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一般人類勞動”解決商品間“質上等同”的疑難

亞里士多德在自覺到商品間“可通約性”背后隱藏的“質上等同”關系以后，就陷入“質上等同”的困境中。在他看來，“同名異義”的事物是不可通約的，也就是說，不同商品間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質上等同”。倘若兩種商品要進行交換，這種等同就只能歸因于“人的需要”。

從我們這個時代看，亞里士多德把實現交換正義的愿望寄托于人的主觀需要，似乎與他作為一名古希臘偉大哲學家的身份大不相稱。但是一旦我們設身處地，要解決分配正義、商業正義以及矯正正義等問題時，同樣也會力圖實現交換雙方的成比例關系。

在古希臘社會，這種比例平等至少包含四個比例項，即勞動者 A，勞動者 A 占有的商品，勞動者B，勞動者 B 占有的商品。而在現代社會，交換平等只包含兩項，即勞動者A 占有的商品和勞動者 B 占有的商品。古希臘社會勞動者 A 與勞動者 B 進行交換的困難在于，兩種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是不平等的，意味著在以不平等的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古希臘社會，要實現以平等的自由勞動為基礎的客觀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從主觀主義的路徑看，貨幣已經約定俗成地成了需要的代表，并且作為衡量交換雙方得失之間的尺度，它不但可以解決商品間的“可通約性”問題，而且還調配了雙方交易的量的比例。

貨幣的出現恰好規避了商品交換中的“違反比例”問題。 很明顯，亞里士多德形成衡量商品價值量的尺度主觀化的意見，是由于他的“歷史限制”導致的。盡管在“5 張床=1 間屋”這個等式中能夠發現具體勞動轉化為抽象勞動、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但是古希臘社會是政治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商品貿易總是囿于政治的發展中，沒有獲得獨立、充分的發展，故而這種轉化帶有“個別、偶然”性質。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人類“平等”觀念逐步成為國民的牢固成見，馬克思在價值形式運動中發現了 5 張床與 1 間屋中真正等同的東西是“一般人類勞動” ，這個發現徹底突破了亞里士多德的“歷史限制”，解決了商品間“質上等同”的疑難。

我們知道，“勞動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找到了“一般人類勞動”，就相當于打開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閥門”。尤其在《資本論》中，“勞動二重性”是理解“商品二因素”的前提，是區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基礎，是揭示剩余價值真正來源的核心。

因此，“一般人類勞動”就是“勞動價值論”的“靈魂”，這一發現超越了亞里士多德，為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奠定基礎。

事實上，當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勞動視作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時，就已經隱含了“一般人類勞動”思想的萌芽，只是他們在這條路上走得并不徹底。譬如配第把衡量商品價值的尺度確定為“土地”和“勞動”，混淆了商品的二重性與勞動的二重性；斯密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不是由勞動決定，而是由生產該商品的勞動時間、困難程度、精巧程度等多重因素決定等。

不得不承認，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已經逐漸觸碰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但是由于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以及對亞里士多德“可通約性”概念的忽視，未能在一切商品間“共同的質”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馬克思率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批判地證明“勞動二重性”，而后以此為基礎，從“勞動一般”挺進“價值一般”，逐步破除商品拜物教的性質及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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