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評價蔣介石：此人統兵、政治均極低能，但使用詐術天下第一

流亡海外的那段日子里，李宗仁提筆寫下了半生的恩怨。

作為曾經坐過代總統位子、扛著一級上將軍銜的大人物，他書里點評的權貴多如牛毛。

可對于那位跟他纏斗了一輩子的老冤家，李宗仁雖然表面上還留幾分薄面，一口一個“蔣先生”叫著，但在評價對方看家本領的時候，筆鋒一轉，拋出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

帶兵打仗是個外行，搞政治也是一塌糊涂，唯獨在耍手段、玩權術這方面，那真是天下無敵。

乍一聽，這像是 loser 的牢騷話，可真要是把這兩人幾十年的交手記錄翻出來細品，你會發現，這哪是罵街，分明就是一份遲到的“驗尸單”。

它捅破了民國政壇那個最大的窗戶紙：既然戰術上老是瞎指揮，戰略上又沒什么長遠眼光，這人憑什么能在最高權力的寶座上賴著不走？

謎底就在那個“詐”字上。

但這事兒，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看看在李宗仁眼里，這位“蔣先生”做決策的路數到底有多野。

把目光鎖定在北伐戰爭剛開始那會兒。

那時候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正是風頭無兩的時候。

誰承想，到了武昌城底下，他踢到了鐵板。

當時的情況挺尷尬：北伐軍連戰連捷，到了武昌卻啃不動了。

城墻高，壕溝深，守軍又是個硬茬子，想靠一股子猛勁兒拿下來，門兒都沒有。

這時候，蔣介石親自跑到前線督戰。

擺在他案頭的一共就兩條路：

頭一條，圍起來慢慢耗，或者挖地道搞土木作業，雖然慢點，但能少死人，穩扎穩打。

第二條，拿人命去填，強行攻城，圖個快字。

只要是腦子正常的指揮官，八成都會選第一條，或者是找找城防的漏洞。

畢竟李宗仁手底下的第四軍、第七軍這些王牌，已經試探著攻了兩天，一點便宜沒占著。

前線回饋的消息很直白：這骨頭太硬，硬啃得崩掉大牙。

可偏偏蔣介石選了第二條路。

更離譜的是，他還追加了一個不僅不講理、簡直是把人往死里逼的條件——限時四十八小時。

死命令下來了：四十八小時內，必須拿下武昌。

這決策是怎么拍腦門想出來的？

李宗仁后來琢磨透了，這純粹是蔣介石那個“遇事就蠻干、一條道走到黑”的臭脾氣在作怪。

在蔣介石的算盤里，什么軍事常識都得給他的面子讓路。

他太急著要一場速勝來樹立總司令的威信了，至于士兵死多少、攻城有多難，壓根就不在他的優先關注列表里。

接到這燙手的山芋，李宗仁心里是個什么滋味？

作為在一線帶兵的人，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就是讓弟兄們去送死。

可軍令如山，不干就是抗命。

于是，一幕極其荒唐卻又充滿“中國式智慧”的官場大戲上演了。

李宗仁對底下的軍官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

“總司令既然下了死命令，攻不下來，咱們也得‘意思意思’。”

就這句“意思意思”，把當時那支軍隊內部的生存法則說透了。

既然上面不顧實際情況瞎指揮，下面也就只能演戲給上面看。

沖鋒的樣子是要做的，槍炮聲是要響的，人命也是要填進去一些的，至于城能不能破，那就看老天爺賞不賞臉了。

結果一點懸念都沒有，四十八小時過完，武昌城連塊磚都沒掉。

這場攻堅戰，把蔣介石帶兵的短板曬了個底朝天。

李宗仁在書里評價格外刻薄：這種不顧現實的搞法，簡直是“把性格里的毛病全抖摟出來了”。

更逗樂的是，當硬攻不成、戰局僵住的時候，這位總司令在軍事會議上問得最勤的一句話居然是：“那現在咋辦？”

這三個字一出來，李宗仁和白崇禧經常是大眼瞪小眼，想哭都哭不出來。

一個平日里喜歡微操、動不動就強攻的主帥，真要是碰了釘子，立馬就沒了主意。

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李宗仁看穿了蔣介石的底色。

用李宗仁的大白話說，這就是個典型的“偏將材料”——讓他當個師長旅長帶頭沖鋒沒準還行，但要想當統帥，他在軍事上簡直就是“低能兒”。

如果說武昌城下的那場亂仗暴露了蔣介石戰術上的無能，那他和李宗仁的頭一回過招，則把他在戰略眼光上的短視暴露無遺。

那是1926年5月，兩人頭回照面。

當時的背景板是這樣的：李宗仁已經把廣西擺平了，兩廣統一的架勢已經拉開。

他敏銳地嗅到了機會，北方那幫軍閥打成一鍋粥，老百姓都盼著變天，這可是發動北伐、統一全國千載難逢的好檔口。

李宗仁揣著一腔熱血跑到廣州，見到了當時還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

那會兒蔣介石手里攥著粵軍的指揮權，是北伐能不能成的關鍵人物。

李宗仁原本琢磨著，既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又有統一全國的野心，這事兒肯定一拍即合。

哪曾想，蔣介石見了他，兜頭就是一盆冷水。

蔣介石對他講：“你剛來廣州，不知道這里頭水有多深，現在哪是談北伐的時候？”

這筆賬，蔣介石是怎么算的？

那時候廣州城里，蔣介石正跟汪精衛斗法，屁股底下的位子還沒坐熱。

在他看來，窩里的權力斗爭遠比外頭的統一大業要緊。

真要是貿然北伐，前線一旦吃緊，他在廣州的老窩沒準就讓人給端了。

這就是典型的保守派政客思維：先保住位子，再琢磨發展。

怕擔風險怕得要死，對機會又遲鈍得要命。

李宗仁當時啥反應？

“興沖沖地去，灰溜溜地回。”

但他沒死心。

回到廣西后，李宗仁干了件膽大包天的事：既然你覺得時機不到，那我就打給你看。

他帶著孤軍一頭扎進湖南，直接跟大軍閥吳佩孚硬剛。

這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步險棋。

可李宗仁賭贏了，他的部隊把吳佩孚的前鋒揍趴下了，硬是把通往武漢的大門給撬開了。

接下來的戲碼，就有意思了。

眼瞅著李宗仁在前線打贏了，北伐的局面一片大好，那個曾經嚷嚷著“情況復雜、不能北伐”的蔣介石，變臉速度快得驚人。

他立馬跳了出來，給自己安了個北伐軍總司令的頭銜，大張旗鼓地拉開了北伐的大幕。

這一前一后的反差，把蔣介石那種投機分子的心態演活了。

在迷霧里看清方向的戰略眼光，他沒有；但等到局勢明朗了，跑過來摘桃子的手腕，他比誰都溜。

只要風險被別人扛過去了，他準保第一個沖上來收割紅利。

李宗仁對此看得透透的：這人野心不小，可惜沒有那種匹配野心的戰略魄力。

既然帶兵打仗是個二把刀（像武昌那次），戰略眼光也就那么回事（像北伐初期的猶豫），那蔣介石憑什么能統治中國二十多年？

李宗仁給出的判決書是兩個字：詐術。

這其實是一份非常深刻的組織病理診斷。

當一個帶頭大哥沒法通過正道（比如赫赫戰功、高尚德行、治理本事）來樹立威信時，他想要保住手里的權力，就只能走歪門邪道。

李宗仁在書里直言不諱，蔣介石坐莊的那些年，別說平息動亂了，反倒是讓老百姓在水深火熱里打滾，搞得是“國事糟亂”。

但這兒有個悖論：國家都亂成這樣了，他的位子怎么還坐得那么穩？

因為在蔣介石的邏輯閉環里，“把國家治理好”從來就不是第一位的。

反過來說，某種程度的混亂，反倒是他統治的溫床。

要是和平年代，大家拼的是搞經濟、定制度，那需要的是真才實學。

可在一個亂糟糟的政治泥潭里，規則全是廢紙，拼的是權謀、手腕和陰謀詭計，這恰恰撞到了蔣介石的槍口上，是他的舒適區。

李宗仁觀察到，蔣介石為了維持獨裁，把“詐術”玩到了極致：

第一招，對付軍閥：讓他們互相掐。

今天拉著甲打乙，明天聯合乙揍丙。

只要地方上的實力派不抱團，中央的位子就穩如泰山。

第二招，對付下屬：拿錢砸，搞分化。

他壓根就不信什么“以德服人”，也不信“以能服眾”。

他信奉的是每個人腦門上都貼著價碼，每個人都有能被利用的軟肋。

第三招，對付老百姓：空頭支票開得滿天飛，兌現的沒幾張。

這套組合拳，李宗仁給起了個名號叫“詐術天下第一”。

這可不是李宗仁一個人的偏見。

美國傳記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里也表達了差不多的意思。

他覺得蔣介石雖然仗打了不少，但充其量就是個戰術家，絕不是戰略家，“他真正的天才在于搞政治陰謀”。

這兩個人沒串過供，結論卻出奇的一致。

這其實解釋了國民黨政權后期為什么會崩得那么快。

詐術確實能解決眼皮子底下的麻煩。

比如，甩一筆錢，某個雜牌軍就反水了；封個官，某個反對派就閉嘴了。

這招見效快，成本看著也低。

但這玩意兒有個致命的死穴：它攢不下信用。

一個靠詐術維持的攤子，內部根本就沒有信任成本可言。

大家都在互相防著，都在心里打小算盤。

李宗仁作為桂系的大佬，雖然恨蔣介石恨得牙癢癢，但也承認自己不得不時刻防著這一手。

這種信任赤字，平時顯不出來，一旦遇到真正的驚濤駭浪（比如后來的解放戰爭），整個組織就會像沙雕一樣瞬間垮塌。

因為沒人愿意為了一個整天耍詐的老大去賣命。

李宗仁晚年評價蔣介石“剛愎自用”、“獨裁”，并斷言這種統治“注定玩完”，其實早就看透了這層邏輯。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詐術能管一時，甚至能糊弄二十年，但它違背了政治最基本的規律——政治說到底是對人心的經營，而人心這東西，是騙不了一世的。

從武昌城下的蠻干，到北伐前的投機，再到后來治國時的權謀，蔣介石這一輩子，其實都在用戰術上的勤奮（微操）和手段上的精明（詐術），去掩蓋戰略上的蒼白和政治上的無能。

這大概就是李宗仁在那本回憶錄里，最想掰扯清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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