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殿英先做土匪后挖清陵，其后代如何？兒子是萬人敬仰的大人物

1928年盛夏的一天清晨，河北遵化東陵外炮聲乍起，滾滾硝煙里傳出士兵的粗聲號令。幾聲炸雷般的爆破過后，塵埃尚未散盡，孫殿英站在陵前，眼里卻閃著異樣的光。那一刻，他似乎確信，一條能讓自己“起死回生”的財路就此打開，而這條路也把他引向了聲名狼藉的深淵。

向前回溯，1889年是孫殿英的出生年份。河南永城貧瘠的土地和父親因爭地喪命的悲劇，把少年的鋒芒逼向草莽。十六歲，他已與豫西綠林好漢同進同出，一把老舊大刀加幾桿土槍，攔路要錢，逢廟會打家劫舍。窮苦出身養成他“活命要緊，能混則混”的思路，也養成見風使舵的本領。

1922年，他帶著“兄弟們”投了直系吳佩孚，穿上新軍裝，槍械也換成了洋槍。但軍裝掩不住匪性——鴉片生意、軍火走私、敲詐鹽商，全淪為填補軍餉空缺的渠道。吳佩孚怒不可遏，孫殿英卻已悄然轉身，掛上了“張宗昌部旅長”的名牌。

1926至1927年北伐風云突變，軍閥像浮萍四散。孫殿英踩準時機，從張宗昌跳到馮玉祥，又擠進蔣介石的“嫡系”行列。到1928年，他穩坐第十二軍軍長，駐防清東陵——這恰是權力與貪欲交匯的舞臺。

清東陵地宮到底埋著多少金銀珠玉，民間傳說添油加醋。孫殿英聽慣了兵丁喊餓，也算過賬本：只靠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餉，想穩住這支雜牌隊，絕無可能。于是才有了那聲震天動地的爆破。短短數日，“演習場”變成“交易所”，翡翠西瓜、夜明珠、田黃大璽，被塞進馬褡褳，連乾隆棺槨上的鎏金銅釘也被撬得干干凈凈。

風聲來得比錢還快。1928年秋，溥儀在天津拍案而起，向南京遞上折子。孫殿英卻早一步把最亮眼的幾件送進了南京顯赫人家的府邸。宋氏兄妹、軍統高層紛紛收禮，中央“調查”終成一紙空文，這位“東陵大盜”不僅沒受罰，反倒再添幾路槍桿子。

只是“火并能練兵，金銀難練心”。孫部驕兵劣將，各地“吃鴉片、揮大刀”的惡名不絕于耳。1937年盧溝橋的炮聲打響，有意思的是，孫殿英也曾短暫出川抗戰，竟與八路軍在豫北配合過幾次。可到了1943年，日軍的黃金和糧餉讓他徹底倒向汪偽，大牌軍長就此成了漢奸。

1947年10月，解放軍豫北戰役展開，孫部一觸即潰。俘虜收容所里，他毒癮纏身，躺在土炕上哆嗦不止。一名衛生員看不下去，遞上戒毒粉，他卻喃喃道：“我挖陵，為的是給爹報仇……”1947年9月，58歲的他命喪病榻，留下一堆爛攤子和一個尚未成年的獨子。

這孩子叫孫天義，1931年生于北平。少年時代家中車馬盈門，華服玉器唾手可得，可母親劉清貞從不讓兒子染指那些寶物。她常說：“寶貝不在屋里，在心里。”當父親成了“遺臭萬年”的盜墓將軍時，北平胡同里的人指指點點，十四歲的孫天義埋頭苦讀，眼圈卻常常通紅。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已經失去家產的母子倆靠縫補維生。那年冬天，孫天義背著用舊床單改的書袋，踏進輔仁大學西文系的教室。他刻苦得“像跟時間賽跑”，別人去看電影，他窩在圖書館啃莎士比亞原文。四年后，全系第一的成績讓他留校任教，分配去了西安外國語學院。

講臺上的孫天義從不倚老賣老，黑板上粉筆字端正得像銅模刻印。新生第一次上課就發現：“這老師講語法比新聞聯播還準時，可例句卻常把人逗笑。”課堂外他譯了《戴高樂傳》，參與編寫多套教材，被同行稱作“西北外語教壇的活字典”。

當然，過往陰影偶爾冒頭。評副教授前，有人低聲問：“孫家那點事兒，算不算政審障礙？”評委會查檔一天后作出結論——政審合格，業務更過硬。孫天義拿到任命書，只淡淡說了句：“是書本替我說了話。”

1992年，陜西成立黃帝陵基金會，亟須一位懂外語、懂文史、又愿意跑外事的人。時年61歲的孫天義被點名為副會長。朋友勸他：“這活兒沒多少補貼，你圖啥？”他的回答言簡意賅：“黃帝是中華共祖，這活兒值！”

隨后九年，他每周往返數百公里，拉捐款、寫請示、陪同僑團代表，連冬天也常住工棚。一次工頭偷懶偷工，他扯著嗓子吼道：“別糊弄！咱給的是子孫后代修祖墳！”施工隊只好返工。2001年，擴建后的黃帝陵氣象一新，蒼松古柏腳下來往祭祖的海外僑胞絡繹不絕。

學生給他寄來照片，說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見到《實用口譯教程》；翻到署名“孫天義”，難掩驚喜。信里附一句：“老師，您做到了讓別人忘掉您父親的影子。”老人回信寥寥，“教書人只求講臺無愧”。

同一個姓氏，兩條岔開的路：父親把炸藥埋進皇陵，兒子卻在殘碑斷瓦間替民族尋根。命運確能給予重壓，但那之后的抉擇，終究掌握在本人手里。這份轉折，也讓人重新理解“自作與自救”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