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汪精衛的兒子回國祭拜，看到父母的跪像，他淡然說了幾個字

有些事，你得親眼見了才信。

2005年的南京，梅花山下，人來人往，一個頭發白透了的老頭子，一個人杵在那兒，背影看著有點駝。

他77歲了，從香港過來，說是想給爹媽上個墳。

可這南京城，哪還有他爹的墳頭？

當年給炸了，連骨頭灰都給揚了。

最后，有人指了指不遠處，那兒有倆鐵疙瘩，跪著呢。

老頭子走過去，定睛一看，心口估摸著得是五味雜陳。

跪著的，正是他親爹汪精衛，旁邊是他親媽陳璧君。

倆人跟秦檜夫婦一個待遇，被鑄成鐵像，永遠對著中山陵的方向跪著，讓來來往往的人戳脊梁骨。

這場面，擱誰身上都得麻爪。

可這老頭子，汪文悌，汪精衛最小的兒子，就那么靜靜地看了好一會兒。

然后，他做了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舉動。

他整了整自己的衣角，對著那兩尊冰冷的鐵像，撲通一聲，雙膝跪地，結結實實地磕了三個響頭。

這一下可炸了鍋了。

旁邊本來就有看熱鬧的，加上聞著味兒趕過來的記者，長槍短炮一下子就圍了上來。

一個話筒幾乎要杵到他嘴里：“老先生，您作為汪精衛的兒子，對父母的跪像有什么看法？”

這問題，夠狠，夠刁鉆。

國法和家孝，忠和孝，自古兩難全，今天這道題就擺在了一個77歲老人的面前。

空氣安靜得能聽見心跳。

汪文悌緩緩抬起頭，臉上沒什么波瀾，眼神卻像一口深井，看不見底。

他嘴唇動了動，吐出了十個字。

這十個字一出來，全場鴉雀無聲。

說完，他站起身，頭也不回地擠出人群，走了。

那一年，汪文悌十歲。

他還在重慶上學，生活跟所有高官子弟一樣，無憂無慮。

他爹汪精衛，那時候還是國民政府的副總裁，是那個喊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英雄，是孫中山先生最信任的門徒。

在小汪文悌的眼里，父親是個大人物，是個值得驕傲的人。

可是一夜之間，天就變了。

1938年底，他爹不見了。

后來消息傳來，汪精衛跑到了越南河內，發表了“艷電”，公開響應日本近衛首相的“和平”聲明。

說白了，就是他要跟日本人“講和”了。

這一下，整個中國都炸了。

曾經的革命英雄，成了板上釘釘的叛徒。

汪文悌的人生，也從那一刻起，被硬生生掰成了兩段。

他被秘密地從重慶轉到香港，再從香港送到南京。

生活環境沒變，依舊是錦衣玉食，可天，已經不是那片天了。

他被安排進了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一個由日本人把持，專門為汪偽政權培養軍事人才的地方。

他的身份，也從“革命元勛之子”變成了“頭號漢奸之子”。

學校里的日子不好過。

那些日本教官，嘴上客客氣氣地喊他“汪公子”，骨子里那股瞧不起人的勁兒，根本藏不住。

他們看不起所有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這個“第一家庭”的少爺。

汪文悌心里憋著一股火，他想不通，為什么會這樣。

他爹跟他講“曲線救國”，講保存國家元氣，可他親眼看到的，是日本兵在南京街頭的耀武揚威，是中國老百姓的低聲下氣。

這股火在1942年徹底爆了。

那天訓練，一個日本教官借題發揮，故意找茬，對著汪文悌破口大罵，話里話外把他和所有中國人都貶得一文不值。

十四五歲的少年，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

國仇家恨，加上日積月累的個人屈辱，一下子全涌上了頭。

汪文悌腦子一熱，什么“汪公子”的身份，什么后果，全忘了。

他攥緊拳頭，一個箭步沖上去，照著那個日本教官的臉就砸了過去。

這一拳，打蒙了在場的所有人。

中國學員們嚇得不敢出聲，但眼神里藏不住的，是解氣。

這事兒鬧得很大，捅到了日本顧問團那里。

按理說，毆打“皇軍”教官，這是天大的事。

但日本人還得指望他爹汪精衛這塊招牌，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給了個警告處分。

可這一拳，對汪文悌自己來說，意義不一樣。

他第一次用行動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不管他爹是誰，他首先是個中國人，他有自己的底線和尊嚴。

好日子沒過幾年。

1945年，日本投降了。

對全中國來說是天大的喜事，對汪家來說，卻是末日審判的開始。

他爹汪精衛頭一年就在日本病死了，算是躲過了審判。

他媽陳璧君被抓，在法庭上還嘴硬，死不認罪，被判了無期。

而他，汪文悌，當時是偽政權警衛旅的一個營長，自然也跑不掉。

1946年，軍事法庭判下來，漢奸罪，一年零六個月。

從監獄出來，天地茫茫，他不知道該去哪兒。

南京是回不去了，大陸也待不下去了。

他輾轉去了香港，身上除了一個“漢奸之子”的標簽，一無所有。

他得活下去。

他學的是軍事工程，有點底子，就一頭扎進了建筑行業，從最底層干起。

他隱姓埋名，沒人知道他是汪精衛的兒子。

他聰明，也肯吃苦，幾十年下來，居然在橋梁設計和建造領域干出了名堂，成了小有名氣的專家，也攢下了不少家底。

錢是有了，可心里的那個大窟窿，怎么也填不上。

“我是汪精衛的兒子”，這句話就像個魔咒，跟了他一輩子。

他爹犯下的錯，就像一筆還不清的債，壓在他心上。

他沒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但他可以選擇自己做什么樣的人。

他開始默默地做慈善，把賺來的錢大筆大筆地捐出去。

給大陸修希望小學，給貧困地區建橋鋪路，資助上不起學的孩子。

他干這些事，不圖名，不圖利，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捐款人是誰。

他好像是在用這種方式，替他父親贖罪，一點一點地，把他父親欠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給補回來。

時間一晃就到了2005年。

大陸搞基礎建設，邀請了很多港臺專家，汪文悌作為橋梁專家，也在受邀之列。

這是他離開幾十年后，第一次正兒八經地回到故土。

他工作之余，提出了一個私人請求，想去拜祭一下自己的父親。

這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他找不到墳，只能去拜跪像。

這一跪，包含了太多東西。

跪的是生養自己的父母，這是人子之孝；可他叩首的對象，卻是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罪人，這何嘗不是一種對歷史公論的低頭和承認？

所以，當記者那個尖銳的問題拋過來時，他沒有回避，也沒有辯解。

他只是平靜地，一字一句地說道：

“做錯事，就應該受懲罰。”

這十個字，比任何長篇大論都有力量。

它宣告了一個兒子對父親罪行的最終態度，也為自己一生背負的沉重枷鎖，畫上了一個句號。

他替父親認了罪，也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

說完，老人轉身離去，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就此事發表過任何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