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圍崗局：從數字騙局到科場血案，公平底線豈容踐踏

2025年冬天，本該是無數寒門學子苦讀后金榜題名的季節，卻被一場“幽靈”風暴卷入了陰影。

想象一下，為了求取一個公職，你在備考的寒窗苦讀中熬白了頭，卻在報名的那一刻被系統顯示的龐大人數嚇退——你的競爭對手竟有數百人之多！

殊不知，這洶涌的人潮中，竟有七百多個“影子”是由一個考生李某用五千條被盜的公民身份拼湊出來的。這不是科幻小說中的數字虛擬戰爭，而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真實公考舞弊案。

當“圍崗”以一種充滿科技惡意卻又無比荒誕的姿態闖入大眾視野，我們不禁要問：在國家選才的莊嚴考場之上，人性的陰暗與制度的漏洞究竟能演繹出怎樣的離奇？

如果將時光回溯數百年，面對這種竊取國家選才機會的惡行，歷史那冰冷的屠刀又會給出怎樣驚心動魄的答案？

2026年地方公務員考試的大幕拉開之際，一份法院的判決書卻讓整個公考圈為之震動。這并非是一起簡單的作弊案，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心理戰”與“數據戰”。

考生李某，或許是對自己的實力缺乏信心，亦或是深諳人性中趨利避害的弱點，他與公考培訓機構的教師周某達成了某種骯臟的交易。

在2024年至2025年的兩年間，李某利用這些信息，在不同的崗位瘋狂“虛假報名”700余次。

這一操作的邏輯極其陰毒：公考報名系統通常會實時顯示每個崗位的報名人數。

當一個原本冷門的崗位突然顯示出幾十甚至上百人報名時，絕大多數心理素質不穩定的考生會產生畏難情緒，認為競爭過于慘烈，從而選擇放棄報名或改報其他崗位。

李某就是利用這種“虛張聲勢”的策略，將真實的競爭對手嚇退，從而實現“圍崗”——即把崗位圍起來，留給自己。

百密一疏。2025年2月，一名真實的考生因為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李某冒用，導致系統提示“已報名”而無法進行自己的正常操作，憤怒之下進行了舉報。這一舉報，捅破了這層充滿惡意的窗戶紙。

2025年12月，法院一審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

判決雖已落地，但留給社會的思考卻遠未結束。僅僅十個月的刑期，是否能震懾住那些試圖在國考紅線邊緣瘋狂試探的黑手？

這起“圍崗”事件，不僅是對考試公平的挑釁，更是對公民信息安全的嚴峻拷問。

如果說李某的行為是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的“降維打擊”，那么在古代，為了在科舉考試中謀取功名，士子們與貪官污吏們上演的手段則更加血腥、直接，甚至牽連家族。

在古代中國，科舉制度被視為國家選拔官員的“根本”，是階層流動的唯一正途。因此，科場舞弊絕不僅僅是個人誠信問題，而是動搖國本、欺君罔上的重罪。

歷朝歷代對科場舞弊的懲處之嚴酷，令人發指。輕則取消功名、杖責流放，重則立斬、絞殺，甚至牽連九族。正如材料所言，“無論王公大臣還是地方大族，都是極重之罪！”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公平”二字的分量，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歷史深處，去看看那些為了私利破壞規則的人，最終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1. 丁酉科場案：人頭落地，血流成河

清代順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了著名的“丁酉科場案”。這并非普通的作弊，而是一場系統性的腐敗。

順治皇帝聞訊大怒，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根基和新政權的威信，他下令徹查。最終，這起案件演變成了一場大清洗。正副主考官方猶、錢開宗被押赴京師斬立決，家產被抄沒。

不僅如此，還有十八名行賄的考生被處以絞刑，他們的父母、妻子、兄弟都被流放到關外尚陽堡為奴。

僅僅因為一場考試不公，數十顆人頭落地，數百人流離失所。這種雷霆手段，就是為了告訴天下人：科舉這塊凈土，誰敢踐踏，誰就必須用血來償還。

2. 俞鴻圖腰斬案：慘叫三聲，血書七字

如果說“丁酉案”是針對受賄官員的清洗，那么雍正年間的俞鴻圖案則是對考官失職和泄露考題最血腥的警示。

俞鴻圖是河南學政，負責主持當地的科舉考試。他的小妾林氏與仆人勾結，將考試題目偷抄在衣服上，貼在俞鴻圖的后背帶出考場，高價賣給考生。

雖然俞鴻圖本人可能并未直接參與泄題，但他作為考官，對家人和仆人的管束不嚴，導致了嚴重的泄題事件。

雍正皇帝生性嚴苛，最恨官員欺瞞。他下令將俞鴻圖腰斬。腰斬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刑罰，受刑者從腰部被砍成兩段，但不會立即死去，往往要在極度痛苦中掙扎很久。

據說行刑那天，俞鴻圖上體在地上打滾，用自己的手指蘸著流出的血，在地上連續寫了七個“慘”字，才在極度的痛苦中氣絕身亡。

這一慘狀甚至傳到了雍正耳中，雍正皇帝覺得太過殘忍，此后便廢除了腰斬之刑。俞鴻圖的血，染紅了清朝的刑場，也讓后世對“泄露考題”四字有了深深的敬畏。

將現代的“公考圍崗”案與古代的科場大案并置，我們不禁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反差感。

李某利用信息差制造虛假報名，其目的也是為了不正當競爭，也是為了擠占他人的上升通道，這在本質上與古代的作弊并無二致。為何古代要動用殺頭、腰斬這樣的極刑，而李某僅獲得了十個月有期徒刑（且是緩刑）的判決？

1. 犯罪性質的法理界定差異

從法律角度來看，古代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且往往“結果歸罪”。只要有舞弊行為，破壞了科舉的公正性，就被視為對皇權的挑戰，故而重罰。

而現代法治社會，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精準定罪。李某的行為雖然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但他并未直接獲取公務員身份，也未直接導致某個具體考生落榜（因為他是嚇退，而非頂替）。

法院最終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是基于他所實施的直接行為。

他在客觀上確實非法獲取和使用了公民信息，這一點觸犯了刑法，但他并沒有構成刑法意義上的“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或“詐騙罪”的嚴重情節，或者難以取證證明其“非法獲取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因此，十個月刑期在現代法律框架內或許是“合規”的，但在民眾樸素的正義觀中，確實顯得有些“輕描淡寫”。

2. 手段與后果的隱蔽性

古代的舞弊往往是赤裸裸的“換卷”、“遞條子”、“買關節”，每一個環節都在直接腐蝕考試的評選結果。而李某的“圍崗”手段，更像是一種“心理戰”。

他并未篡改成績，也未冒名頂替去考試，他只是制造了擁堵的假象。這種手段的后果雖然惡劣（嚇退了真實考生），但在法律認定上，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或社會危害后果難以量化。

相比之下，古代的一張作弊條子，可能直接擠掉了一個狀元，這種因果鏈條更為直接和顯性。

3. 公務員考試的地位變遷

古代科舉是“天子門生”的選拔，中舉即是做官，是統治階級的更新換代，關乎江山社稷。

而現代公務員考試是招聘公職人員，雖也是“國考”，但社會分工細化，職業選擇多元化。盡管競爭激烈，但畢竟不再是“一朝中舉，天下皆知”的唯一出路。

因此，國家公權力的介入手段也發生了變化，從古代的“嚴刑峻法”轉變為現代的“程序正義”與“信用懲戒”。

盡管古今法律體系不同，量刑標準各異，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公考圍崗”現象掉以輕心。相反，李某案暴露出的問題比古代的作弊更為隱蔽和危險。

首先是監管的滯后性。 在700次虛假報名、5000條信息被盜用的情況下，系統竟然沒有及時的預警機制，直到受害者舉報才案發。

這說明我們的報名系統在身份核驗、數據監測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如果李某的技術更高明一點，利用撞庫或者更高級的爬蟲技術，豈不是可以瞞天過海更久？

其次是犯罪成本的低廉。 李某的嘗試成本極低，而一旦成功嚇退競爭者，他獲得的收益卻是巨大的（一份穩定的鐵飯碗工作）。

即使被抓，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量刑相對于其潛在的非法獲利而言，威懾力依然不足。

這會不會給后來者一種“破罐子破摔”的暗示？如果以后有人專門從事“幫人圍崗”的黑產，形成了產業鏈，那對公考公平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最后是信用的缺失，公務員考試選拔的不僅僅是能力，更是德行。

一個在起跑線上就利用偷來的身份信息、用欺詐手段嚇退對手的人，即便日后進入了公務員隊伍，他又如何能取信于民？古代選官講究“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現代亦然。

李某作為新時代的考生，坐擁明亮的教室和先進的資訊，卻將聰明才智用在了鉆營算計、竊取信息、制造恐慌之上，這是法治社會的恥辱。

七百個幽靈考生，嚇不退真正有才華的人，卻嚇壞了我們對規則的信任。

對于李某和周某這樣的人，法律雖然只能判處他們十個月的牢獄，但社會應當判處他們永遠的“信用死刑”。同時，技術部門必須鑄牢防線，讓數據不再“裸奔”，讓每一個報名者的身份都經得起推敲。

公考的考場，容得下激烈的競爭，容得下分數的差距，但絕對容不下任何一個虛假的靈魂。

在這片陽光下，任何試圖用數字魔術來圍堵他人道路的行為，最終都會像古代科場案中的案犯一樣，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寸步難行。公平，是國之基石，亦是不可逾越的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