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人的“人格分裂現象”

近期，筆者以秦漢法律傳統為主題，閱讀了一些書籍，尤其是秦老師的《秦漢史講義》。對法律人的心路與命運，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問題的提出

秦 暉教授在《秦漢史講義》中強調，“法家非法治”的本質區別：法家治下的法律更多是統治工具，而非約束權力、保障公共“法理”的機制。

這一觀點揭示了古代法律人的制度困境：他們要么附屬于君權權威，要么追求無法實現的“法治”理想。1，

例如，該書第113頁記載：

《商君書》中充滿仇民、憎民、蔑民的話語，甚至主張“政作民之所惡＂，不作民之所樂，我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當然，得是皇上高興的事），而絕不做百姓高興（皇上或許不高興）的事！

二、法律人的價值取向：為民還是為君？

中國古代“小共同體”的倫理結構，奠定了法律人價值取向的文化背景。秦 暉指出，小共同體的運行機制依賴“信息對稱、反復博弈”2‘，其倫理核心是“孝高于忠”3‘，并形成一種“倫理化的權責對應”4’。

在這一邏輯下，個體對家庭的忠誠往往凌駕于對國家的忠誠，而法律人作為“大共同體”治理機器的一部分，其角色定位始終面臨張力：是維護小共同體的民生，還是服從大共同體的君權。

三、權力的雙刃劍：法律人的角色 兩極 分化

法律人的角色往往兩極分化（尤其是獲得權力之后）：

1.君主的執行者：在漢代，文法吏有很多講究，文法吏在史書中又叫作“文史法律之吏”，或者叫作“義吏”“刀筆吏”。如秦朝李斯協助帝國集權，將法律工具化。此類法律人更多成為“酷吏”，以嚴刑峻法打擊豪強與小共同體，其手段常被形容為“以文內之”5’。《秦漢史講義》第289頁提到：

當官專門有一種技巧，就叫“善史書”，就是要會寫文章。什么叫作會寫文章？難道古人都不會寫文章嗎？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會強詞奪理，話看怎么說，類似于＂訟辯＂ ＂庭辯＂，巧舌如簧。一個人明明犯了罪，可以把他寫成沒罪，你明明沒罪，我可以“以文內之”。“以文內之”，顏師古解釋為＂飾文而入為罪”，明明沒有罪，可以找出各種理由加之以罪，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羅織。

然而，這類酷吏雖得君主一時之寵，卻處于隨時被拋棄的危險境地。

2.法治理想的追求者：如漢代晁錯，提出“抑兼并”，試圖以法律緩和社會矛盾，最終卻因觸動既得利益而被殺。這類法律人即使存有理想，也往往難逃失敗的命運。

四、“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的困境

若要施行法治理想，有“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兩條道路。對此明代大儒王陽明有深刻的體會。

（視頻：明代大儒王陽明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

秦 暉教授總結漢代政治時指出，隨著察舉制的推廣，實際上出現了“官員選拔標準的道德化”6‘。這意味著，若要“得君行道”，法律人必須以道德化的身份進入官僚體系，借助明君推行法治理想；但一旦失寵，理想便隨之破滅，而且有殺身之禍。

若要“覺民行道”，則必然被視為挑戰皇權秩序，風險更高，株連九族都不為過。

兩條路徑幾乎都指向法律人的悲劇結局。

五、制度塑造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種困境，許多法律人采取“難得糊涂”的策略，拒絕反思，轉而適應“外儒內法”的治理模式，化解內在的心理、人格上的分裂。

秦 暉教授指出，這種模式的典型在于“儒表法里”“周表秦里”，即表面以儒家道德為合法性，實質則依賴法家手段維持帝國秩序。7’
在這種結構下，法律人被迫服從制度邏輯，即便未必出于惡意，卻因順從而成為制度暴力的延續者。這正是阿倫特所謂“平庸之惡”的典型表現。

六、人格分裂的制度根源與歷史教訓

綜上，古代法律人的人格分裂表現為：

在價值上，追求公正與屈從權力的矛盾；

在路徑上，依附君主與啟迪民眾的對立；

在心態上，反思與逃避之間的搖擺。

這一分裂并非個體的偶然困境，而是制度環境的必然產物。在“無法約束君主”的體制中，法律人必然在“權力爪牙”與“法治守護者”之間搖擺。

七、結語

古代法律人的人格分裂，是中國古代法制史的一個縮影。它提醒我們，法治的真正要義，在于將法律從權力附庸轉化為公共規范。唯有如此，法律人才可能超越“為君”與“為民”的撕裂，真正成為制度的守護者，而非權力的工具。這既是對秦漢以來法律傳統的反思，也是當代法治建設的重要歷史啟示。

注釋:

1.秦 暉：《秦漢史講義》，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 年版，第107–129 頁。

2.秦 暉：《秦漢史講義》，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 年版，第45 頁。

3.同上書，第52 頁。

4.同上書，第64 頁。

5.同上書，第五章“強國弱民：秦漢的國家能力與基層編戶”，相關“酷吏—循吏”分析。

6.同上書，第341 頁。

7.同上書，第三節“周表秦里：由漢武帝到王莽”，約第217 頁起。

作者：莊玉武律師，刑事辯護、行政訴訟為主業，大成律師，法大畢業。聯系方式：138 0453 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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