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京城第一場雪剛落,曾志正在簡陋的北房里給一位基層來訪者寫介紹信。她抬頭透過窗子看向院外,雪片打在老槐樹枝頭,一如五十年前井岡山的白霧——那座山,總在她心頭。沒人想到,不足十年后,這位白發蒼蒼的“老阿婆”會在那片紅色土地上與長子重聚,上演一幕飽含辛酸的團圓。
時間撥回至1928年5月。20 歲出頭的曾志挺著五個月的身孕翻越九十九道山梁,同丈夫蔡協民趕赴黃洋界。山路崎嶇,她腳下生起的水泡破了又合,行軍靴血跡斑斑。可當晚篝火旁議事,沒人敢小覷這位青年女同志的魄力。毛澤東注意到她筆直的脊梁,笑稱“這位女同志說話比山風還沖”。一句玩笑,卻注腳了曾志此后一生的直率與堅決。
11月,她在距黃洋界二十里外的茅棚里生下長子。槍炮聲催著產程,她沒來得及多抱一抱孩子,就把襁褓交給石禮保:“先放你這兒,等革命勝利就來接。”再見已是24年后。1929年紅四軍南下贛南,槍聲和山谷回響卷走了所有紙片留言,曾志與孩子的線索自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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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抵達延安,她在馬列學院度過短暫安靜的半年。課堂上談到“革命親緣與階級原則”的課題,她默默記下一行字:私情要讓位于大義。戰友楊立三輕聲提醒:“你那孩子,總得找吧。”曾志低頭笑了笑,沒有作答。把雁翎槍磨亮,再赴前線,她已習慣把個人悲喜塞在馬刀鞘底。
1949年10月,廣東解放前夕,曾志隨南下工作團入城。燈火重燃的羊城街頭,人潮涌動,她在隊伍最末端,一路想著井岡山的杉樹是否依舊挺立。成立后的第一件私事,就是托人打聽“石禮保”三個字。消息遲遲未至,她將焦灼埋在日常繁重的組織人事工作里。
1952年夏天,轉機來了。井岡山寧岡縣一位干部赴穗開會,無意中談起“石來發”——正是石禮保養大的孩子。幾經周折,母子終于在廣州相認。鄰居們興奮得敲鑼打鼓,街坊七嬸對石來發說:“進城吧,福氣來了。”然而臨別時,曾志遞過一雙新布鞋:“回山上,好好種莊稼。”兒子愣住,她補了一句:“主席把兒子送上前線,我把你留在農村,咱沒資格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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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石來發一直在茅坪公社生產隊記工分。糧票緊巴,媳婦磨破嘴皮才說服他養兩頭黑山羊。井岡老鄉打趣:“你當老首長的兒子太摳門。”他憨笑,不辯。曾志偶爾托郵差送來一封信,信封上端端正正一句話:靠雙手吃飯,光明磊落。
1991年春,中央老干部局再三勸曾志搬回南長街四合院,她卻寫了“堅決不要”五個黑字,被褚健拿到會上宣讀,惹得同僚嘆息。那年她的工資大多捐給了西北一所師范,自己借住在六環外醫院宿舍。有人提著土特產登門,她一邊讓老保姆沏茶,一邊把禮品原封不動塞回對方車后備箱。“制度不能讓人說三道四”,言辭和緩卻不容拒絕。
1993年國慶前夕,組織安排她赴井岡調研老區教育。離別六十余年的山路已修成柏油公路,車輪剛進茅坪,石來發趕來扶她下車,“娘,您累了”。村里殺雞宰鴨,紅薯酒熱氣撲面。十幾道葷素擺滿八仙桌,孫兒石金龍激動地把碗筷擺好。相機快門“咔嚓”一聲定格,照片里,曾志端坐中央,目光卻落在暗角的舊木凳。她低聲說:“菜太多,浪費。”筷子遲遲未動,臉上難得浮現凝重。那頓飯,老人只夾了幾口青菜。
席散后,她摸著兒子粗糙的手,輕輕一句:“山上的土好,好莊稼不能荒。”石來發應聲:“放心。”月色打在矮墻,影子拉得老長。村民悄聲議論:“首長吃不下,是心疼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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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21日凌晨,京華醫院病房燈光雪白。護士剛替曾志整理被角,她輕聲吩咐:“不發訃告,不要花圈。”話音落,脈搏逐漸平緩。遵照遺囑,骨灰一分為二,一半送至廣州銀河公墓,另一半密封瓷罐,由石來發帶回井岡。搬土筑墳那天,山風勁烈,兒子脫帽,口中念了句:“娘,您回家了。”
此后,石來發仍舊在坡地里種水稻、挖紅薯。親友問及:“母親是部級老干部,你怎么不進城?”他抬頭望向遠處陵墓,答得平靜:“她說過,靠天吃飯也得把腰板挺直。”
有人評價,曾志一生簡樸到“吝嗇”,對家人“苛刻”。可翻閱她留下的賬本,工資、稿費、補貼,幾乎都流向了烈屬、貧困地區和子弟學校。空蕩的存折映照著她的信念:公私分明不是口號,而是行止。至此,那張滿桌佳肴卻讓她沒胃口的照片,成了她個人操守的注腳——在革命者的詞典里,親情、清貧、信仰交織,最終匯成了井岡山松濤里永不停歇的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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