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近20年前的2008年,京津城際剛剛開通的時候,客流量不大,票價也偏高,看不到一點兒熱鬧的景象和肉眼可見的經濟效益。
這個時候,有一個叫許小年的人站了出來,公開表達自己的個人觀點道,他認為這個京津城際,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投資回報率低,債務壓力還大,實屬沒有必要。
除了對中國最初的高鐵雛形表示出批評外,在中國開始大刀闊斧建高鐵的時候,許小年的批評反對聲音更激烈了。
許小年認為,高鐵票價高,回收慢,這么搞下去,地方債務一定撐不住,千萬別冒進。
此外,許小年同樣不看好的還有新能源補貼。
許小年認為,新能源補貼就是一個無底洞,恐怕會扶養出一大批靠吃國家政策飯的“弱小企業”。
對于芯片研發,許小年的意見也是“暫緩”,得先把中國工業的2.0補上。
許小年說這話的背景是,當時的中國,地方債務和產能過剩的苗頭已經顯現,因此,許小年當時更為關注平穩有序發展的經濟體。
在當時的中國現狀和經濟背景下,許小年的觀點,論據充分,邏輯嚴密,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
有人認為,如果當初國家決策層相信了許小年的說法,并且按照許小年的意見建議去做,那么,中國可能比現在要落后20年。
想想都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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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怕”有理有據
我們先來看看如果按照許小年的意見建議,把高鐵暫停,把補貼取消,把芯片研發放緩之后的中國,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先來說高鐵。
如果從2011年開始就收縮基建項目,那么,到今天中國恐怕也還只有“四縱四橫”交通框架,沿邊城市要去一趟省城,還是只能坐綠皮,貨運基本靠公路,延誤疊加,開工率下滑,成本會一直居高不下,跨省產業協作鏈更是搭不起來,東部工廠難以向內陸進行梯度轉移。就是來自小縣城的“小鎮做題家”們,要去大城市面個試,來回一趟就得兩三天,機會成本更高。
就像一位西北工廠的老板說的:“沒有高鐵,訂單要多等三天,客戶早跑了。”
長期以往的結果就是,大量青壯年人口,會更多向東南沿海一帶聚集,人口分布產業分布進一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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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新能源。
在許小年看來,國家補貼新能源車企,從2009年起,一輛電動車,就能獲得6萬元的補貼,這就等于是往火堆里扔錢,扔多少,燒掉多少,是個無底洞,無窮無盡。
當時,有車企排隊等著薅國家的羊毛,在許小年看來,這是打著綠色能源旗號,公然爭國家補貼的一場荒唐的競賽,必須叫停。
可是,如果真的叫停了,或者被腰斬,民營車企因為缺少規模資金,技術研發肯定跟不上,最終的結果必然是被別人兼并,或者直接退出市場。
若如此,如今中國的太多車企,核心零部件將仍然繼續需要進口,國內車企將仍然只能出口發動機蓋子,出口車燈,在低端下游制造業的坑里,始終出不來。
最后來看芯片研發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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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的一個著名經濟論壇上,在冷白的燈光下,高高坐在臺上的許小年,對著滿滿坐了一屋子的聽眾,不疾不徐,眼神鎮定,語氣平靜,卻異常篤定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工業底子薄,高鐵、芯片這種高端項目別太猛,回報慢,風險大。別把國家未來押在面子上。”
此話一出,臺下立即議論紛紛,有贊同者,有反對者,也有猶豫不決者:
“這話聽著也有理,可咱攤子這么大,能光靠市場自己長么?”
如何當時真的聽了許小年的意見建議,將芯片研發暫緩,那么,我們的北斗2020年全球組網就得延期,芯片自給率將會低于20%,制造業被別人卡殼,無從升級。
當研發滯后或暫緩,一步慢,就會步步慢;一步遲,就會步步遲。
看似慢了一拍半拍,實際上何止一拍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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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核心部件大都要靠進口,在貿易摩擦中,我們就會更被動,手里的牌少了,話語權自然也就跟著少了輕了弱了。
就像一位工程師說的:
“核心器件要上不來,項目就容易半路趴窩。”
當初,若但凡慢一步遲一步緩一步,如今落后的又豈止十年二十年?
如此看來,有人說后怕,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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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學習成長經歷
為什么許小年會堅持高鐵、芯片這種高端項目慢發展緩發展甚至不發展的理念呢?
這和許小年固守的經濟發展理念密切相關。
許小年認為宏觀經濟學是偽科學,他明確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只求目的緣由的宏觀經濟調控療法和盲目相信政府脫離投資沖動的凱恩斯經濟發展理論,是有缺陷的。
在許小年看來,當下中國政府對于經濟的計劃和管制,已經逐步削弱了很多,但是,并沒有完全退出。
許小年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當下的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需要的是深化市場改革,支持自由主義,主張把經濟發展繁榮交給市場,政府要安心打好基礎工作,別著急沖高端。
許小年為何會堅持自己的這套實際上并不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理念呢?
這和許小年的學習成長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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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的許小年,在他16歲那年,曾經作為知青,被下放到陜西延安紅莊村。
在那個計劃經濟時代,身在廣闊農村參加勞動的許小年,從那時起,就對計劃經濟產生了質疑。
其后不久,許小年就在紅莊村當上了村里的小學老師。整天教孩子讀書,一直教到了1972年。
這一年,許小年通過推薦,進入西安交通大學讀書。
1975年大學畢業后,許小年被分配到東北,當了兩年沖壓工人。
1978年恢復高考后,勤奮好學的許小年,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讀研。
打這個時候起,許小年就算正式將自己的興趣愛好,和自己所學專業直接緊密地掛鉤了起來。
1991年,留學美國的許小年又獲得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從研究生到博士生,許小年所學專業,都和經濟學緊密相連,許小年在經濟學方面的精深理論造詣,沒人否認。
更何況,許小年在畢業之后,他的工作內容,同樣和經濟學密切相關。
早在1981年人大碩士畢業后,許小年就進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那時,許小年的工作內容主要就是為國家重大項目提供可行性報告咨詢。
由此可見,許小年對于國家重大項目的關注和所發表的看法意見甚至批評,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更何況,許小年不但有在國務院的工作經歷,有留美背景,在八十年代初,世界銀行專家到中國考察的時候,許小年還從他們那里,了解學習到了先進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以及國際通用的經濟理論分析工具。
1985年,許小年辭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赴美深造。
1996年,許小年出任世界銀行咨詢師。
2004年,許小年擔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工作之余,許小年又開始著書立說,2009年的時候,就出版了《自由與市場經濟》一書,系統闡述自己對于自由市場經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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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論必須聯系實際
通過梳理許小年的學習成長和工作經歷,我們會發現,許小年更為看重和推崇自由的市場和市場自發,而不是政策推動。許小年一慣倡導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甚至直接提出“中國需要的是鄧小平,不需要凱恩斯。”
對此,我們要說的是,他的理論并沒有錯,但是,還要看場景,看實際情況,要理論聯系實際。
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實際是,中國境內幅員遼闊,東西部差距懸殊,如何一味只是靠著市場自發去調控,最終的結果大概率就是,市場徹底崩了。
以高鐵發展壯大為例,我們自2011年京滬通車后,開始一點點逐步優化線路,調整價格,提升技術,最終形成八縱八橫軌道網,運營里程數位居全球第一,技術賣到東南亞和歐洲各國。
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補貼,自2020年起開始斷崖式縮減,但是,這種扶上馬送一程的發展模式,成功推出了比亞迪、寧德時代、零跑、哪吒等全球知名品牌。
我們的補貼不是“養企業”,而是把企業的試錯成本降低,讓企業在規模化里完成自身的迭代升級,助力他們直接沖進全球前列,讓國內新能源銷量全球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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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一位動力電池工程師說的:
“補貼退了還能贏,靠的是能量密度、成本和供應鏈。”
我們芯片自主研發的腳步,從未停下。
如今,我們的華為麒麟重返競技場,我們的昇騰系列再升級,國內光刻機也在不斷推進中。
我們陸續在幕后做的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知道,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動不了很多事,國家必須先出手把沒有企業愿意投的項目辦起來,等市場成熟了,再通過競爭,由市場決定勝負。
這就好比是,先給種子和育苗棚,等到細葉長出,再把棚撤掉,讓陽光雨露進來,讓苗子在風雨中成長。
我們深知,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國際大市場,大水漫灌有風險,可是,如果聽任小水時有時無的滴灌,有些苗子可能就徹底錯過了生長季。
文|午夢堂主
參考資料:
百度百科 許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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