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6日,東京方面拋出了一份外交辭令,這玩意兒放在整個現代外交圈子里看,都算是個異類。
這聲明短得離譜,核心意思就一句話:“以后不帶國民政府玩了。”
過了兩天,大概是覺得這話說得太隱晦,怕別人聽不出好賴話,日本方面又補了一句狠的,說這意思比“否認”還要決絕,是要從根兒上把蔣介石政權給抹掉。
這話乍一聽挺唬人,像是勝券在握的大佬發言。
可要是非得翻譯成大白話,那就是:既然你不聽我的,那我就當沒你這個人,我自己捏個聽話的泥人陪我過家家。
這就很有意思了。
要知道,哪怕把時間軸往前推個六十天,日本高層那幫人還在抓耳撓腮地琢磨:到底用什么招,才能把蔣介石逼到談判桌邊簽字畫押?
從“跪下求我”變成“你是空氣”,這短短兩個月,日本人的腦回路到底那是怎么轉的?
往深了挖,這其實就是一筆從戰術部署到戰略規劃全都爛在鍋里的糊涂賬。
咱們把鏡頭拉回1937年11月,那個亂糟糟的深秋。
那會兒,上海那邊的仗剛打完。
日軍第十軍那是殺紅了眼,11月18日直接給下面發話:“別停,一口氣沖到南京去。”
這道命令其實挺讓人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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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跟東京大本營那時候的算盤,完全是擰著勁兒來的。
這頭前線喊著沖,那頭東京的統帥部,特別是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正拼了命地想踩剎車。
多田駿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上海這一仗,贏是贏了,可也就是個慘勝。
自家這邊傷筋動骨,糧草彈藥都在后頭沒跟上,哪有力氣搞長途奔襲?
他的意思是,部隊到了蘇州、嘉興這一帶就趕緊停,喘口氣再說。
再往深了想,這里頭還有個政治邏輯:留著南京那個政府,好歹還能有個談判的對手;真要把南京端了,萬一蔣介石鐵了心不投降,日本手里連張牌都沒了。
于是,11月20日,統帥部發了死命令:都給我停下,就在現在的地界上待著,誰也不許動。
可前線那幫殺才哪里聽得進去?
華中方面軍遞上來的報告,字里行間透著股狂熱勁兒:“拿下南京,這事變就徹底解決了。”
特務部長更是給東京畫了個超級大餅:
中國軍隊八十三個師,已經被咱們廢了一半,剩下那四十萬人也就是一群驚弓之鳥,槍里沒子彈,肚里沒干糧。
只要咱們再補上一腳,中國軍隊的主力就徹底散架了。
這就是典型的賭徒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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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看的是國庫,怕陷進泥潭拔不出腿;前線盯著的是勛章,怕停下來功勞沒了。
折騰到最后,胳膊終究沒擰過大腿。
12月1日,日軍統帥部松口了,正式下達指令:目標,敵國首都南京。
為此他們還找了三條理由,聽著一條比一條順耳:
頭一個,只有端了南京,才能給中國政府來個“受不了的重擊”,逼他們低頭。
再一個,趁著對方撤退亂成一鍋粥,正好抓俘虜,消滅他們的有生力量。
還有一個,雖說部隊累得夠嗆,但這不還有飛機炸嘛,只要這口氣提起來,對面自己就崩盤了。
就這樣,十幾萬日軍跟決堤的洪水似的,直奔南京而去。
后面的事,史書上都寫著呢。
12月13日,南京城破。
對日軍來說,這可是“開天辟地的大喜事”。
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騎著高頭大馬,踩著滿街的血腥搞了個入城儀式。
為了讓中國軍民“見識皇軍的威風”,這幫人選了個最不是東西的法子——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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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萬軍民倒在血泊里,兩萬多起侮辱婦女的案子。
這暴行狠到了什么程度?
連日本的盟友德國人都看不下眼了。
德國駐華官員往國內發的報告里直接寫道:“這哪是個別人的事兒,這分明就是整個陸軍,是這支軍隊本身變成了野獸和罪犯。”
他甚至用了個詞來形容這幫人——“獸類集團”。
日軍琢磨著,這雷霆手段一出,中國那邊肯定得嚇得腿軟。
可偏偏,他們算漏了一筆最要命的賬:當恐懼到了極點,生出來的可不是順從,而是不死不休的仇恨。
拿下了南京,日本人這會兒有點飄。
12月21日,德國大使跑來傳話想調停,日本內閣直接甩出一份苛刻到極點的“和平條款”。
這一單,日本人那是真敢張嘴:
承認偽滿洲國;
內蒙得自治;
華北、華中搞非武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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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得賠錢;
經濟上還得合作…
這哪是談和啊,這分明是要把中國大卸八塊,變成日本的后花園。
連負責傳話的德國大使狄克遜都直搖頭:“這兩邊差得也太遠了,沒戲。”
果不其然,中國外交部那邊回絕得硬邦邦的。
這下子,日軍就尷尬了:首都占了,人也殺了,狠話也放出去了,可對面就是不低頭。
咋整?
按說這招逼降既然不好使,那就該重新琢磨琢磨戰略。
可日本人的腦子是直線的:既然你不聽話,那行,我就當世界上沒你這號人。
這么一來,就有了開頭那一出——1938年1月16日,發聲明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說穿了,這就是惱羞成怒之后,把腦袋埋進沙子里的鴕鳥做法。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份聲明發出來的當口,日軍內部其實已經有人覺出不對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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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在日記里寫得挺明白:“拿下了南京,這不過是中國問題的開場白,真正的持久戰,今兒個才算剛開始。”
東京那邊總算是回過味兒來了:這一腳下去,是踢到了鐵板上。
1938年1月30日,參謀本部悄悄弄了個《戰爭指導計劃大綱草案》。
日軍終于認清了現實,準備把這仗分成三截來打:
第一階段(1938-1939):別瞎折騰。
少打仗,多休整,先把華北、華東占下來的地盤消化消化。
第二階段(1939-1940):去打武漢,把新弄出來的傀儡政權扶正。
第三階段(1941以后):干瞪眼等著。
等國際形勢變天,等蘇聯那邊有動靜。
為了配合這個“持久戰”,日本還計劃在1940年把兵力擴充到六十個師團。
這算盤打得倒是精:既然一口吃不成個胖子,那就慢慢磨唄。
可問題是,這筆賬又算岔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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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持久戰略”有個要命的前提:它假設中國軍隊會乖乖配合日軍的節奏,不會發起強力反攻。
日軍以為自己手里攥著遙控器,想暫停就暫停,想播放就播放。
可戰場這玩意兒,它不是單機游戲啊。
中國軍民的抵抗壓根沒因為南京丟了就停下來,反倒是那場大屠殺,把大伙兒的心徹底給激硬了。
國民政府發了個《告全國國民書》,說得明明白白:“最后決勝的關鍵…
就在全國的鄉村和老百姓那顆打不垮的心上。”
日軍原本想著“咱先別擴大戰面”,結果被戰場形勢拽著鼻子走,被迫提前一年就發起了武漢會戰。
從“速戰速決”的迷夢,到“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再到“長期持久”的無奈。
日本人在南京這盤棋上,面子有了,地盤也有了,可那個最關鍵的戰略主動權,算是輸了個底掉。
那個騎在高頭大馬上耀武揚威的松井石根怕是做夢也沒想到,他踏進南京城的那一刻,壓根不是什么勝利的起點,而是日本帝國一腳踩進泥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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