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dicine：上海交大領銜，全面評估全球抗生素耐藥治理成績單

撰文丨王聰

編輯丨王多魚

排版丨水成文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AMR）正在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重大威脅。根據最新研究，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預措施，到 2050 年每年因 AMR 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達到822 萬，經濟損失高達全球 GDP 的 3.8%。面對這一嚴峻挑戰，各國紛紛制定國家行動計劃（NAP）來應對，但這些計劃到底效果如何？

2026 年 3 月 3 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國家熱帶病研究中心全球健康學院朱泳璋副教授、郭曉奎教授聯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宋俊霞、瑞士熱帶與公共衛生研究所Jürg Utzinger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陳偉葉、密歇根大學曾一格、上海交通大學鄭金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王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谷偉為論文共同第一作者），在Nature Medicine期刊發表了題為：Evaluation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governance across 193 countries to inform the 2026 Global Action Plan update 的研究論文。

該研究構建了基于全健康理念的覆蓋全球 193 個國家/地區的抗微生物藥物耐藥（AMR）“治理-結果”整合評估工具，首次在全球尺度上系統量化了 2017–2022 年各國家/地區的耐藥行動計劃（NAP）的治理表現，并驗證了治理與 AMR 流行趨勢之間的關聯。該研究為全球 AMR 治理提供了創新的評估工具和政策優化路徑，支持 2026 年抗微生物藥物耐藥的全球行動計劃（GAP）更新。

全球治理：進步明顯但實施滯后

該研究顯示，全球 AMR 治理得分從 2017 年的 30.7 分提高到了 2022 年的 44.5 分（滿分 100 分），這表明各國在政策層面確實在加強應對。然而，進步并不均衡——政策設計領域進展顯著，但實施和監測卻遠遠落后。

更令人擔憂的是部門間的巨大差距：人類健康部門得分最高（平均 56.1 分），動物健康部門次之（45.5 分），而環境部門得分最低（僅 18.3 分）。這種“重人輕環境”的傾向可能成為未來治理的短板。環境中的抗微生物藥物殘留和耐藥基因傳播是 AMR 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相關干預措施卻長期得不到足夠重視。

區域差異：亞洲領先，美洲落后

從地區分布看，東南亞地區（SEARO）和東地中海地區（EMRO）的 NAP 采用率達到了 100%，表現最為積極。西太平洋地區（WPRO）和歐洲地區（EURO）也分別達到 85% 和 81%。相比之下，美洲地區（AMRO）僅有 43% 的國家發布了 NAP，進展最為緩慢。

在治理績效方面，東南亞地區在政策設計的所有子領域都處于領先地位，而東地中海地區則顯示出最快的改善速度。歐洲整體表現強勁，但東歐和中亞國家在大多數指標上仍落后于其他歐洲國家。

政策效果：需要耐心等待 4-5 年

這項研究最關鍵的發現之一是：國家行動計劃（NAP）的效果不會立竿見影。數據顯示，NAP 采用后，AMR 患病率的顯著改善通常要到第 4-5 年才會出現。

具體來說，堆疊事件研究模型顯示，第 4 年的效應值為 0.83，到第 5 年則大幅提升至 1.90。兩階段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效應在采用后第 5 年達到最大（β=2.43）。這種滯后可能反映了生物學動態——耐藥菌株和耐藥基因在抗菌壓力減少后仍能持續數年，同時也反映了政策轉化為行為改變和機構改革所需的時間。

有趣的是，雖然 AMR 患病率有所改善，但抗微生物藥物使用（AMU）卻沒有顯著減少。這可能意味著各國正在轉向更合理的抗微生物藥物處方，減少不必要使用的同時保持臨床需求，從而在不大幅減少總使用量的情況下提高抗微生物藥物管理質量。

成功關鍵：多部門協作與監測系統

該研究還發現，多部門參與和 AMU 監測系統是與 AMR 結果改善關聯最強的兩個因素。在早期采用 NAP 的 17 個國家中，四個子領域與 AMR 改善顯著正相關：戰略愿景、多部門參與、AMU 監測系統和 AMR 監測系統。

在 AMR 患病率得分提升最大的 29 個國家/地區中，多部門參與和 AMU 監測系統仍然是最強的正向預測因子。這表明，能夠系統跟蹤 AMU 的國家往往擁有更強的監管能力和管理機制，而多部門參與則反映了不同部門協調優先事項和資源以將政策承諾轉化為跨部門實施的程度。

2026 年全球行動計劃更新的啟示

這項研究清楚地表明，AMR 治理不是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只有通過持續的政治承諾、長期投資和持續的政策完善，各國才能真正扭轉耐藥趨勢，保護未來幾代人的健康。

隨著 2026 年《全球抗微生物藥物耐藥行動計劃（GAP）》更新窗口臨近，該研究為全球

抗微生物藥物耐藥（AMR）治理提供了成熟的評估工具和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一：將國家行動計劃視為長期結構性改革，建立持續投入與評估機制。

政策建議二：構建全健康監測體系，實現跨部門數據聯通與動態決策支持。

政策建議三：實施分階段、分情境的差異化治理路徑，提升全球整體治理韌性。

政策建議四：強化環境與農業維度治理，補齊全健康結構性短板。

論文鏈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6-042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