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古墓發現一道圣旨，內容全是漢字，越南專家無奈向中國求助

這事兒聽著就透著一股邪乎勁兒：一個國家的頂尖專家，居然看不懂自家老祖宗一千年前寫的官方文件。

這不是段子，是2021年發生在越南河內的真事。

考古隊在一座李朝古墓里挖出幾卷皇帝圣旨，白紙黑字，工整的楷書漢字，開頭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誰都認得，可連在一起，愣是沒一個越南專家能從頭到尾順溜地讀下來。

這些本該是國寶的“國書”，一下成了“天書”。

沒辦法，最后只好紅著臉，寫信向隔壁的中國同行求助。

這一封求助信，就像一把鑰匙，擰開了一段被強行中斷了近百年的文化記憶。

這背后，是兩個狠人，在相隔九百年的不同時間點，為了自己國家的活路，做出的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決定。

第一個狠人，叫李公蘊。

公元1009年，這老兄還是個禁軍頭頭，瞅準機會，龍袍一穿，就成了越南李朝的開國皇帝。

那會兒的越南，剛從長達一千年的“北屬時期”掙脫出來，說白了就是剛獨立，兜里沒錢，心里沒底，一窮二白。

怎么把這個新攤子支起來，是擺在李公蘊面前最大的難題。

李公蘊這人，打仗出身，但腦子特別清醒。

他沒犯愣頭青的毛病，想著跟過去一刀兩斷。

他環顧四周，當時全世界最牛、制度最完善的，就是北邊的大宋王朝。

他心里明鏡兒似的：蓋房子得有好圖紙、好材料，治國也一樣。

于是，他做了一個影響越南近千年的決定：全盤拿來。

他把大宋那套治國模式，從中央的三省六部，到地方的州縣官制；從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到用儒家思想治國安邦，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搬到了自己的“大越國”。

這套復雜的國家機器要想運轉起來，需要一個統一的“操作系統”，這個系統就是漢字。

在李公蘊的強力推動下，漢字成了李朝上上下下唯一的官方文字。

皇帝下的命令用漢字寫，叫“詔書”；官員打的報告用漢字寫，叫“奏疏”；國家頒布的法律用漢字寫，叫《刑書》。

漢字不僅僅是寫字的工具，它是權力、法律和文化的載體。

一個讀書人想當官，出人頭地，唯一的路就是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寫一手漂亮的漢字文章。

這么一來，就出現了很有意思的一幕。

李朝的皇帝，在自己家里關起門來，自稱“皇帝”，頒布的圣旨格式跟中原王朝一模一樣，派頭十足。

可一出門，跟大宋打交道的時候，立馬就矮半頭，自稱“國王”，乖乖當個藩屬國。

這種“內帝外王”的玩法，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又穩住了強大的鄰居，可以說把現實主義政治玩到了極致。

李公蘊的這套藍圖，被后來的陳朝、后黎朝等王朝一直沿用。

將近九百年的時間里，漢字就是越南的“普通話”，是精英階層的身份象征。

一個越南人會不會寫漢字，懂不懂漢學經典，直接決定了他在社會上的地位。

這套東西，已經不是什么“外來文化”了，它早就長進了越南的骨頭里，成了他們自己歷史的一部分。

時間快進九百年，歷史的齒輪“咔”一下，轉到了20世紀。

法國人的炮艦開進了越南，古老的封建王朝在洋槍洋炮面前被打得稀里嘩啦。

這時候，另一個狠人站了出來，他叫胡志明。

胡志明面對的局面，跟李公蘊那會兒完全反了過來。

他不是要建一個高高在上的王朝，他是要鬧革命，要把占全國人口九成以上的窮苦農民發動起來，趕走法國人，建立一個屬于所有人的現代國家。

這么一來，那個曾經作為治國基石的漢字，反而成了最大的絆腳石。

首先，這玩意兒太難學了。

一個農民，一年到頭刨地都來不及，誰有功夫去學那幾千個筆畫復雜的方塊字？

漢字自然而然地成了地主、士大夫這些有錢有閑階級的專利，成了隔絕上層和底層的一堵高墻。

其次，它傳播思想的速度太慢。

革命講究的是星火燎原，要快速印傳單、刷標語，讓男女老少都能看懂。

你要教一個農民認識“革命”兩個漢字，可能得花好幾天；但要是用字母拼出來，他可能半小時就學會了。

面對這種要命的現實，胡志明和他的同志們做了一個極其痛苦，但在當時看來又別無選擇的決定：廢掉漢字，全面推廣一種叫“國語字”的拼音文字。

這套“國語字”說起來也挺逗，是17世紀一個法國傳教士為了方便傳教，用拉丁字母給越南話注音發明的。

胡志明他們拿過來，改造了一下，發現這簡直是掃盲神器。

它簡單，直接，一個沒上過學的人，花個把月就能讀書看報。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一成立，胡志明馬上以國家的名義，用最強的力度在全國推行“國語字”。

一場叫“平民學務”的掃盲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在田間地頭，在工廠車間，到處都是教人識字的小黑板。

漢字，這個在越南廟堂之上盤踞了近兩千年的文化符號，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從官方、教育和社會生活中連根拔起。

從政治動員的角度看，這無疑是巨大的成功。

越南的識字率在短短幾十年里火箭般躥升，為后來的國家統一和工業化建設掃清了文化障礙。

但任何事情都有代價。

這就像做一臺大手術，病是治好了，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遺癥。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2021年古墓里的那份圣旨，就能明白越南專家們當時的尷尬了。

廢除漢字，就像在越南奔流不息的文化長河上，攔腰建起了一座大壩。

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看自己國家1945年以前的任何文字史料——古籍、碑文、族譜、地契，甚至爺爺輩寫的信——都跟看“外語”一樣。

李公蘊當年精心設計的千年藍圖，被胡志明為了救亡圖存而做的“文化手術”給鎖進了歷史的保險柜。

那份圣旨，由越南皇帝寫給越南官員，記錄著越南人自己的事，最后卻要請外國人來幫忙解讀。

如今在河內的街頭，一些年輕人重新報班學起了漢字，不為當官，只為能看懂自家祠堂里的牌位。

那份千年前的圣旨，翻譯完畢后，靜靜地躺在博物館里，紙上的墨跡和它所代表的那個世界，都已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