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的吳越國，給杭州留下了多少遺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吹雪帝】

《太平年》熱播，讓五代十國這段相對“冷門”的歷史回歸大眾視野。

錢镠所創建的吳越國定都杭州，以保境安民、善事中原、崇佛重文、務實興邦為立國綱領，在不足百年的統治周期內，完成了杭州從江南郡邑到東南都會的歷史性跨越。那么，吳越留給杭州的，除了流芳百世的納土歸宋，還有別的“遺產”嗎？

奠定城市格局與千年文化遺產：西湖與錢塘江的水利工程

杭州作為區域性核心城市的地位，肇始于吳越國。在吳越立國之前，杭州雖為江南要郡，但城市規模有限、空間布局零散，受錢塘江潮患與西湖淤塞制約，發展潛力難以釋放。錢镠及其后世繼承者秉持因勢利導、順應自然的城建理念，打破中國古代都城傳統的中軸對稱規制，依托杭州山水相依、江湖共生的地理特征，構建了影響后世千年的城市空間框架，這一格局至今仍是現代杭州城市規劃的核心依托。

筆者攝于杭州方志館：杭州建城簡史圖

吳越國先后三次大規模擴建杭州城，形成了“夾江而筑、環湖而興”的都城形態，城區范圍涵蓋今杭州上城區、下城區核心地帶及西湖東岸區域，確立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經典城市風貌。

《吳越備史》卷一明確記載：“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萬眾，新筑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洎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大順元年（890）首次修筑夾城，“環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城北抵今長板巷，南至秦望山，初步拓展城市防御與生活空間。

另據《海虞錢氏家乘》記載：“景福二年（893）修筑羅城”，“城門凡十，皆金鋪鐵葉，用以御侮”，形成后世所稱“腰鼓城”形態，城區范圍遠超隋唐時期。此次筑城后，杭州戶數由唐元和年間的5.4萬戶，（《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激增至吳越晚期的10萬余戶，人口突破50萬，成為東南第一大城。（《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三）

筆者攝于杭州博物館：南宋杭州城市布局圖

此外，錢镠還摒棄了中原王朝規整劃一的坊市布局，首創坊巷制城市管理模式，突破先秦以來坊市分離、宵禁嚴格的制度桎梏，將居住街區與商業空間有機融合，為百姓生活與商業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

《夢粱錄》卷十九記述的吳越這一制度創新直接影響了兩宋城市格局，催生了南宋臨安城夜市繁盛、商鋪林立的繁華景象，也為現代杭州老城區街巷縱橫、商居交融的空間形態埋下伏筆。如今杭州清河坊、中山中路、南宋御街等歷史街區的街巷肌理，仍可追溯至吳越國坊巷制的規劃邏輯。

同時吳越國以杭州為西府、越州為東府，構建“一軍十三州”的區域治理體系，確立了杭州在浙東浙西的政治、經濟、交通中心地位。這一定位被后世王朝繼承，尤其是南宋定其為行都臨安，現代杭州則成為浙江省省會、長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城市核心地位的歷史溯源，正是源于吳越國的城市規劃布局。

然而這樣的城市布局，必定要以“保境安民”為首要前提，于是隨著吳越的建國便將城市建設與西湖生態治理深度綁定，首次系統性開展西湖疏浚與環湖開發，修筑湖堤、清理葑泥、增設水閘，將西湖從自然湖泊改造為兼具供水、灌溉、景觀功能的城市核心水利系統。

《錢氏家訓》卷五言道：“無水即無民”，而后世的宋代蘇軾也對其功績作出了肯定，在他《乞開杭州西湖狀》稱：“自錢氏有國，置撩湖兵。”由此才徹底解決西湖淤塞問題，自此西湖成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奠定了“城湖共生”的發展模式。

這一模式貫穿宋元明清，直至現代杭州“西湖申遺”“西湖綜保工程”的實施，始終遵循吳越國確立的城湖協調發展思路。可以說，現代杭州“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核心載體——西湖的空間形態與功能定位，其根基由吳越國夯實。而現代西湖引水工程、西溪濕地生態補水工程，本質上是對吳越國水資源統籌利用理念的當代實踐。

筆者攝于浙江省博物館：吳越興修西湖水利史料銘文

但比起西湖來，錢塘江的水流量更大，其工程難度也更加艱巨。

錢塘江潮患是古代杭州城市發展的最大自然威脅，《敕修兩浙海塘通志卷二十》載：“唐大歷八年秋七月大風海水翻潮溺民居五千家船千艘。”

錢镠隨后主持修建的錢氏捍海塘便是中國古代海塘工程的里程碑。《吳越備史》卷二載：“八月，始筑捍海塘。”該工程采用石囤木樁法，以巨木打樁為基、竹籠裝石固堤、條石砌筑堤身，堤長三十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丈（約113公里），高約3米，自六和塔至艮山門綿延百里，動用軍民20萬，徹底終結了杭州城受潮水侵襲的歷史。

隨著現代科學的進步，考古人員還發掘出的錢氏捍海塘遺址，木樁、竹籠、條石結構保存完好，其工程技術被《宋史·河渠志》收錄：

“浙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沖激，版筑不就，實石于竹籠，倚疊為岸，固以樁木，環亙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逾年乃成；而鉤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涌數丈，不能為害。”

此項工程也成為后世海塘修筑的范本。現代錢塘江標準海塘建設，在堤線選址、防沖結構設計上，仍借鑒了錢氏捍海塘的核心技術邏輯。

可見，吳越國將水利工程視為立國之本，開展了中國古代江南地區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水利建設工程，為杭州構筑了堅不可摧的安全防線，其水利遺產至今仍在發揮防洪、排澇、灌溉的實用價值，成為現代杭州城市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筆者攝于浙江省博物館：吳越興修錢塘江水利工程圖

締造宗教文化地標：鑄就杭州“東南佛國”金名片

吳越國歷代君主奉行信佛順天、崇佛安民的文化政策，在杭州大興土木、廣建寺塔、開鑿造像、刊刻佛經，使杭州一躍成為全國佛教復興中心，贏得“東南佛國”的美譽。

筆者攝于杭州博物館：東南佛國宣傳欄

尤其是錢塘四塔——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白塔，是中國古代佛塔建筑的杰出代表，至今仍是西湖文化景觀的標志性建筑。雷峰塔由錢俶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建成，初名皇妃塔，為供奉佛螺髻發舍利、祈求國泰民安而建。

筆者攝于雷峰塔，考證吳越國佛教相關史料

近年來隨著雷峰塔地宮考古還發掘出了銀質阿育王塔、鎏金銅佛像、秘色瓷等文物50余件，其中銀阿育王塔通高35.6厘米，是吳越佛教工藝的巔峰之作。

筆者攝于浙江省博物館：阿育王塔宣傳欄

保俶塔始建于吳越初年，歷經修繕仍保留五代形制，屹立于寶石山巔，成為西湖視覺標志。六和塔是錢俶為鎮伏江潮而建，兼具宗教與水文觀測功能，塔內雕刻花卉、鳥獸、人物圖案多幅，工藝精湛。

白塔位于錢塘江北岸白塔嶺，為五代吳越時期建造的仿木結構樓閣式石塔，與六和塔隔江相峙。塔身通高14.4米，采用白色太湖石材砌筑，八面九層形制，每層雕有133尊佛教造像，體現了五代吳越國佛教建筑藝術精髓這四座佛塔與西湖山水相融，構成“一湖映四塔”的經典景觀，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申遺的核心要素。

除佛塔外，吳越國在杭州開鑿煙霞洞、天龍寺、慈云嶺等石窟造像群。其中慈云嶺造像為錢弘佐為護佑國家創建資延禪院（又稱資賢寺）時所雕鑿的皇家石窟。巖壁造像有大小兩龕，主龕內雕“西方三圣”等七尊造像，小龕為地藏龕，已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而靈隱寺、凈慈寺、徑山寺等名剎在吳越國時期得到大規模擴建，錢镠賜靈隱寺“靈隱新寺”匾額，使其成為江南禪林之首，至今香火鼎盛。

筆者攝于杭州博物館：靈隱寺史料宣傳欄

培育經濟產業基因：賦能杭州千年商貿繁榮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戰亂頻仍，經濟凋敝，而吳越國秉持保境安民、輕徭薄賦、鼓勵工商的經濟政策，營造了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推動杭州從農業郡邑向商業都會轉型，培育了重商、開放、務實的產業基因，為現代杭州產業發展奠定了歷史根基。

農業方面，吳越國大規模修筑圩田，杭嘉湖平原成為全國核心糧食產區。錢弘佐在位時，國庫儲糧“可支十年”，同時推廣蠶桑、茶葉種植，杭州成為江南絲織業中心，“錦工二百余人，專造宮廷用錦”，絲織品工藝精湛，號稱“越羅吳綾”。《吳越備史卷三》記載：“錢俶向宋進貢絲織品，一次即貢“綾羅錦綺二十八萬余匹，色絹七十九萬七千余匹”，足見產量之巨。現代杭州龍井茶產業、絲綢紡織產業的產能增量以及歷史溯源，都可直接追溯至吳越國的農業與手工業布局。

筆者攝于浙江省博物館：吳越國貢表

手工業領域，吳越國越窯秘色瓷燒制技藝登峰造極，錢氏王陵、雷峰塔地宮出土秘色瓷，胎質細膩、釉色如冰，為皇家御用珍品。《十國春秋卷八十二》載：“秘色瓷，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其燒制技藝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杭州文創產業的核心IP。

此外，造船、金銀器加工、制鹽等行業高度發達，吳越水師裝備“猛火油柜”，《吳越備史卷三》載：“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盛”，展現出領先的手工業技術水平。

筆者攝于浙江省博物館：吳越青瓷

商業貿易上，吳越國打破坊市界限，《乾隆杭州府志卷三》記載吳越時期杭州城內“駢墻二十里，開肆三萬室”，由此杭州港成為東南沿海重要外貿口岸，出土的文物，印證其開放的貿易格局。

這種重農、重商、開放、包容又勇于研發高科技的水利、科技基因不僅被宋繼承并推向頂峰，也塑造了現代杭州民營經濟活躍、數字貿易領先、對外開放程度高的經濟特質。如今杭州作為中國電商之都、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其商業繁榮的歷史邏輯，正是吳越國農商并重的傳統在當代延續。

傳承精神價值內核：涵養杭州城市品格

吳越國不僅留下了物質與產業遺產，更凝練出保境安民、忠義報國的精神內核，涵養了現代杭州的城市品格與市民精神。

保境安民是吳越國的核心執政理念，錢镠在位期間多次減免賦稅，在亂世中守護江南一方太平。蘇軾《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錢氏表忠觀碑》中贊賞道：“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這一理念轉化為現代杭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城市建設始終聚焦民生保障，從老舊小區改造到公共服務提質，從生態環境改善到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無不彰顯著民生為本的價值追求。

筆者攝于錢王祠：錢氏表忠觀碑

這樣的鮮明特質，無論是因勢利導的城建規劃、石囤木樁的海塘技術，還是突破規制的坊巷制度，均體現出不尚空談、因地制宜的務實作風與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司馬光對錢镠筑塘時以工程技術破解潮患難題，曾在《資治通鑒》評價稱：“吳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肯定其務實興邦的舉措。

錢氏政權協調人與自然、中原與江南、佛教與本土文化、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實現了生態和諧、文化融合、社會穩定。現代杭州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推動城湖共生、山水相融，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宜居城市；同時作為長三角中心城市，積極推動區域協同發展，傳承吳越國和合共生的治理智慧。

筆者攝：夕陽下的西湖

然而，錢氏之所以能流芳百世，不僅是因為給杭州留下了城市治理理念，其納土歸宋的舉動更是吳越國的歷史抉擇。錢镠遺訓：“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大事之禮。”太平興國三年（978），錢弘俶遵照祖訓納土歸宋，“將一軍十三州土地、戶籍、兵籍悉數獻于宋廷”，不戰而降，避免戰亂屠戮。這一忠義擔當塑造了錢氏家族顧全大局、愛國奉獻的價值取向。

筆者攝于浙江博物館：吳越國疆土

為紀念錢氏功績，宋熙寧十年（1077年），杭州知州趙抃有感于吳越國錢王之功，建“表忠觀”（今錢王祠）以祀錢王。如今錢王祠已成為西湖文化景觀重要組成部分，錢氏家訓通過文化傳播、教育傳承，持續浸潤著現代杭州社會，成為市民道德修養與城市文明建設的精神指引。

筆者攝于錢王祠：保境安民牌匾

新時代的杭州

進入新時代，吳越國歷史遺產不再是靜態的歷史標本，而是通過歷史的傳承成為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資源。

尤其是在文化旅游領域，杭州依托吳越國物質文化遺存，打造錢王祠、吳越國王陵考古遺址公園、雷峰塔等文化景點，與西湖文化、運河文化、宋韻文化融合發展，構建起杭州多元一體的文化旅游體系。（注：西湖和京杭運河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而《太平年》給我們的指引，不光是從電視劇中看到錢氏家族以一紙歸表換江南太平，而是通過電視劇讓每一個華夏兒女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分裂是禍、統一是福、偏安是夢、歸家是路。

筆者攝于錢王祠：錢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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