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整理自《全球勝任力》新書發布會周詠梅教授演講
《全球勝任力》的出版,對我和幾位合作者來說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但我們更在意的,是它能否促使更多人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以及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系 。
為什么今天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勝任力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完成了一次極為罕見的發展躍遷。
但如果把視野放到全球,我們看到的并不是一個整體改善的圖景,而是全球南方正在發生深刻分流:一方面,一批國家實現了持續增長與國家能力的顯著提升;另一方面,仍有大量低收入、體制脆弱國家,長期被困在貧困、沖突與治理失靈相互強化的軌道之中。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正在不斷深化,既體現在南南合作與多邊框架中,也通過企業“走出去”的實踐,直接進入具體的發展情境。
在這樣的世界里,發展合作面對的,已不再只是“有沒有錢、有沒有技術”的問題,而是能否在高度不同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環境中,把合作真正做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開始反復追問以下問題:
什么樣的人,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持續工作、產生影響?
這種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教育系統、政府、企業和發展合作機構,如何系統性地去培養它?
我把這套能力,概括為“全球勝任力”。
這本書寫的不是“成功”,而是“如何在復雜世界中工作”
《全球勝任力》并不是一本講“如何在國際舞臺上取得成功”的書,也不是一本抽象討論全球治理理念的著作。
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現場感、實踐感和全球感。
它記錄的是七位中國人在世界銀行長期工作的真實經歷——在非洲、南亞、東南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一線現場,在高度復雜、充滿博弈與制度約束的環境中,他們如何理解問題、如何與人合作,又如何一步步把事情推進。
比如,在塞拉利昂的戰后公共服務體系重建中,面對的是國家能力幾乎從零開始的現實;又比如,在非洲、南亞和東南亞的教育、能源、水資源和公共治理項目中,幾乎每一步都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可行性與制度約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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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一、水利專家李曉凱在東非)
如果你完整讀完這七位來自不同專業領域作者的分享,就會發現:他們展現的,并不是零散的個人品質,而是一種可以被理解、被學習、也被不斷積累的能力。
我把這種能力概括為“全球勝任力”,并將它拆解為三個相互支撐的層面:
開放包容的心態;
扎實而有針對性的知識儲備;
以及在復雜環境中促成合作的能力素養。
接下來,我想結合書中作者的實踐,簡單談談這三個層面。
開放包容的心態
全球勝任力的第一層面,并不是技術能力,而是一種對世界的基本態度。
書中的作者,無論從事體制改革、能源轉型、水利工程,還是教育與金融,都反復面對一個現實:發展政策過程充滿博弈,利益相關方之間存在真實矛盾,文化差異、歷史記憶和現實不信任感,始終存在。
在這樣的環境中,開放包容意味著:
愿意認真對待不同觀點,而不是急于判斷對錯;
能夠理解他國政策選擇背后的歷史與現實約束;
并且對全球公共利益和長期發展結果懷有真實的責任感。
多位作者提到,真正有效的合作,往往始于信任。而信任,來自于尊重、傾聽和長期一致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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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梅教授與在塞拉利昂工作時的伙伴Lara Taylor-Pearce,2011 年 Lara 擔任塞拉利昂審計長,因對反腐敗做出的卓越貢獻而享譽非洲)
有針對性的知識儲備
全球勝任力的第二層,有針對性的知識儲備,尤其是對發展邏輯的理解。
這里的知識,不是泛泛的國際常識,而是對不同國家發展路徑、制度結構和現實約束的深度理解。
書中的幾位作者,雖然專業背景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至少在一個領域內,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和差異性有系統認識。例如:
能源轉型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涉及財政約束與政治承諾;
水利工程不僅是工程問題,還涉及移民安置、生態修復與社會穩定;
教育改革不僅關乎課程設計,更與國家能力、教師體系和文化認同密切相關。
在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問題往往不在于“不知道什么是好政策”,而在于這些政策在既有政治和制度環境中,并不可選、不可行,也難以持續。
因此,知識儲備不僅是懂政策,更要理解決策者面對的約束。
發展中國家決策者面對的第一類約束,是政治可行性。在社會高度碎片化、政治競爭呈零和特征的國家,許多長期回報高的發展型政策,在政治上并不構成理性選擇。精英更容易通過短期分配或身份政治鞏固支持,而非推動結構性改革。
發展中國家決策者面對的第二類約束,是制度執行與國家能力。即便形成一定發展共識,官僚能力不足、執行碎片化、以及對外部項目體系的依賴,也常常使政策在落地過程中被弱化甚至扭曲。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驗需要被重新理解。中國的成功,并不只是因為選擇了“更優的政策”,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逐步形成了一種讓發展在政治上可選、在制度上可行,并能夠長期持續的治理結構。
本書中幾位作者的實踐反復說明:真正有效的發展合作,不是替對方設計一個“最優方案”,而是幫助他們在既有約束下,找到一個可以向前推進的現實路徑。
所以中國在南南合作中的價值,不在于“給答案”, 而在于如何與對方一起重構問題、松動約束、創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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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22 日周詠梅教授在巴米揚出差,與地方政府研討阻礙公共服務提高的體制因素)
在復雜文化和政治文化中,推動國際合作的能力素養
全球勝任力,最終要落腳在行動能力上。這包括:
跨文化溝通與談判能力;
在多元團隊中建立共同目標的能力;
在高度約束條件下,把愿景轉化為可執行方案的能力。
在阿富汗戰后重建、巴基斯坦工程移民、非洲電力危機應對等場景中,領導力,體現在能否理解他國現實、能否影響他人、組織團隊,并在高度約束的環境中,與合作方一起找到破局之道。
領導力并不是到了領導崗位才出現的能力,而是貫穿于政策談判、項目執行和日常協作的每一個細節。
而這種領導力不是一次培訓就能學會,而是在做事過程中,一點點鍛造出來的。
這本書是對讀者的一個邀請
總結一下,開放包容的心態, 扎實而有針對性的知識儲備,以及在復雜文化和政治環境中,推動國際合作的能力素養,這些構成“全球勝任力”。
對我們作者來說,這本書不僅是對自己多年在世界銀行成長經歷的回顧,更是向大家發出的一個邀請——走出中國,走進發展中國家,去理解、去體驗、去積累自己的全球勝任力。
如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意識到全球勝任力不是遙不可及的標簽,而是一種可以被理解、被培養、被積累的能力;
如果有人因此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選擇、學習方向或世界角色;
如果有人愿意走向更復雜的世界,理解更多元的人類處境;
那么,這本書就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
我想特別對年輕朋友說幾句話。
今天的中國,聰明、勤奮、有能力的年輕人非常多。但你們也面臨一個現實:優秀的人越來越多,傳統意義上的“好賽道”越來越擁擠。而全球發展,恰恰相反。這里的問題極其復雜,環境極其艱苦,反饋周期很長,短期回報并不顯性。因此,它不天然吸引大量逐利者。但正因為如此,它為那些愿意承擔挑戰、愿意長期投入的人,提供了極大的成長空間。
在書中,這些世行專家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經歷:他們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一開始就具備的,而是在一次次失敗、妥協、調整中形成的。
如果你渴望一種人生選擇:能夠真正理解世界的復雜性;能夠在真實問題中鍛造判斷力;能夠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從與他人的合作中重新認識“自己來自哪里”;那么,全球發展并不只是一條“理想主義”的道路,也是一條具有高度挑戰性且深遠回報的道路。
對走向全球南方的企業家而言,它意味著:對正在、或者即將走向全球南方的中國企業家來說,也許你并不是做“發展”的。你關心的是市場、供應鏈、風險、合規、效率。但當你真正進入全球南方國家,你會發現,你每天面對的,都是發展問題:勞動力技能不足;基礎設施不穩定;地方治理能力有限;社區關系高度敏感。
在這樣的環境中,企業家精神本身,就具有發展意義。你是否能夠理解他國政策選擇背后的歷史與現實約束;你是否對當地的長期發展結果懷有責任感;你是否能夠與當地合作者一起,創造更具韌性的共贏結構。在一個不確定性上升的世界中,是否具備這三層能力,將直接影響你能走多遠、走多穩。
結語:本書的價值,將由讀者來完成
我們希望它不僅讓你理解全球勝任力,更激發你去思考、去行動——無論是職業選擇、學習方向,還是對世界的參與方式。
每一次跨文化溝通,每一次在復雜環境中解決問題的嘗試,都是你全球勝任力的一次鍛造。走出去,走進去,把理解變為能力,把能力變為行動。只有這樣,這本書里的經驗,才能真正在你的行動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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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下,中國需要從全球治理的“參與者”轉變為具有影響力的“引領者”,以中國方案推動共同發展,致力于構建共享和平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需要各個領域都要有一批具備專業素養、全球視野、跨文化溝通能力、復雜問題解決能力的高端人才,作為橋梁紐帶,也就是需要一支具有全球勝任力的人才隊伍。《全球勝任力:世行專家的實踐與成長》一書即瞄準了這一國家戰略人才需求。
本書收錄了七個故事,由七位在國際發展領域積累了超過二十年經驗的資深中國專家撰寫。這些專家分別來自經濟、能源、教育、水利、體制建設、多邊發展金融機構治理及綠色金融等七個領域。他們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并反思全球勝任力的成長過程,展示發展項目的復雜性、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以及國際組織在內外部挑戰中的應對策略。他們的故事不僅展現了個人的職業成長歷程,也反映了全球發展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與變革趨勢,以及國際發展事業對從業人員的能力要求。
本書是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面向全校學生開設的相關課程的參考書,不僅適合有國際化人才培養需求的院校、機構作為教學參考書,也適合有志于從事國際發展事業的年輕人閱讀,還適合政府部門、企業國際化部門從業人員閱讀。
作者簡介
周詠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實踐教授、全球伙伴關系主任,深耕國際發展領域超過25年。她的職業足跡遍布非洲、南亞、東亞的多個中低收入和脆弱體制國家,為當地政府提供政策咨詢與項自支持,推動全球發展實踐落地。
周詠梅教授曾在世界銀行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包括共同主編《世界發展報告2017:治理與法律》,并領導“沖突、安全與發展中心”智庫,參與機構改革與國際合作戰略制定。她的專業聚焦國家治理、后沖突重建與國際發展合作,長期致力于全球勝任力人才培養和南南合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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