前，也是沒用的，一部分人好像“選擇性視覺障礙”，把這些論據自動屏蔽，說的話前后沒有變化，就好像“不管你說什么，我都不信，這事就是不對”，但也說不清為什么不對。

除了這些共性，當代中國人還受到很多特殊的影響因素沖擊，而這種特殊性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來得更多、更猛烈。

根本原因，是中國在短短幾十年發生了空前巨變。

從上千年的農業社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從一個半殖民半封建備受欺凌的弱國一躍成為斷檔的世界前二，從一個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的國家，迅速實現了城鎮化；而在個體受教育層面，也出現了巨大變革。

中國用短短幾十年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在這種猛烈的時空擠壓下，自然導致了極其強烈的代際認知差異。老一輩、中堅一代、年輕一代對同一事物的認知很可能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生經歷和社會現實。

這還是代際的，中國又很大，不同地區、行業、社會地位、受教育水平甚至性別等等偏差，都進一步導致人與人的認知底層出現巨大的分化。比如在談到當前經濟的時候，有的人堅定認為經濟不錯，有的人堅定認為經濟很爛，但后者可能生活水平、收入、社會地位都高于前者，但就是認知不同。

種種不同認知的人在一起對話時，看上去是針對一件事爭論不同觀點，但實際上是來自不同世界的觀念再猛烈碰撞，這種世界觀的差異，很難彌合，于是對被說服感到極為抗拒。

這種猛烈變化背后產生了太多社會變化。

比如小鎮在《》一文，就談到由于中國社會變化太快，迅速從鄉村、集體、熟人社會躍進到城市、原子化、陌生人社會，大人也就罷了，而新生的兒童，喪失了與其他孩子的密切交流，同齡人之間基本是競爭關系，沒有年齡大一點的兄長，也沒有年齡小一點的后輩，過于簡單的童年社會關系，導致從小沒有經受過簡化的模擬社會訓練，突然走上社會，就很容易變得封閉、脆弱。

正因此，小鎮在這篇文章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重塑孩子的準社會化生活環境，中策是做好家庭內部環境，下策是至少做孩子靠山從而獲得孩子信任，避免極端情況出現。

類似的，還有教育模式的影響，如小鎮在《》，談到時代劇烈變化對性別關系的影響，當前的教育和社會模式，在18歲前后，男女強弱關系截然不同。18歲以前的校園生活，女性才是強者，但身為強者的女性走入社會，又面臨男性主導社會的劇烈認知摩擦，產生了強烈的自我防衛意識，必然導致性別對立激化。

想要化解性別沖突，起碼需要一代人，本質是生產關系要適配新的生產力，這背后是男女權力關系的重塑。

小鎮再舉一個例子，小鎮父母都是80年代初的大學生，從小就踐行了更加科學的育兒理念，把小鎮視為平等但特殊的朋友，小鎮父親也很注重與時俱進，他使用過的AI工具比小鎮多得多。但就算這樣，在小鎮談到在京租房的時候，也產生了認知上的矛盾，小鎮父親認為租人家的房子沒必要好好裝修，擔心會出現種種矛盾和問題。

這就是不同生活環境帶來的影響。北京和小鎮父母生活的城市，租房市場截然不同，在北京租房是一種非常普遍正常的生活方式，把自己買的房子租出去、再租別人的房子住，甚至簽訂長期租賃合同然后按自家房子標準裝修，這都不奇怪。

小鎮耐心地解釋了北京租房市場與老家的不同，說清楚了有可靠的法律保障，他擔心的問題小鎮已經預想到了，而且設計好了應對方案，小鎮把這些說完，自然就達成了共識，外部表現為，小鎮“說服”了小鎮的父親。

但這種說服，是建立在并不平等的關系基礎上，本質上是小鎮利用了身為子女對父母的優勢，畢竟孩子都要這么干了，而且也有自己的主張，做父母的除了支持還能怎樣呢？

同樣地，領導與下屬、甲方與乙方之間，那也不是說服。

社會猛烈變革帶來的代際、人群的分化是一方面，還有三個特別重大的影響。

其一，改革開放以后，對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的盲從和曲解。

改革開放以后，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西方精神涌入中國，得到當年很多知識分子和大眾的普遍認可，畢竟當時的西方太強大了，去西方國家刷盤子收入都比在中國當教授高幾十倍，如何能建立平等而自信的心態？

但小鎮要說，國內那些扛著“自由主義”旗號的，絕大多數壓根就不懂什么是“自由主義”。因為任何主義，都要建立在一定的土壤和時代背景基礎上，西方的自由主義誕生于西方特殊環境下，經過了幾百年的萌芽生長，但最終傳到中國，這些過程都被省略了，甚至連推導演化過程也被忽略了，只剩下一個所謂的“自由”被模模糊糊的引入中國，然后被肆意空想。

小鎮覺得，與其說是自由主義，不如說是虛無主義。受這種虛無主義影響的人，特別恐懼自己的思想、價值觀受到一切來自外部的影響，下意識地覺得盡最大限度保持自己的個人價值觀是最重要的，唯此才能保證自己的自由。

這算什么自由啊，自由是勇敢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是敢于與其他人都不同。但曲解為虛無主義之后，就變成了懦夫主義。

一旦預感到要被“說服”，覺察到自己會被影響，就會拉響警報。也就出現了前面提到的，小鎮越是拿出充足的論據，對方的防備就越強烈，尤其從價值觀和言行上，往往偏向“西方自由主義”的人，這種反抗會更加猛烈。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懂什么叫自由主義。

在被曲解的西方自由主義之外，還有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典型就是多元化。其實隨著現代社會大發展，一定會多元化，畢竟僅從人的需求角度講，在尚未滿足溫飽的時候，人所有的困擾只是吃不飽穿不暖，但隨著需求逐漸得到滿足、進入更高層級需求，那需求就多樣了。

這就是小鎮分享的《》，正因為訴求的多元化，所以政策也不能再大開大合，而是要更加精細化，在各個領域都要開始精準滴灌，所以《》。

多元化在思想認知領域帶來了一個巨大挑戰：

其二，“定于一尊”的瓦解。

在中國古代大多數時間，都強調“定于一尊”，核心意思并不是某個人，而是某一個統一的思想認知體系或者說價值觀，比如儒學就是持續最長的統一價值觀，這套價值觀也成功實現了對皇帝的束縛，就連皇帝也要接受儒家價值觀。

但中國進入近代之后，這套“定于一尊”的舊思想體系崩解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主要的價值觀和社會評價標準體系，直白地說就是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共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希望成為新的普遍共識，涵蓋了24個字、12個詞，但距離儒家這種共識體系，還有很大距離。

“定于一尊”被瓦解的情況下，在人民普遍開智、更加多元化的時代，“定于一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可能成型。那么就面臨漫長歷史形成的“定于一尊”的慣性與當前的摩擦。

中國人潛意識認為應該“定于一尊”，也就是實現思想認識的統一，但現實是極其多元，就像壓倒對方，但實際又壓不倒，最終還是要實現共融，與不同主張的人共存，但這一點目前還很難實現，因為接受“君子和而不同”理念的人還太少。

其三，中國宏觀大環境治理得太好，又給中國人打造了一個極其安全的溫室，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分歧。

畢竟在全世界打生打死的時候，中國最慘烈的大戰是千億外賣補貼大戰，以及圍繞“封存”二字吵得不可開交，在其他國家眼里，這真的是幸福的煩惱。

其他原因還有很多，比如隨著年齡增大，思維和圈子在固化；比如從小習慣了集體主義的統一行動，從進入大學開始，重新變為個體，需要自己主動解決問題，但又沒人教，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變得迷茫，而迷茫更容易警惕來自外部對自己思想的干擾。

而信息繭房讓人習慣了周圍都是類似的信息，一旦遇到不同意見，抗拒就會更加強烈，甚至覺得持不同意見的一定是小眾、少數、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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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辦？

很難辦。

也得辦。

最根本的，還是要全民習慣如何跟自己更好的相處，更進一步與周圍人更好地相處，也就是古話說的“修身齊家”。這其實很難，因為在猛烈變革的時代，沒有可以參照的經驗，只能自己探索，這比國家決策還難。

國家決策未來發展，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畢竟前面有很多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而且國家的體量夠大，能夠承受更多挫敗；但個體太不一樣了，很多大學生是自己家庭第一個大學生，沒什么石頭可摸，而眼前也不是什么河流，很可能是長江甚至大海，猛然間就掉進了深水區，這就讓實現個體成長和處理外部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會對各種說服感到抗拒。

就好像一位溺水者，反而會威脅前來救援的人。

小鎮也不知道怎么解決，姑且提供兩個建議。

一是從生活的細節改變，本質是打破行為和思想慣性，創造更多接觸未知的機會，習慣未知和不同。

最簡單的就是換一條回家的路，換一種通勤方式。

二是嘗試自己回答自己的質疑，反對自己的觀點。

比如這次圍繞“封存”，有很多讀者提出質疑和憂慮，那么何不嘗試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一定要有信心，堅信自己可以回答自己提出的質疑，做不做是態度，只要做了就是本質的不同。

最后，希望不會被說“登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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