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關系”當嚴格縮限解釋——評李帥欣律師辯護資格被不當剝奪

圖片

近日，張文鵬涉嫌尋釁滋事罪一案因張文鵬當庭爆粗口而引發關注。但我在梳理過程中卻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李帥欣律師于2025年10月中旬接受當事人委托，依法向三亞城郊法院提交完備委托手續，擔任張文鵬的辯護人。但法院卻以“資格審查”為由，拖延長達兩個多月，期間限制李帥欣律師會見、閱卷，最終于2026年1月初作出決定，以“李帥欣律師與本案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為依據，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0條第2款第（六）項，口頭通知取消李帥欣律師的辯護人資格。這一做法不僅程序拖沓、侵害當事人委托辯護權，更在法律適用上對“利害關系”作了擴大化解讀，背離立法本意，亟需厘清。
厘清這一條款的適用，必須先回歸立法本質：《刑訴法解釋》規定“與本案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核心目的是防范辯護人因個人不當利益沖突，損害、犧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非禁止辯護人因正當關聯而更加勤勉、盡責地維護當事人權益。這是判斷“利害關系”是否應被禁止的根本標準——法律警惕的是“因利害關系背叛當事人”，絕不排斥“因利害關系守護當事人”。
一個不容混淆的法律常識是：被告人的近親屬與案件結果存在最直接的利害關系，法律卻明確允許其擔任辯護人。這一規定恰恰印證，立法所禁止的并非“一切利害關聯”，而是辯護職責之外、可能導致立場偏私、損害當事人利益的不當利害關系，如案件被告人的情敵、競爭對手、或與對立方有勾結或利益輸送的人等。刑訴法解釋第40條第3款規定，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由被告人委托擔任辯護人的可以準許。就是因利害關系能更全力維護當事人，是立法所包容的正當關聯；律師因委托職責盡心辯護，與當事人利益高度一致，同樣不存在損害當事人的可能，自然不應被排除在辯護人之外。
從訴訟角色定位看，刑事辯護人是“說服者”，絕非案件結果的“決策者”。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終權力專屬法院，律師既無干預裁判的職權，也無決定結果的能力。律師的核心職責，是依據事實與法律提出辯護意見，盡力說服法庭采納合理主張。即便律師出于職業追求，期望案件取得公正結果、維護專業口碑，或面臨正常執業風險，這種期待無法左右裁判結果，更不會損害司法公正。法庭采信辯護意見的唯一標準，是觀點是否合法有據、邏輯是否成立，與辯護人是否存在執業層面的利害關系無關——意見有理，即便有普通利害關系也應采納；意見無據，即便無利害關系也不應采信。以模糊“利害關系”否定辯護資格，本質是舍本逐末，偏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訴訟規律。
從法理與實踐共識來看，對該條款必須堅持嚴格縮限解釋。權威刑訴法學者論述與最高法指導案例均明確，此處的“利害關系”，特指獨立于辯護職責之外、直接且現實的不當利益沖突，而非律師基于合法委托產生的正當職業利益。若將律師“勝訴提升口碑、敗訴可能退費”等天然執業屬性，認定為“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必將陷入邏輯悖論：每一名認真履職的辯護人，都將因“天然利害關系”喪失資格，最終導致被告人無人可辯，從根本上摧毀刑事辯護制度。
回歸本案，李帥欣律師委托手續齊全、委托關系合法，不存在法定禁止的身份糾葛與利益沖突，其勤勉履職只會更有力維護當事人權益，而非損害。司法機關對辯護人資格的審查，應當恪守法無禁止即可為原則，嚴守條文邊界，不隨意擴大解釋，更不能讓“利害關系”成為否定辯護權的口袋條款。
辯護權是刑事司法的底線人權，“利害關系”的解釋必須克制、清晰、縮限。唯有牢牢守住“禁止損害當事人權益，不禁止全力維護當事人權益”的立法初心，尊重律師依法履職，保障被告人委托辯護權，才能讓刑事辯護真正發揮維護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的作用，讓每一起案件的裁判都經得起法律與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