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完善刑事訴訟法治體系研究為主線 引領理論研究全面深入開展

廣大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工作者堅持黨的領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

以完善刑事訴訟法治體系研究為主線

引領理論研究全面深入開展

2025年是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一年來，廣大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工作者以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為指引，緊扣完善刑事訴訟法治體系研究主線，圍繞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為完善刑事訴訟法治體系、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深入開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刑事訴訟法治體系研究

2025年，全國刑事訴訟法學界認真貫徹黨中央統一部署，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根本目標，系統開展刑事訴訟法治理論研究，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系統完備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建設研究。系統完備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建設，是建設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認為應當基于中國實踐、中國問題，以完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為重點，以刑事訴訟法的第四次修改為契機，圍繞進一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核心議題，探討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方向與進路。刑事訴訟法學界對系統完備的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建設已經形成了比較豐富且具有針對性的意見建議。總體來看，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主張“大修”，摒棄“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模式，進行全面系統修改，增加條文數量，整合“法外規范”；強調在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之間尋求更精細的平衡，特別是要回應現代化建設新需求，實現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轉型；強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在制度上保障庭審實質化和證據裁判原則的落實，二審以開庭為原則，落實全面審查與程序分流相結合等；促進辯護制度完善，以制度保障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和有效辯護的落實；完善刑事證據制度，進一步明確證據原則，完善證明標準，確定數字證據規范；促進強制措施改革，從“行政化審批”轉向“司法化審查”，建立健全強制措施檢察監督制度，廢除或嚴格限制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措施適用，加強對財產強制措施的規范，“查凍扣”決定權與執行權分離，建立檢察機關審查批準制度，防止超范圍、超標的“查扣凍”；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健全控辯協商機制，明確認罪認罰自愿性審查標準和救濟機制，確保協商平等和處理公正；完善涉外刑事訴訟與國際司法協助制度等。

公正高效權威的刑事司法體系建設研究。相較于刑事訴訟法律體系，刑事司法體系是刑事訴訟法治體系中實體、實施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項制度建設的目標任務。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專門提出“規范司法權力運行，完善司法公正實現和評價機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穩定性、權威性”。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認為，應當堅持按照中央精神正本清源、守正創新，落實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要求，如“全面準確落實司法責任制”“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正確人權觀”“樹立正確政績觀”等。有論者認為，完善公正高效權威的刑事司法體系首先應站穩人民立場，關注和研究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有論者提出，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必須以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刑事司法體系為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聚焦涉及面廣、關注面寬的訴訟權利保障、刑事強制措施、認罪認罰從寬、刑事辯護全覆蓋、涉外刑事訴訟、數智化應用、涉案財物處置等重點問題，回應廣泛關切，深入研究制度優化舉措，促進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早日成熟定型。有論者提出，要進一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全面準確落實司法責任制并完善配套制度，完善司法職權配置、加強刑事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建設。有論者認為，加強執法司法公信力建設對于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至關重要，要進一步在法律制度上完善執法司法公開機制，完善刑事執法司法科學評價、考評機制。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認為，刑事訴訟法學是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刑事訴訟法治和刑事訴訟法學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具有許多重要的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和制度，應當認真總結歸納和探索創新，促進構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有論者認為，首先應當明確認識、理清思路，在構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中，完善學術、學科、話語三個體系是基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實質，總結歸納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和制度是主干；處理好體系性和自主性的合理關系，既要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也要研究人類共同精神財富、價值理念等；把握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上下貫通、層次分明的整體性，不能碎片化、分散化、庸俗化。“自主”是“中國特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具有質的規定性；知識體系不是孤立存在的，應當同法律體系、司法體系密切相連，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相輔相成、同頻共振的。有論者建議從三方面入手探索：一是從“中國問題”出發，深入“中國實踐”田野，開展經驗提煉與理論加工，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知”的躍升；二是注重歷史傳承與域外經驗并重的比較鏡鑒，既要從縱向歷史傳承中汲取智慧，也要從橫向域外經驗中博采眾長，超越“制度搬運”，走向“方法論借鑒”；三是推動系統思維與守正創新相結合的融貫發展，在堅守刑事訴訟普遍規律和核心價值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特有的問題與實踐，勇于提出新理論、新概念、新范式，積極推動理論創新和話語體系創新。

全面開展刑事訴訟法學專業化研究

隨著我國法治建設步入深水區，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也要同步完善，立足中國刑事司法實踐，回應時代治理需求，聚焦重點與新興問題，突出細分專業、持續深化開展專業化專門化研究，努力使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更加精細化，更具針對性，更有實際意義。

我國現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學發展、刑事訴訟重點基礎理論研究。有論者提出，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刑事政策由黨中央確定的原則，確保形成刑事政策科學體系，發揮政策對立法執法司法的指導作用。有論者認為，我國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學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背景下面臨理念更新滯后、制度銜接不暢、政策運用零散等現實難題，因此必須系統探討刑事政策現代化的時代邏輯與學理路徑。有論者指出，應當發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社會治理效能，通過法治化刑罰運行體現從“結果導向型刑事政策”向“過程治理型刑事政策”的轉變，使我國刑事政策的實施從單一懲戒模式走向預防、修復、教育并重的現代治理結構。對于基礎理論研究，有論者關注刑事訴訟的價值理念，認為傳統程序正義理論本質上屬于西方法學理論的“客觀程序正義”范疇，缺乏對中國司法語境的針對性回應。有論者據此提出以公眾公平正義感知為核心的“主觀程序正義”理念，即以當事人主觀感受為標準判斷是否獲得公平對待，實現“感知正義”。有論者認為，應對刑事訴訟要件理論進行深化，將傳統案件的可追訴性要件重新闡釋為公共利益要件，進而實現“憲法性訴訟要件理論”與我國現有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銜接。還有論者回應了訴訟客體識別的理論爭議，認為應精細化界定訴訟活動的“標的”或“對象”，并對其約束力作出解釋，通過確定公訴方的訴訟主張，限制法院裁判的對象和范圍。

完善刑事司法體制機制，提升刑事司法質效研究。有論者認為，完善刑事司法體制機制、提升刑事司法質效，應當著重關注構建單位犯罪刑事訴訟程序、規范涉案財物處置、適當延長審理期限等方面，進一步優化司法資源配置，促進司法公正。有論者指出，應堅持既合理賦權又強化制約監督，規范執法司法權力的行使，做到既有效打擊犯罪又有效防止冤錯案件。還有論者聚焦“刑事掛案”久拖不決問題，認為應通過撤案監督直接處理“無罪掛案”；對于“有犯罪嫌疑的掛案”，雖偵查機關不宜直接撤案，但可通過修法增加前置司法審查，監督偵查機關撤案；對于雖經過偵查，但受制于客觀原因確實不能補充相關證據，致使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則應直接移送檢察機關審查，由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完善刑事辯護與中國特色律師制度、刑事執行制度、人權刑事執法司法保障制度研究。關于刑事辯護程序，有論者指出，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依舊存在許多癥結，如辯護主體意識薄弱使得辯護流于形式；“舊三難”未能根除，“新三難”逐漸凸顯；等等。有論者主張多維度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權利實現層面，確立“委托辯護優先”原則，著力破解值班律師參與流于形式的現實困境；在制度覆蓋層面，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適用范圍，適度放寬經濟困難認定標準，并將普通程序案件的法律援助由“可以指派”調整為“應當指派”。關于刑事執行程序，有論者強調，我國刑事執行程序呈現規范碎片化、權力配置失衡、死刑執行方式落后等問題。基于刑事執行權的復合屬性與程序獨立價值，應構建司法行政機關主導的刑事執行一體化改革路徑，實現真正的審執分離。面對刑事執行程序的不同場域，有論者認為，在監禁刑執行領域需重構減刑假釋實體要件，建立多元化評估指標體系，并構建“監獄—社區—家庭”聯動機制，助力刑滿釋放人員融入社會。針對社區矯正，有論者提出，應從“合規模式”轉型至“康復模式”，特別是農村地區因資源分布不均，需因地制宜探索“社區主導+專業支撐”路徑；根據特殊保護原則，需改變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與成人體系混同管理的模式，推動未成年人社區矯正體系獨立化構建。關于人權刑事執法司法保障，有論者認為，應當樹立正確人權觀，堅持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并重原則，認真看待刑事執法司法中人身自由權、財產權、生命健康權、人格權、辯護權和公正審判權等保障不力危害的嚴重性，切實解決人權受侵害而未能在訴訟內外提供有效救濟的問題。

刑事訴訟數智化應用與發展趨勢，數字時代證據制度、偵查制度現代化研究。有論者指出，數字時代給傳統證據法與證據理論帶來諸多挑戰，刑事證據制度的現代化革新理應作出回應。例如，算法黑箱導致大數據證據關聯性具有不可理解性，應兼顧大數據關聯性中因果關系與相關關系的雙重屬性，構建算法解釋機制，將黑箱式統計關聯轉化為人類可理解的因果推導。另有論者指出，公安機關內部數據取證應遵循必要性原則，從行政管理式授權取證轉變為分類式審批取證，并接受辯護人的調取申請。還有論者認為，我國現行刑事偵查制度以傳統證據的取證規則為主，電子數據等證據的取證規則還有待完善；取證規則側重保障證據真實性，忽略了對被追訴人權利的保障。針對傳統取證范圍和取證規則的局限性，有論者提出完善建議：其一，將電子數據正式納入搜查、扣押及技術偵查等法定偵查措施的適用范疇；其二，圍繞電子數據的證據特性構建專門化新興偵查措施體系；其三，以數據類型劃分和數據生命周期管理為邏輯基礎，實現電子數據偵查措施的層級化設置與精細化運行；其四，以人權保障原則與比例原則為核心價值指引，進一步優化各類偵查措施的適用條件與程序規范，確保偵查權依法正當行使。

刑事司法與保護處分研究。有論者提出，我國立法尚未對“保護處分”作出明確定義，仍需在立法層面明確其獨立于刑罰與治安處罰的法律屬性，以明確概念為始規范保護處分措施的適用。針對保護處分制度定位模糊，有論者強調，應深度挖掘保護處分的理論根基、法律性質和體系定位，打破以往研究的固有邊界，對保護處分的適用前提、程序規范進行精細化梳理，進而探索搭建適配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征的決定程序與執行機制。

完善涉外、涉港澳臺刑事訴訟法治體系研究。有論者指出，境外證據的雙認證程序影響訴訟效率，且無法解決真實性問題。可針對性修改司法解釋，簡化公文書跨境流轉程序，逐步建立系統的涉外刑事證據審查標準。有論者認為，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可通過明確最低證據標準、成立聯合調查組，以解決取證和管轄爭議；對于港澳地區，可在個案協查外積極探索類案協查模式，提高司法協作效率。有論者提出，現有第三人沒收規定散見分布、不成制度化，應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第三人沒收制度的改革內容，賦予第三人沒收獨立的法律效果，并完善法庭調查程序。還有論者認為，對于跨境虛擬貨幣的追索，首先應明確虛擬貨幣屬于可追繳的財產所得，進而通過建立鏈上溯源和跨境協作機制實現快速凍結。

積極開展刑事訴訟法

修改和司法改革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法治處在修法和改革任務疊加的背景下，有必要強調以改革項目作為修改刑事訴訟法重點，以修改刑事訴訟法引領刑事訴訟法治改革，以先立后破為主推進刑事訴訟法制完善。刑事訴訟法學界主動將修改法律和推進改革研究結合起來，總結經驗、檢視得失、探索研究，積極研提修法意見和改革建議，努力提升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服務國家法治建設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背景下的制度完善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界繼續將修改刑事訴訟法研究作為重點任務，有針對性地提出修法建議。有論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模式正面臨轉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應校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力與權利邊界，重點明確法院對量刑的最終裁判權，規范量刑建議的形成過程，并明確被追訴人的上訴權保障。為適應經濟犯罪治理和財產權保障的需要，有論者指出，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應當構建相對獨立的刑事對物訴訟程序，明確涉案財物處置證明規則，完善涉案財物處置程序保障，規范涉案財物管理處置機制。有論者站在對跨域趨利性刑事管轄的程序治理角度，認為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應當填補管轄規則的立法漏洞，通過設立審前管轄權裁定程序，實質化保障當事人及律師的管轄異議權與救濟權，打破“接力棒”式管轄困局。有論者指出，受制于涉外刑事訴訟程序與規則制度單薄，在立法體例上增設涉外刑事訴訟專章具有理論必要性和實踐指導性，有利于構建更加健全的涉外刑事法律治理體系，以應對跨國犯罪、司法協助等復雜問題。此外，還有論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典化的時機業已成熟，圍繞刑事訴訟法法典化路徑，組織有關專家學者起草刑事訴訟法典專家建議稿，為推動刑事訴訟法典化立法提供了有益參考。

刑事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界普遍認為，刑事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應當置于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法治體系中的法治監督體系、政法領域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的整體中謀劃發展，必須全面布局對刑事執法司法的制約和監督。有論者指出，刑事執法司法制度（領域）由“刑事執法司法權力運行”和“刑事執法司法權力制約監督”密切聯系的雙重體系構成，應糾正“重權力執行運轉，輕權力制約監督”的傾向，確認兩大體系既獨立又關聯，如影隨形，不可割裂，有利于嚴格公正高效執法司法。有論者認為，刑事執法司法制約和監督在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具有各自獨立的范疇、內容、規律和規范，呈現并行的二元結構，正確區分制約和監督具有重要意義，應當保證制約和監督按照各自的規律和規范進行，解決影響依法全面正確履職的突出問題。有論者提出，對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強化檢察監督”的要求應當全面正確領會和把握，完整準確加以落實。實踐中存在的法律監督不規范，實質是因為沒有規范或規范不健全，缺乏有關程序制度、違法類型、標準界限的規定的問題，應當進一步促進檢察監督法律規范的健全完善，推進制定檢察監督法。還有論者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加強權力制約、保證司法公正的高度提出“健全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監察權、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確保執法司法各環節全過程在有效制約監督下運行”的要求，說明“相互制約”在整個制約監督體系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應當加以特別關注，并進一步細化相關體制機制，實踐中注意防止將制約和監督兩者相互混淆或替代。

對黨中央統一部署涉及刑事訴訟法治改革項目的研究。除前述涉及改革的問題以外，刑事訴訟法學界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積極回應刑事訴訟法治建設中的其他重點難點問題。關于健全依法甄別糾正涉企冤錯案件機制，有論者指出，涉企冤錯案件時有發生，不僅嚴重侵害企業合法權益，而且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損害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大局；應當貫徹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司法理念，完善涉企刑事法律制度。關于加強產權執法司法保護機制，有論者認為，當前涉案財物的分類與證明機制不夠明確，對涉案財物的查封、扣押、凍結存在較隨意、不透明的問題；應當通過明確涉案財物處置證明規則、完善涉案財物處置程序規范以保障當事人財產權。關于推進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有論者指出，我國正在探索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未來仍應持續探索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充分保障公民不受歧視、平等發展的權利，彰顯法治中的人文關懷與人權保障。

以“兩個聚焦”為根本

努力實現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

新發展、新提升、新成效

面向2026年乃至整個“十五五”時期，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號召全體會員和廣大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工作者，堅持黨的領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次全會精神，牢固樹立服務大局意識，聚焦建設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圍繞服務第十五個五年規劃開局，部署做好“十五五”時期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工作，不斷提升研究水平，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努力實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相適應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新發展、新提升、新成效。

結合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實際，認真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引領我國法治建設不斷發展的根本。刑事訴訟法學界要持續推動學習宣傳、研究闡釋，深刻把握、堅決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理解其中蘊含的堅定政治立場、深厚人民情懷、科學思維方法，將其貫穿研究會學術研究、理論創新、成果評價等各個環節，真正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緊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需求，深入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訴訟法治領域的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和歷史性成就，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訴訟法治體系提供理論內核，推動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

胸懷“國之大者”，不斷提升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能力與水平。“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刑事訴訟法學界將把學習好、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作為首要政治任務，精心組織、系統推進，引領廣大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工作者自覺將學術研究同服務大局緊密相連，圍繞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重大改革舉措、重大發展問題開展有針對性、有實際運用價值的研究，形成更多更好的咨政意見建議，使學術研究與大局要求同頻共振，使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法治建設提供更有力的服務保障。

以“三新”要求謀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工作，努力實現刑事訴訟法學事業高質量發展。立足努力實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相適應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新發展、新提升、新成效，刑事訴訟法學界將自覺聚焦重大理論問題和重點實際問題，以更宏闊的視野、更扎實的舉措促進實現更高水平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積極促進刑事訴訟法學專業化研究成規模、上層次，夯實基礎理論、拓展國際視野，促進知行合一，完善專業體系；積極促進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借助有組織科研和專業化研究優勢，編撰系列叢書，致力于推進現代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成果的系統集成，代表當今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最高水準，成為體現中國刑事訴訟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經典之作；進一步加強跨學科融合性研究，推進刑事訴訟法學同相關法學學科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多學科協同研究和創新研究，以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為主干，融合相關學科開展中國特色刑事司法體系研究。

（作者為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敬大力，郭爍、錢智武、貴昭陽、路金釗、王海晏參與撰稿）

來源：檢察日報·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