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晚年回井岡山看望兒子，面對滿桌佳肴，面色凝重，沒有胃口

1979年深秋，京城第一場雪剛落，曾志正在簡陋的北房里給一位基層來訪者寫介紹信。她抬頭透過窗子看向院外，雪片打在老槐樹枝頭，一如五十年前井岡山的白霧——那座山，總在她心頭。沒人想到，不足十年后，這位白發蒼蒼的“老阿婆”會在那片紅色土地上與長子重聚，上演一幕飽含辛酸的團圓。

時間撥回至1928年5月。20 歲出頭的曾志挺著五個月的身孕翻越九十九道山梁，同丈夫蔡協民趕赴黃洋界。山路崎嶇，她腳下生起的水泡破了又合，行軍靴血跡斑斑。可當晚篝火旁議事，沒人敢小覷這位青年女同志的魄力。毛澤東注意到她筆直的脊梁，笑稱“這位女同志說話比山風還沖”。一句玩笑，卻注腳了曾志此后一生的直率與堅決。

11月，她在距黃洋界二十里外的茅棚里生下長子。槍炮聲催著產程，她沒來得及多抱一抱孩子，就把襁褓交給石禮保：“先放你這兒，等革命勝利就來接。”再見已是24年后。1929年紅四軍南下贛南，槍聲和山谷回響卷走了所有紙片留言，曾志與孩子的線索自此中斷。

1939年抵達延安，她在馬列學院度過短暫安靜的半年。課堂上談到“革命親緣與階級原則”的課題，她默默記下一行字：私情要讓位于大義。戰友楊立三輕聲提醒：“你那孩子，總得找吧。”曾志低頭笑了笑，沒有作答。把雁翎槍磨亮，再赴前線，她已習慣把個人悲喜塞在馬刀鞘底。

1949年10月，廣東解放前夕，曾志隨南下工作團入城。燈火重燃的羊城街頭，人潮涌動，她在隊伍最末端，一路想著井岡山的杉樹是否依舊挺立。成立后的第一件私事，就是托人打聽“石禮保”三個字。消息遲遲未至，她將焦灼埋在日常繁重的組織人事工作里。

1952年夏天，轉機來了。井岡山寧岡縣一位干部赴穗開會，無意中談起“石來發”——正是石禮保養大的孩子。幾經周折，母子終于在廣州相認。鄰居們興奮得敲鑼打鼓，街坊七嬸對石來發說：“進城吧，福氣來了。”然而臨別時，曾志遞過一雙新布鞋：“回山上，好好種莊稼。”兒子愣住，她補了一句：“主席把兒子送上前線，我把你留在農村，咱沒資格討價還價。”

1970年代，石來發一直在茅坪公社生產隊記工分。糧票緊巴，媳婦磨破嘴皮才說服他養兩頭黑山羊。井岡老鄉打趣：“你當老首長的兒子太摳門。”他憨笑，不辯。曾志偶爾托郵差送來一封信，信封上端端正正一句話：靠雙手吃飯，光明磊落。

1991年春，中央老干部局再三勸曾志搬回南長街四合院，她卻寫了“堅決不要”五個黑字，被褚健拿到會上宣讀，惹得同僚嘆息。那年她的工資大多捐給了西北一所師范，自己借住在六環外醫院宿舍。有人提著土特產登門，她一邊讓老保姆沏茶，一邊把禮品原封不動塞回對方車后備箱。“制度不能讓人說三道四”，言辭和緩卻不容拒絕。

1993年國慶前夕，組織安排她赴井岡調研老區教育。離別六十余年的山路已修成柏油公路，車輪剛進茅坪，石來發趕來扶她下車，“娘，您累了”。村里殺雞宰鴨，紅薯酒熱氣撲面。十幾道葷素擺滿八仙桌，孫兒石金龍激動地把碗筷擺好。相機快門“咔嚓”一聲定格，照片里，曾志端坐中央，目光卻落在暗角的舊木凳。她低聲說：“菜太多，浪費。”筷子遲遲未動，臉上難得浮現凝重。那頓飯，老人只夾了幾口青菜。

席散后，她摸著兒子粗糙的手，輕輕一句：“山上的土好，好莊稼不能荒。”石來發應聲：“放心。”月色打在矮墻，影子拉得老長。村民悄聲議論：“首長吃不下，是心疼咱。”

1998年6月21日凌晨，京華醫院病房燈光雪白。護士剛替曾志整理被角，她輕聲吩咐：“不發訃告，不要花圈。”話音落，脈搏逐漸平緩。遵照遺囑，骨灰一分為二，一半送至廣州銀河公墓，另一半密封瓷罐，由石來發帶回井岡。搬土筑墳那天，山風勁烈，兒子脫帽，口中念了句：“娘，您回家了。”

此后，石來發仍舊在坡地里種水稻、挖紅薯。親友問及：“母親是部級老干部，你怎么不進城？”他抬頭望向遠處陵墓，答得平靜：“她說過，靠天吃飯也得把腰板挺直。”

有人評價，曾志一生簡樸到“吝嗇”，對家人“苛刻”。可翻閱她留下的賬本，工資、稿費、補貼，幾乎都流向了烈屬、貧困地區和子弟學校。空蕩的存折映照著她的信念：公私分明不是口號，而是行止。至此，那張滿桌佳肴卻讓她沒胃口的照片，成了她個人操守的注腳——在革命者的詞典里，親情、清貧、信仰交織，最終匯成了井岡山松濤里永不停歇的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