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晚年身處美國的宋希濂，干了一件讓臺灣當局特別腦殼疼的事兒。
這老爺子雖然躲開了政治漩渦，既不站國民黨的隊，也不去靠共產黨，可偏偏閑不住，一封接一封地給臺灣的老哥們寫信，滿紙都在念叨兩岸統一。
當年的《北美日報》對此有過一段評論，說得那叫一個一針見血：
“現在大家爭論的點在于，宋將軍到底該忠于國家民族？
還是該死心塌地忠于某個政黨？
甚至是某個領袖個人？
很明顯，宋將軍選了前者。”
這話，算是把宋希濂后半輩子活明白的道理給講透了。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到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包圍的那個下午，宋希濂腦子里的想法那是完全不一樣。
那會兒，他滿腦子就琢磨一件事：怎么死。
那天，解放軍把他的殘兵敗將圍了個鐵桶一般。
眼瞅著插翅難飛，宋希濂從腰里掏出勃朗寧，槍口直挺挺地頂上了自己的太陽穴。
這一出可不是演戲，他是真打算自我了斷。
要不是身邊的警衛排長眼明手快，一把死死攥住他的手腕，歷史上也就沒了后來那個為和平統一奔走的宋希濂了。
那一年，宋希濂四十二歲，正當年。
身為黃埔一期的高材生，蔣介石手底下的“鷹犬將軍”，他咋就非得尋死覓活不可呢？
說白了，是他心里那筆賬，算岔劈了。
剛被抓那會兒，宋希濂情緒躁得很。
有個解放軍干部想給他拍張照，他覺得這是把他當猴耍，是一種巨大的羞辱，當場就跟人家吵翻了天。
那時候，他脖子一梗，就等著挨槍子兒了。
直到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來看他。
楊勇說話那是相當實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不怎么信我們的俘虜政策…
我可以透個底，在長沙的時候，我們就把你這攤子事研究過了，覺得爭取你起義并不是沒戲。”
這番話就像一根針，狠狠扎進了宋希濂的心窩子。
楊勇說得在理。
宋希濂不是沒機會活，他是自己把路給堵死了。
把時間倒回去四個月，1949年8月。
那時候宋希濂剛調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手里雖說是一幫被解放軍攆著跑的敗兵，但他為了充門面，在湘西收羅了一大幫土匪武裝，花名冊上的兵力一度湊到了十幾萬人。
就在這節骨眼上，一個天大的好機會送上門了。
他的老鐵、同為國民黨將領的陳明仁從長沙拍來電報，喊他一塊兒起義。
這簡直就是給他留的一道“生門”。
要是宋希濂當時點個頭，憑他手里那十幾萬人馬和在國軍里的威望，西南的仗搞不好能提前打完，他自己也能像陳明仁一樣，成為座上賓。
可他偏偏給拒了。
為啥？
這里頭有兩個大坑他沒跳過去。
頭一個坑，是對“沒地兒站腳”的恐懼。
他在給陳明仁的回電里說得明明白白：“我要是投了共軍，恐怕根本沒有容身之地。”
他覺得自己跟共產黨結的梁子太深，不信能有什么好下場。
第二個坑，是被一條假情報給忽悠瘸了。
當時局勢亂成一鍋粥，誰也分不清真假。
桂系的白崇禧為了穩住宋希濂給他賣命，專門編了個瞎話：“程潛、陳明仁起義之后，部隊都被繳了械，陳明仁已經被扣起來了。”
宋希濂居然信了。
他對底下的弟兄們說：“那條路走不通…
眼下最要緊的，是別讓人給包了餃子…
只要能保住本錢，等著國際局勢一變，咱們前途還是大大的有。”
所謂的“國際局勢一變”，無非就是做夢盼著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
這筆賬，宋希濂算得看似挺精明，其實全是在賭命。
他賭蔣介石能挺住，賭美國人會插手，賭共產黨容不下他。
結果呢，輸了個底掉。
接下來的幾個月，宋希濂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狼狽。
他和胡宗南湊一塊兒商量，想把主力拉到滇緬邊境去。
這是一條活路，退能守，進能攻，實在不行還能跑國外去流亡。
可蔣介石不干。
老蔣的命令死得很：不準退，就在西南死磕。
宋希濂雖說頂著蔣介石心腹的名號，可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候，他也開始把命令當耳旁風了。
他在川湘鄂邊區搞了個撤退方案，又是縮短防線，又是準備鉆山溝打游擊，可以說是絞盡腦汁。
奈何解放軍推進的速度簡直快得嚇人。
10月，在大庸縣城，他的一個軍部加上兩個師部被人家連鍋端，連軍長師長都被活捉了去。
到了11月，身邊只剩下一萬多勤雜人員的時候，宋希濂終于繃不住了。
他對部下交了實底：“事兒明擺著了，西南肯定保不住…
蔣介石也沒轍，咱們也不可能去臺灣，以后他管不著我了，何必再去受那個窩囊氣！”
這時候的宋希濂，對蔣介石的那份愚忠算是徹底塌了，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也動搖得厲害。
他鼓動剩下的殘兵去翻雪山，說到“遙遠的地方”找根據地。
這哪是找根據地啊，分明就是絕望的大逃亡。
一直折騰到大渡河邊那一幕發生。
當了俘虜后，宋希濂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跟著他一塊兒跑的許開元后來回憶說，宋希濂把隨身帶著的四千兩黃金一股腦全交了出來。
他對解放軍的負責人說：“這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應該交給貴軍。”
這四千兩黃金，原本是他最后的保命符，也是他作為軍閥最后的家底。
把金子交出去，意味著他徹底放棄了抵抗，可心里的那個疙瘩，還沒解開。
他還是不信共產黨的政策，依然覺得自己這條命是保不住了。
真正幫他解開這個死結的，是一個人。
陳賡。
1950年，宋希濂被轉押到重慶白公館。
陳賡特意擠出時間去探監。
這場見面，尷尬得要命，也震撼得要命。
兩人以前是黃埔軍校的同學，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頭磕在地上的師兄弟。
當年正是陳賡做介紹人，拉宋希濂入了中國共產黨。
可后來，中山艦事件一出，宋希濂退了黨，跟了蔣介石，從此兩人分道揚鑣，在戰場上兵戎相見打了二十年。
如今再見面，一個是戰功赫赫的解放軍大將，一個是灰頭土臉的階下囚。
兩人大眼瞪小眼，沉默了半天。
還是陳賡先開了腔：“你好啊！
看你身子骨挺硬朗，我很高興！”
宋希濂沒接茬。
他不知道該咋回，羞愧、悔恨、恐懼，五味雜陳，心里亂成了一團麻。
陳賡緊接著又問了一句：“咱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啥時候？”
這句話，一下子就把宋希濂的心理防線給捅穿了。
他激動得聲音都變了調：“1936年西安事變以后，在西安，你到警備司令部來看我…
那一刻，政治上的死對頭身份暫時放到了一邊，剩下的只有從黃埔時期延續下來的那份情義。
這次見面以后，宋希濂變了。
他終于信了，共產黨對他這個“戰犯”不是要殺之而后快，而是真心實意想改造他。
1954年，他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1959年，因為改造表現好，他成了第一批拿到特赦令的人。
從1949年在大渡河邊想給自己腦門來一槍，到1959年重獲自由，這十年，宋希濂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的轉變。
晚年的宋希濂，在美國定居。
雖然隔著太平洋，但他對兩岸關系的看法，比很多人都要通透敞亮。
他說過一段特別深刻的話：
“這個悲劇…
是人為造成的！
凡是人干出來的事，都是能改變的。
咱們已經經受了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不能再把這慘痛的經驗往下傳了…
不管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還是站在老百姓盼團圓的人道主義立場，咱們都應該呼吁并且贊同祖國和平統一。”
回過頭來看，宋希濂這輩子做了無數個決定。
1926年，他退黨跟了蔣介石，路走歪了。
1949年，他拒絕陳明仁拉他起義，又選錯了道。
1949年底，他想在大渡河邊自盡，差點把路走絕。
好在老天爺賞臉，歷史給了他最后一次修正錯誤的機會。
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他終于跳出了“黨派之爭”和“個人恩怨”的小算盤，算了一筆關于“國家民族”的大賬。
這筆賬，他總算是算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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