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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的回答是:讓創新回歸創新本身。
作者|溫麗虹
編輯|王博
在過去十年里,幾乎所有希望承接新一輪技術浪潮的城市,都把“中小企業培育”寫進了自己的發展戰略。但一個越來越清晰的現實是:政策數量的增加,并沒有自動轉化為創新企業的持續涌現。
補貼、園區、基金、孵化器,這些工具在不同城市被反復使用,卻往往呈現出相似的邊際遞減效應。一批企業被迅速推向舞臺中央,又在競爭、融資或技術迭代中快速出清。真正能夠跨越早期不確定性、持續成長為“中堅型創新企業”的案例,依然稀缺。
問題或許并不在于資源是否充足,而在于——這些資源是否被系統性地組織起來,是否能夠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被精準調用。
放眼全球,圍繞這一問題,已經逐漸形成了幾種差異化路徑。
在硅谷,中小企業的加速主要依賴資本網絡與人才流動形成的“市場篩選機制”。風險投資、大學體系與高度社會化的人脈網絡,共同構成了一個高效但高度個體化的生態。它擅長發現“少數極端成功者”,但對普遍型中小企業的托舉能力并不均衡。
在部分制造業高度發達的地區,中小企業的成長則深度嵌入供應鏈體系之中。這里的核心優勢是速度與協同——創意可以迅速被拆解為標準化模塊,并在短時間內完成產品化。但這種模式對成本、效率與市場敏感度要求極高,也使企業更容易陷入同質化競爭。
而在中國的一些科技密集型區域中,正在出現第三種探索路徑:通過制度設計和公共服務的系統化介入,將中小企業的成長過程本身,視為一個可以被持續“識別—響應—校準”的動態系統。高校、科研機構與科技企業集聚的北京市海淀區,就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觀察樣本。
在這里,政策不再只是一次性觸發的獎勵工具,而被重構為伴隨企業全生命周期運行的支持機制;空間不只是辦公載體,而成為促成協同的基礎設施;資本、算力、場景與服務,被嘗試編織進同一張高頻運轉的網絡中。
創新企業,就這樣不斷長了出來。
1.創新百景圖
2025年年中,創業者周羿旭將初創公司“賽博創力”的辦公地點遷至北京市海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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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博創力團隊
數月后,他最大的感慨是:在海淀,就連尋常的餐廳、咖啡館和酒吧,都為路演留出了空間。他第一次到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AGI Bar”約見合作者時,就驚訝地發現,這個名為“酒吧”的場所,竟也開辟了一方演說場地,定期舉行路演與科創交流。
中關村創業大街并非一開始就被設定為某種“創業地標”。在更早的階段,它只是中關村附近的一條普通街道,連接著高校、研究所與寫字樓,這里的書店一到周末就人滿為患。
2014年前后,隨著移動互聯網創業浪潮興起,這條街被逐步改造為集中展示創業項目、孵化服務與資本對接的平臺空間,一度成為中國創新敘事中高度符號化的存在。高峰時期,路演、發布會、媒體采訪在這里高頻發生,它既是窗口,也是舞臺。
隨著創業周期更替和行業環境變化,這條街的喧囂有所退潮。一些項目離開了,部分機構更名或轉型,中關村創業大街不再承擔“風口中心”的角色。但它并未消失,也沒有被簡單替代。
相反,它逐漸回歸為一種更為日常、低調卻持續運轉的創業基礎設施——創業者在這里辦公、見投資人、討論產品,咖啡館和共享空間里仍然不乏關于技術路線、商業模式與融資窗口期的討論。不同于早期的高密度曝光,如今更多交流發生在非公開、非舞臺化的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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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創業大街
這種變化本身,也折射出中國創業生態的成熟:從“被看見”轉向“把事情做成”。在這一意義上,中關村創業大街不再只是某一輪創業浪潮的象征,而更像一塊長期存在的創新場域——當周期起伏、風口更迭,它依然持續吸納著一批又一批創業者,在相對穩定的空間中,進行著不那么顯眼、卻更接近真實創新過程的嘗試。
2025年10月,《海淀區支持科技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正式修訂發布,這給了我們一次重新觀察這片有著深厚科創底蘊的地區的機會。
「甲子光年」發現,海淀中小企業服務已經編織成一張精密網絡,覆蓋起步階段所需的算力資源、高效融資、成長資金助力、產業協同與資源擴容等方方面面。
比如,一個從事企業培育服務的團隊,曾將一家從事信息大數據的中小企業,精準推薦給一家快消品巨頭。在他們介入之前,買方并不清楚這家中小企業所提供的信息數據服務,能為拓展某個海外市場提供關鍵助力。
他們自稱是“企業服務員”,但他們其實默默關注著資金流向。他們極少發表對投資風向的見解,只是每日穿梭于投資機構與投資人之間,傾聽、梳理每一家機構、每一位投資者的偏好,記錄他們近期對創投的觀察與思考。在此基礎上,他們建立起一套詳實而連貫的記錄系統,形成不定期更新的檔案。
正因如此,他們所服務的活動策劃團隊,總能在恰當的時機,將英雄所見略同卻素未謀面的融資雙方邀請至同一場活動,為雙方創造接觸與合作的契機。
置身于這張隱形服務網中,一次精準的主題路演效果立竿見影。
2025年6月,賽博創力帶著產品參加了一場“投海Demo Day”路演活動。演示結束后,現場多家投資機構主動與他們建立聯系。對周羿旭這樣的創業者而言,如此高頻、高效的對接舞臺,讓他們得以從四處奔波尋找投資方中節省時間與精力,更專注于日常的研發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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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海Demo Day活動現場
隨后,賽博創力不僅在6月的活動后快速對接了多方資本,在10月與一位戰略投資人簽署了注資協議。在海淀,時間之于企業成長,仿佛被施以“快進”魔法。
還有一個經常被創業者提到的詞是:創新聯合體。
將辦公室搬到中關村創業大街后,周羿旭發現,他們身處的不僅是幾間辦公室,更是一個濃縮的產業微循環。在同一棟樓里,上游的芯片設計公司與下游的應用集成商比鄰而居,以往需要主動“外出尋覓”的合作伙伴,如今成了在咖啡館、共享會議室甚至電梯間里就能自然對話的“鄰居”。一次非正式交流,就可能促成一次針對技術適配的聯合調試,或是一次面向共同客戶的方案整合。
這一點,在海淀扎根十年的工業軟件企業“天圣華”感受尤為深刻。
該公司位于四季慧谷產業園內一棟3層小樓,樓上是一家三維仿真企業。物理空間的鄰近,讓兩家公司在電梯或茶水間的偶遇,都可能演變為一次技術痛點的探討,甚至促成針對共同客戶的數據兼容方案調試。
真正的協同不止于日常交流。在申報某國家級項目時,天圣華曾與同園區、分處產業鏈不同環節的數家企業,自發組成“創新聯合體”。如同大學生組隊完成課題,各家派出技術骨干,以天圣華的PLM平臺為核心,搭配其他企業的CAE軟件、CAD工具,共同打造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
這種“樓上樓下”的協作模式,不僅降低了溝通成本,更在關鍵時刻形成了技術攻堅的合力。天圣華公共事務負責人告訴「甲子光年」:“大家就像同處于一個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同學’,平時各自鉆研,遇到國家級的‘大作業’時,便能迅速組隊,高效出擊。”
從提供空間,到匹配“鄰居”,再到激活合作——在這里一紙租賃合同的意義被徹底改寫。中小企業在這里獲得的,是被“看見”、被“連接”的成長機會。
AI企業離不開的還有資源支持,尤其是算力。
百川智能2023年8月首次申請的算力補貼,讓他們以可負擔的成本完成了千億參數模型的訓練沖刺。這只是一個開始。2024年11月,百川再次獲得算力支持,這筆直接用于支付高性能GPU集群服務的資金,持續助力了產品的研發迭代。更強的算力讓模型訓練周期從原先的3個月大幅縮短至1個半月。
“高性能算力對大部分創業公司來說是‘奢侈品’,”百川智能相關工作人員坦言,“海淀區通過算力補貼把算力變成了一種普惠的‘基礎設施’。這種‘水電煤’模式,讓我們可以把全部精力聚焦在算法創新和產品研發這些最擅長的事情上。”
有了技術和產品,空間和資源,接下來企業需要的就是展示的舞臺。
在2025年的CES(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國際消費類電子產品展覽會)上,「甲子光年」見到了大量國內的企業,其中不乏中小企業,當我們問他們怎么有經費和資源來參加CES時,他們的回答是“政府支持”。
支持轄區內企業參加國內外大型展會,其實在國內的大城市中并不罕見,但是支持和搞定是有區別的。這次我們在CES遇到的創業者大多來自海淀,他們告訴我們,展位名額、費用、流程,區里的相關服務部門都幫他們搞定了。
仿真合成數據企業光輪智能已在海淀扎根兩年多,這期間光輪智能獲得了很多支持。2023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光輪智能作為重點簽約項目,被推上了國際舞臺,他們對此的形容是“雪中送炭”,仿真合成數據技術也第一次被眾多國內外機構看見。原本企業計劃3年走完的“得到認可”的關鍵一步,提前了2年。
這一支持的意義遠不止于節省費用和提供資源,更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企業只需專注做好最酷的產品,通往世界的大門,我們來幫你推開。”
在這幅中小企業創新百景圖里,落款寫著一句話:讓創新回歸創新本身。
2.如何提供超越單一政策的、系統性的成長動力
在國內中小企業培育的實踐中,一個反復出現的難題是:政策往往以靜態文本的形式存在,難以轉化為持續驅動企業成長的動態機制。資源并不少,但如何在不同階段被準確調用,決定了企業能否真正穿越早期不確定性。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即使有了創新企業,也難以持續。
如何提供超越單一政策的、系統性的成長動力?我們試圖從政策本身、配套服務以及實際執行情況去尋找問題的答案。
首先是資金獎勵。
對科技企業的直接資金獎勵,是各地通行的做法。常見模式是“認定即獎勵”,比如國內某地會對首次認定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給予一次性獎勵。這種方式簡單清晰,但屬于“一次性交易”,與企業后續的成長軌跡關聯微弱。
更科學的做法是設計一套基于成長里程碑的“階梯導航算法”。企業從“小升規”、到“國高新”、到專精特新“小巨人”、再到“單項冠軍”,每一步關鍵躍遷都預設差異化的支持包。例如,獲評“小巨人”不僅觸發資金獎勵,更同步激活了優先融資推薦、人才服務綠色通道、公共技術平臺接入等一整套賦能組合。
地方相關部門應該為企業提供一份清晰的“成長路線圖”與“補給時刻表”,將國家宏觀的“專精特新”戰略解碼為企業每個發展階段可執行、可預期的微觀目標,并通過制度化的資源匹配,持續發送“校準信號”。
與單純的結果獎勵相比,這種動態算法更注重引導企業的長期主義行為,將外部激勵內化為持續攀登的戰略定力。
第二是研發激勵。
如何有效激勵企業合理地進行一些需要付出高風險、長周期的研發投入,是困擾很多地方的難題。在過去,一種主流范式是“項目申報評審制”,這種方式有助于集中資源攻堅,但流程復雜,且可能無法覆蓋計劃外的、顛覆式的探索性創新。
在政策設計中,關注“創新行為”本身其實有助于企業進行更多創新活動,但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要合理評估“創新行為”,只要評估企業是在持續投入創新,即可進行支持。
這實質上是分擔了企業早期探索的不確定性風險,鼓勵了一種面向未知的長期技術冒險,可以系統性地培育整個區域的底層創新基因與耐受失敗的文化。
第三是融資支持。
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國內有諸多實踐。例如,許多地方設立政策性擔保基金,分擔銀行信貸風險,或成立政府引導基金,直接進行股權投資。這些方法有效,但要么覆蓋面有限,要么面臨“政府是否比市場更善于挑選贏家”的質疑。
在一些科技密集型區域,融資支持的重心開始發生轉移。政府不再試圖替代市場作出投資決策,而是著力降低市場決策的成本。其核心思路,是通過制度化手段減少信息不對稱,為社會資本提供更清晰、可驗證的信用信號。
具體來看,這類機制通常包含兩個層面:一是通過一系列公開、可核驗的資質與成長標識,對中小企業進行初步“結構化標注”,形成相對穩定的項目儲備池;二是通過常態化、標準化的對接平臺,將原本偶然、碎片化的融資機會,轉化為可持續運行的對接機制。資本并未被引導去“相信某一家企業”,而是被引導去信任一套篩選與連接的制度環境。
從治理邏輯上看,這種做法并不追求“替市場挑選贏家”,而是通過構建穩定的信用生成機制,讓市場更容易發現潛在贏家,改善資本與創新主體之間的連接質量。這一轉向,正在成為中小企業融資支持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構性變化。
第四是辦公空間。
空間是創新活動的容器,但其價值遠不止于物理承載。傳統產業園區是“房東模式”,提供標準化空間與基礎服務,升級版是“孵化器模式”,附加創業輔導、法律咨詢等增值服務。
這些形態在早期階段有效降低了企業進入門檻,但隨著技術復雜度和產業協作需求的提升,其局限逐漸顯現。
在實踐中,企業即便高度集聚,協作仍然呈現低頻狀態,資源調用效率有限,空間優勢難以自然轉化為創新效率。這一現象促使部分區域開始重新審視空間的組織方式,將其視為影響創新協同的重要變量。
「甲子光年」認為,空間規劃更強調產業結構與協作關系的設計。產業鏈上下游、技術協同主體與公共服務平臺要被有意識地納入同一空間體系,形成穩定的互動半徑。企業入駐此類空間,往往能夠在日常環境中更便捷地接觸技術資源、公共算力與測試場景,政策與資本服務也隨之嵌入其中,協作由此成為一種低成本、可持續發生的行為。
從治理角度看,這種變化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趨勢:空間的價值,正在體現在其能否持續降低協作摩擦、放大資源連接效率,并為企業提供可反復調用的成長環境。
第五是生態打造。
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需要在激勵冒險的“進取性”與保障安全的“穩定性”之間取得平衡。
這意味著,中小企業培育系統同時致力于扮演“全球同行者”,降低企業國際化的制度性摩擦與資源門檻,將個體冒險升級為系統支撐的集體行動,也堅定擔當“底線守護者”,通過法治化手段預防支付風險,守護最基本的契約精神與現金流安全。這種雙向、平衡的賦能設計,旨在讓創業者既能心無旁騖地“向外生長”,也能安心篤定地“向內扎根”,使勇氣與理性皆得到系統的支撐。
這五個方面都做到并不容易,但是我們在最新的《海淀區支持科技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簡稱《措施》)及海淀區的科技產業服務中找到了答案:在資金方面,有一套基于成長里程碑的“階梯導航算法”;在研發方面,明確只要企業持續進行創新活動,就能獲得系統的認可與支持;在融資方面,政府投資基金儲備庫、“投海Demo Day”都是切實的方式;在空間方面,中關村AI北緯社區實踐著“空間即服務”的生態算法;在生態方面,助力企業出海(如APEC卡辦理、國際頂級展會支持)與保障經營安全(如加大清欠力度)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制度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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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AI北緯社區
這或許正是海淀在治理層面進行的一次深刻實驗:將制度設計本身的智慧與效能,轉化為區域最根本、最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全球創新競爭日益轉向生態系統整體效能比拼的當下,這種“以系統算法驅動生態進化”的探索,其價值與啟示,已超越了單一區域的邊界。
3.區域競爭力的邏輯,已經發生改變
當我們把視野從單一區域拉升到全球范圍,會發現創新企業培育正在經歷一條相對清晰的演進路徑:從依賴稅收、土地等要素供給的1.0階段,到以孵化器和創業服務為核心的平臺賦能2.0階段,如今正逐步邁向以系統響應與生態智能為特征的3.0階段。不同區域的差異,已不再主要體現在“給了多少資源”,而在于是否具備組織和調度這些資源的能力。
這很關鍵,就像不同的習武者,拿到同一本武術秘籍,由于內功的不同,其發出招式的威力也會大不相同。如果不具備足夠的內力,甚至會“走火入魔”。
「甲子光年」發現,包括海淀在內的科技密集型區域的探索開始呈現出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政策設計正在從“條目疊加”走向“機制耦合”。
在不少地區,企業支持政策仍以“菜單式”存在,企業需自行匹配、逐項申報,制度成本較高;另一類路徑則通過集中資源押注特定賽道,快速形成產業集群,但對多樣性與潛在顛覆性創新的包容度有限。相比之下,新的實踐更強調底層打通:不同部門、不同類型的政策工具圍繞企業成長階段形成聯動,通過成長里程碑觸發支持響應,使資源在關鍵節點被自動調度。
其次,服務模式正由審批導向轉向發現與陪伴。
創新型中小企業往往誕生于科研與工程一線,其早期價值并不總是清晰可見。一些區域開始構建更具公共性的發現機制,通過孵化器網絡、產業服務節點與常態化對接平臺,更早識別潛在項目,并為其提供持續驗證與連接資本的通道。這種方式降低了創新對個人關系與偶然機遇的依賴,提高了“被看見”的概率。
再次,空間營造正在從“產業集聚”升級為“生態構筑”。
國際上,無論是新加坡緯壹科技城,還是圍繞大學形成的歐美創新區域,均通過混合布局強化協作與知識溢出。在中國,一些前沿探索進一步將協作邏輯前置到空間規劃之中,將算力、場景、實驗設施與政策、資本服務嵌入日常環境,使空間成為持續運行產業協作機制的物理界面。
在這一整體圖景中,海淀的實踐具有樣本意義。海淀展示了一種以系統思維重構創新治理的路徑:將分散的政策、服務、空間與數據資源整合為可持續運轉的支持體系。
這一探索指向的,是區域競爭力的深層轉變——從要素優勢轉向組織能力,從“給予資源”轉向“運營系統”。這種能力的形成并不輕松,對治理協同、制度設計與執行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在創新競爭日益演變為生態系統競爭的當下,這一方向為更多尋求長期韌性的地區,提供了一個值得參照的坐標。
海淀的實踐仍在演進之中,其最終形態尚未定型。但是在這里,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有新企業注冊誕生,其中近半數為科技型企業。
當創新治理開始以系統能力為核心變量時,區域競爭力的邏輯,已經發生改變。
(封面圖來源:AI生成,文中配圖來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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