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下午,婆婆打來電話,聲音里帶著少有的急促:“暖氣壞了,家里冷得坐不住。你們今年……到你媽那邊過吧。”
丈夫接的電話,開的是免提。我聽見了,婆婆也一定知道我能聽見。
我正收拾帶回娘家的年貨。手頓了頓,把一盒車厘子重新碼齊。
婆婆住在城東的老樓,供暖管道三十年,年年喊冷,年年說不礙事。今年“不礙事”的人,突然說“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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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多問。丈夫也沒多問。我們默契地,像接過一份意料之外的假期。
回娘家的路四十分鐘,剛好聽完三首歌。
媽媽在門口接著,接過東西就嚷:“怎么這時候才來?你婆婆一個人在家?”
“暖氣壞了,讓我們過來。”
媽媽愣了一下,沒再說。
晚上六點,年夜飯上桌,窗外煙花一簇簇炸開,客廳暖得像春天。弟弟帶著孩子滿地跑,媽媽在廚房忙得像陀螺,爸爸給每個人倒滿飲料,喊著“干杯”。
熱鬧是真的。菜好吃也是真的。
可我心里有根線,細得看不見,一直往城東拽。
九點半,我說出門透透氣。丈夫看了我一眼:“我陪你去。”
車往城東開,越開人越少,越開樓越舊。老小區沒有物業,樓道燈壞了兩盞,昏黃一片。
我爬上四樓,敲門。
門開了。
婆婆站在門里,穿著一件洗舊的紅毛衣,領口磨得發白,但熨得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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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背后,客廳的窗開著一條縫,冷風呼呼往里鉆。電視開著,聲音放得很大,演的是春晚倒計時。
暖氣片冰手。
可她腳邊放著一只電暖器,小小一個,橘紅色的光,只夠暖一個人坐的椅子。
沙發扶手上搭著一件男式棉襖,公公生前冬天常穿的那件。袖口磨破了,她沒舍得扔。
茶幾上擺著一盤餃子,五個,咬開過兩個,剩下的皮已經涼了,邊沿發硬。
她一個人。沒有開燈的大房間。一臺小聲嘀咕的電視。一件舊棉襖。五個餃子。
看見我們,她第一反應是往身后藏那只電暖器。
“不是說到你媽那兒嗎?怎么又跑回來?冷著呢。”
我走過去,摸她的手。
涼的。
我沒有問“為什么”。有些事經不起問。問了,就要說穿;說穿了,她就得承認自己怕孤單,承認不想打擾,承認一個人過年確實難熬。
她寧可說暖氣壞了。
她寧可我們怪那暖氣。
我蹲下來,把電暖器推到沙發中間,讓那點橘色的光能暖到三個人。
丈夫去廚房燒水。我坐下,拿起她剩下的半個餃子,咬了一口。
白菜豬肉餡。涼了,有點硬。
婆婆看著我,嘴唇動了動,沒說話。
窗縫還在往里灌風。電視里開始倒計時。丈夫端著三杯熱茶出來,放在茶幾上。
我們三個人,并排坐在那張老沙發上,蓋著公公留下的舊棉襖。
誰都沒提暖氣的事。
后來我常想,這世上有一種愛,不是向前迎,是向后退。
退一步,把熱乎的炕讓給別人。退一步,說自己什么都不缺。退一步,把“我想你”換成“暖氣壞了”。
我們總是歌頌那些轟轟烈烈的奔赴,卻很少認出那些悄無聲息的撤退。
她不是不想留我們。她是怕我們為難。
就像小時候,媽媽把雞腿夾進你碗里,說自己牙口不好,不愛吃。
就像爸爸深夜等你回家,你說“別等了”,他說“我沒等,看電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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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婆婆那個小小的電暖器,橘色的光,只夠暖一個人——她把最好的位置,讓給了舊棉襖。
而我們,總是信得太晚。
那天我們坐到很晚。臨走時,丈夫說明天一早來接她,一起去我娘家補頓團圓飯。
婆婆這回沒有說“不礙事”。
她點點頭,說:“那我穿那件紅毛衣。”
回家的路上,丈夫沉默了很久。
快進小區時,他說:“明年裝個新暖氣。雙排片的。”
我嗯了一聲。
窗外,最后一波煙花正在落幕,夜空暗下去,又慢慢亮起來。
那是萬家燈火里,尋常的一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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