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形態（三）

丁江洲 中國人體工程學研究院書記

人體工程學研究中，“人”并非孤立存在的個體，而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協同行動的群體——當個體基于共同目標形成有序協作的組織形態，才能最大化發揮系統整體效能。這一邏輯映射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中，多民族國家正是適配祖國疆域這一“物質載體”的“核心社會形態”：它由56個民族在共同生活的疆域內，通過生產協作、制度共建、命運與共形成，既是各族人民開展社會活動的組織框架，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穩定運行的社會根基。

從人體工程學“系統協同”的原理來看，多民族國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功能互補的協作結構”。人體工程學強調，一個高效的系統需由不同功能的組件構成，通過分工協作實現整體目標，正如人體的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各司其職卻協同支撐生命活動。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正是基于各民族在生產生活中的“功能互補性”：在祖國疆域的不同區域，各族人民依托地理環境發展出差異化的生產能力——漢族在平原地區精耕細作，創造了發達的農耕文明；蒙古族、哈薩克族在草原馳騁，發展出成熟的游牧經濟；藏族、彝族在高原山地開辟梯田，形成了特色農業模式；維吾爾族、回族等則在絲綢之路沿線深耕商貿，成為跨地域交流的紐帶。這種“功能差異化”并未造成割裂，反而在多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形成“協作閉環”：農耕民族的糧食、手工品與游牧民族的畜牧產品互通有無，商貿民族則搭建起物資流通的橋梁，各族人民通過生產協作滿足彼此需求，逐漸從“地域共同體”走向“利益共同體”。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形態，恰如人體工程學中的“協作系統設計”，將分散的民族力量整合為有機整體，讓中華民族共同體具備了持續發展的物質生產能力。

從人體工程學“秩序構建”的要求來看，多民族國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穩定有序的制度保障”。人體工程學中，任何高效系統都需依托規則與制度實現有序運轉，避免因無序協作導致功能內耗。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本質上是各族人民共同構建“制度共識”的過程：從古代的“羈縻政策”到現代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大一統”的治理傳統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多民族國家通過制度設計，既保障了各民族的獨特文化與發展權利，又維護了國家整體的統一與穩定。這種“制度適配性”如同人體工程學中為系統設定的“運行規則”——它規范了各民族在社會結構中的角色與互動方式，讓不同民族的訴求在國家框架內得到協調，避免了因利益分歧引發的沖突。例如，在資源分配上，國家通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讓邊疆民族地區共享發展成果；在文化保護上，通過法律法規保障各民族語言文字、傳統習俗的傳承。正是這種“制度保障”，讓多民族國家從“松散的民族集合”轉變為“緊密的社會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提供了穩定的秩序支撐。

更深層次來看，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形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注入了人體工程學意義上的“抗風險韌性”。人體工程學設計中，系統的“冗余性”與“多樣性”是抵御風險的關鍵——單一組件的故障不會導致整體崩潰，多元結構能快速適應外部變化。多民族國家的“多元一體”特征，恰好賦予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強大的抗風險能力：歷史上，面對外敵入侵，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并肩作戰，如蒙古族騎兵助明朝抵御倭寇、回族將士參與抗金抗元，多元民族力量的協同讓國家得以存續；近代以來，面對國家危亡，各族人民共同投身救亡圖存運動，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發動反帝愛國運動、藏族人民支援紅軍長征，形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命運共同體；當代，在抗震救災、脫貧攻堅等重大任務中，各民族互幫互助，漢族地區支援邊疆，邊疆民族地區貢獻特色資源，共同應對挑戰。這種“多元協同抗風險”的能力，如同人體工程學中設計的“容錯機制”，讓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面對內外部挑戰時，始終能保持整體穩定，彰顯出多民族國家社會形態的獨特優勢。

以人體工程學視角審視，多民族國家絕非簡單的“民族疊加”，而是適配祖國疆域、服務民族協作的“核心社會形態”。它通過“功能互補的協作結構”保障物質生產，以“穩定有序的制度保障”維護社會秩序，憑“多元協同的抗風險能力”應對挑戰，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從“地理聚合”走向“社會凝聚”的關鍵支撐。深刻理解這一社會形態的意義，方能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的本質，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夯實社會層面的認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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