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五代十國，還怎么看懂《太平年》，是觀眾淺薄還是制作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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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熱播的《太平年》引發廣泛關注，服裝配飾考究細膩，場景搭建精雕細琢，老一輩表演藝術家舉手投足間盡顯厚重底蘊，整體制作團隊對五代十國歷史風貌的還原誠意十足，細節處可見反復推敲與深度考據。

然而翻閱各大平臺評論區，高頻出現的卻是“情節難理順”“人物關系捋不清”“官職稱謂太生僻”等真實反饋，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關于責任歸屬的思辨：有人認為理解障礙源于觀眾自身歷史儲備不足，建議先研讀相關史籍再觀?。灰灿腥藦娬{影視作品本質是大眾媒介，不該把知識門檻前置為追劇前提。

一邊是業內盛贊其格局恢弘、制作扎實，一邊是普通觀眾頻頻暫停回放、反復查證，這部劇所構筑的認知壁壘，究竟應被視作藝術堅守的勛章，還是敘事表達的失衡？是觀者缺乏耐心，抑或創作者在信息傳遞上未盡周全？

為何五代十國題材，天然自帶“理解屏障”

與其將《太平年》的接受困境歸因于觀眾的歷史素養，不如先正視一個客觀現實：五代十國這段時期，在公眾歷史認知圖譜中本就處于邊緣位置，這正是該劇傳播受阻的根本動因之一。

中華民族素有尊史重史的傳統，歷史記憶早已融入文化基因，但多數人對歷史的感知，并非來自典籍原文，而是經由小說、戲曲、影視劇等文藝載體轉化后的“再生產”，這種傳播路徑注定造成認知資源分布不均。

以大眾熟知的歷史斷代為例，三國、盛唐、康乾盛世堪稱“現象級IP”，無論熒幕、文學還是數字游戲，皆頻繁取材于此，持續強化公眾印象。

兩宋、秦漢、大明亦屬第二梯隊，擁有穩定輸出的經典作品支撐；反觀五代十國，不僅影視化案例稀缺，連基礎歷史普及都顯薄弱，許多人僅知其名，卻難以準確說出起止時間、核心政權或關鍵人物。

這并非創作者主觀回避，實乃該段歷史本身極難駕馭——短短七十余年，中原腹地五易其主，政權更迭之頻密，堪比朝露夕逝。

此外尚有十個割據勢力盤踞四方，北境契丹鐵騎虎踞龍盤，各股力量縱橫捭闔、合縱連橫，政局之錯綜復雜，足以令初學者望而生畏。

更棘手的是，這段歷史既無三國式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主線，也無大唐般氣象萬千的文化高光時刻，反而充斥著權謀傾軋、君臣相疑、父子相殘的沉重底色，甚至首開“稱臣納貢于異族”的屈辱先例，燕云十六州永久失守，更成為后世扼腕之痛。

簡言之，五代十國是一段“亂到失焦”的歷史：人物如走馬燈般輪換，陣營似蛛網般交織，缺乏貫穿始終的精神坐標與情感支點，對創作者而言，堪稱史詩級挑戰。

同為羅貫中筆下產物，《三國演義》早已成為國民級啟蒙讀物，而《殘唐五代史演義》卻長期沉寂于專業書架之上，這一鮮明對比，恰是歷史接受度差異最直觀的注腳。

《太平年》毅然選擇這一冷門縱深地帶，以吳越國“納土歸宋”為核心事件，聚焦錢弘俶肅清內患、周旋強鄰、最終以萬民福祉為依歸，促成天下一統的抉擇歷程。自立項之初，它便注定無法走輕松通俗的路線。

《太平年》的理解壁壘，遠不止歷史冷門一項

若說五代十國的背景構成天然屏障，那么《太平年》自身的藝術處理方式，則進一步加固了這道墻。

觀眾普遍反映“跟不上節奏”，深層癥結不僅在于歷史陌生，更在于該劇的信息組織邏輯與視聽語言風格，顯著提升了認知負荷。

先看信息密度，劇集開篇即以高強度節奏展開：后周中樞、契丹南庭、吳越王府三方勢力同步登場，文武百官次第亮相，節度使、觀察使、樞密副使等職銜密集鋪陳，人名多含生僻字與古音讀法，剛記熟一位角色身份，轉瞬又涌入數張新面孔，尚未厘清彼此隸屬與利益關聯，劇情已躍入下一重政治博弈。

尤為典型的是前五集，后周世宗柴榮、吳越忠懿王錢弘俶相繼病逝，新君登基、朝綱重整、北境示警三線并進，事件高度濃縮、節奏緊繃如弓弦，若不借助暫停、筆記、外部資料輔助梳理，極易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迷失狀態。

再者，劇中大量采用半文白夾雜的臺詞體系，旨在貼近時代語境。雖未達艱深晦澀程度，但相較日?？谡Z，仍需額外調動語感與文史經驗去解碼，尤其對非歷史愛好者而言，須同步完成“識別人物—建構關系—解讀臺詞”三重任務，認知壓力呈指數級增長。

這種語言設計確有其歷史合理性——若通篇使用現代網絡化表達，反倒會削弱時代沉浸感。只是這份“真實感”的代價，是無形中抬高了入門門檻。

此外，劇中若干直面亂世慘狀的大膽呈現，也成為部分觀眾的心理臨界點。為忠實呈現五代饑饉流離之實，劇組復原了易子而食、餓殍載道等震撼畫面，影像雖具史料依據，卻不可避免帶來強烈情緒沖擊與觀看不適。

由此觀之，《太平年》的認知難度，實為歷史本身的混沌性與創作手法的高密度表達雙重疊加所致，絕非單方面歸責于觀眾“知識貧瘠”所能解釋。

理性審視創作：歷史真實性與傳播可及性，如何共存共生

批評之聲不斷，但亦不可忽視《太平年》的獨有價值?？陀^而言，該劇在視覺美學層面近乎嚴苛，資深演員的表演層次豐富、收放自如。

尤為可貴的是，它首次將“納土歸宋”這一重大和平統一范例搬上主流熒屏，讓錢弘俶審時度勢、保境安民、主動歸附的非凡胸襟走入大眾視野，填補了五代題材影視化的關鍵空白。

價值值得肯定，并不意味著問題可以回避。事實上，多數觀眾抗拒的并非“有門檻”，而是“無必要的門檻”。

劇中保留的文言對白、制度細節、地理稱謂等元素，屬于歷史還原的剛性需求，可視為“合理門檻”，具備專業共識基礎，歷史劇擁躉普遍持包容態度。

但開篇缺乏引導性敘事，未以通俗方式勾勒時代輪廓，致使觀眾被迫在信息洪流中自行拼湊歷史拼圖，往往需硬啃數集方能把握基本局勢——此類“人為增設的理解障礙”，實為傳播效能的自我損耗。

設想若能在首集前五分鐘，借一位市井說書人之口，或通過一場邊境商旅見聞，自然帶出“梁唐晉漢周，十國各稱雄”的格局概貌，再順勢引出吳越國的特殊地位與錢氏家族的治理智慧，而非驟然拋出全套權力結構圖譜，或許能讓觀眾更快建立坐標系，實現從“被動接收”到“主動理解”的躍遷。

須知歷史劇的終極使命，從來不只是復刻過往，更是激活記憶、喚醒共鳴。倘若因過高壁壘阻隔絕大多數人靠近歷史，縱有再恢弘的布景、再精準的考據，其文化傳播功能也將大打折扣。

還需清醒認識到，歷史題材本就是影視創作中的“硬骨頭”：籌備周期長、考證成本高、容錯空間小，每一步都需如履薄冰。

但若一味強調“絕對真實”而忽略受眾體驗，導致作品曲高和寡、市場遇冷，只會加劇資本對歷史類項目的規避傾向，最終壓縮創作生態，形成題材萎縮的惡性閉環。

因此，真正成熟的歷史劇創作，絕非“還原度越高越優”，而是在史實肌理與敘事溫度之間，鍛造一條穩健可行的平衡之道。

不止于《太平年》：歷史劇的破局之路，指向何方

《太平年》引發的熱議，實為當下歷史劇集體焦慮的縮影：如何在敬畏史實與擁抱大眾之間，尋得可持續發展的中間路徑？

觀完全劇，最深刻的印象是：歷史劇不應淪為圈層內部的學術展演，也不該墮為流量邏輯下的戲說狂歡，它理應是一座雙向通行的文化橋梁，既向歷史深處扎根，亦向大眾心靈敞開。

《太平年》的可敬之處，在于拒絕將亂世浪漫化、爽感化，沒有刻意拔高主角光環，亦未簡化歷史矛盾，而是冷靜呈現權力漩渦中的個體掙扎、家國抉擇里的倫理張力，這種克制的歷史態度，恰是當下不少“古偶化”歷史劇所缺失的筋骨。

該劇還蘊含一層隱性現實觀照：我們與上一個全面戰亂年代，并未相隔百年之遙。自太平天國運動至新中國成立，整整一個世紀里，山河破碎、列強環伺、軍閥割據，其動蕩烈度與五代十國遙相呼應。

在那樣的深淵時刻，任何終結分裂、重建秩序、護佑黎庶的力量，皆具歷史正當性。《太平年》并未喊出響亮口號，卻借錢弘俶焚香禱告、散盡私庫、遣子入汴等細節，悄然傳遞這一樸素真理。

這或許正是歷史劇最珍貴的質地——它不只是照亮過去的一面鏡子，更是映照當下的棱鏡，遺憾的是，過高的理解門檻遮蔽了這份光澤，使許多觀眾未能抵達故事內核。

歸根結底，觀眾對《太平年》門檻的質疑，不是學識的傲慢，而是對創作誠意的期待落差。

歷史劇的受眾，從來不限于史學研究者，更多是懷揣好奇的普通觀眾。他們或許不諳典章制度，或許混淆節度與刺史，但他們愿意跟隨一部好劇，開啟一段陌生時空的探索之旅。

這就要求創作者以更大耐心、更高智慧，在不篡改史實底線的前提下，優化敘事策略，用更具親和力的語言、更富節奏感的結構、更富代入感的視角，講好歷史故事。

最后想說，《太平年》是一部懷抱宏愿、傾注心血的作品，它的短板，折射出當前歷史劇創作共通的困局與陣痛。

要推動歷史劇走出低谷，需要更多兼具史學素養與敘事天賦的創作者挺身而出，在恪守歷史尊嚴的同時，主動鋪設通往大眾心靈的階梯。

畢竟，讓歷史不再塵封于故紙堆，而真正活在當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才是歷史劇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而對我們每位觀眾而言，不妨多一分開放心態，嘗試補充一點基礎背景知識——也許你會發現，這部被貼上“難懂”標簽的《太平年》，正靜靜等待你撥開迷霧，看見它深藏其中的時代回響與人性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