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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正解局去了深圳的一個新區調研,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震撼——從2018年到2024年,深圳主導開發的深汕特別合作區(以下簡稱“深汕”)的生產總值已經從38.95億元增長到242.15億元,年均增長35.6%。
可能很多人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區,但在廣東,“深汕”的建設,可以說是重點工程。
該區隸屬廣東的汕尾市海豐縣,由深圳市主導建設管理,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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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特別合作區區位圖
在粵港澳大灣區光芒四射的背景下,為何有一個經濟總量超3萬億的深圳,還要在百余公里外的粵東再造一個“深汕”?
近期,正解局團隊走進深汕,發現這個新區并非以往的炒概念,賣地皮,也不是什么落后產業轉移,而是廣東省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這一世紀難題的戰略押注。
它的成功與否,更是關系到中國“共同富裕”的目標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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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就拿廣東來說,雖然是經濟大省,粵港澳大灣區也是放眼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但一隅之隔的粵東地區卻依然面臨著增長動能不足、發展相對滯后的現實困境。
如何破解“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并存的悖論,不僅關乎廣東全省的高質量發展,更是中國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須回答的命題。
那么,過去我們是怎么“先富帶后富”的呢?
放眼全國,大多是三個模式:
產業轉移、對口幫扶、財政傾斜。
但這三個模式大多停留在“輸血”層面,單純地送錢、送工廠、送人才,很難培育出城市內生增長能力的“造血”系統。
因為土壤不一樣,預期不一樣,即便錢和人才去了,也是裝模作樣地搞一搞,過個幾年也就啞火了。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深汕特別合作區的探索與實踐,展現出了超越常規的戰略價值。
與國內一些定位模糊、投入斷斷續續的“新區”、“示范區”相比,深汕合作區從誕生之初就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戰略決心。
這個決心在于,它是由經濟總量超3萬億的深圳全面主導,不是幫扶,而是再造;不是轉移,而是克隆。
這里的規劃標準、產業門檻、公共服務,不是特區的下放,而是全部瞄準特區,看齊特區。從一片曾經“幾乎什么都沒有”的土地上,完整地“復制一個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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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整備連片平方公里級的土地空間吸引優質產業項目
與某些由“本地地主”主導、引入部分資源的“新區”不同,深汕由“飛出地”深圳全面主導,執行深圳的標準和效率。
在新區設立之初,就出臺了《廣東省深汕特別合作區條例》,主要內容就是讓深圳全權主導這個新區,避免了多頭管理、權責不清的可能困擾。
而這一法案也決定了深汕從誕生起,血液里流淌的就是“深圳基因”。
而后,廣東省委書記又將深汕定位為“東部板塊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引擎”,其深層邏輯是告訴深汕的建設者,要把深汕當成深圳去發展,要把深圳的區域治理體系、產業發展邏輯和公共服務標準,毫無保留地移植到深汕。
無論是從城市規劃還是路網建設,再到學校、醫院,都由深圳市級部門直接推動、支配資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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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高鐵站規劃圖
這一點放眼全國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各地建設新區的過程,往往是一個利益扯皮的過程:
政務、金融機構不愿意搬到新區,公務員不愿意去新區上班、新區也得不到和老市區一樣的教育、醫療資源。
其結果,就是老百姓對新區的發展缺乏信心。幾年之后,新區爛尾……
那么,深汕又是具體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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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區必須有堅實的物質基礎。
深汕的發展沒有走隨便轉一批企業過去,“撿到籃子都是菜”的老路,而是聚焦新質生產力,打造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這個集群的重點,是將深圳的王牌產業新能源汽車作為“一號產業”,輔之以新型儲能、新材料、智能制造機器人,構建“一主三輔”現代產業體系。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比亞迪打造的“廠港聯動”樣板。
4年來,比亞迪在深汕總投資超315億元,是其全國八大基地中集中布局高端車型(如仰望、方程豹)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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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供應商延鋒國際產線
把最好的產線放在深汕,放在新區,這充分彰顯了深汕在比亞迪全球戰略中的核心地位。
和比亞迪高端車型制造相匹配的,是小漠國際物流港的建設。
作為深汕合作區“四港五站”交通樞紐配套體系中的重要一港,該港規劃采取“大港池、大順岸”的布局模式,目前已開通11條國際滾裝航線。
順著這個航線,比亞迪等新能源汽車企業的出口業務可以由此通達歐洲、南美洲、東南亞、中東波斯灣、紅海、地中海等地區。
令人驚訝的是,從整車制造到運到港口,這個流程的時間竟然只有:
5分鐘。
對,你沒有看錯,就是五分鐘,因為比亞迪生產基地與小漠國際物流港僅距2.5公里,通過專用通道,新車可直抵港口滾裝船,“出廠即出港”,將汽車出口的物流成本和時間成本壓縮到極致。
在全球汽車制造業中,能把“產業鏈、物流鏈、供應鏈、全球鏈”連成了一條直線的,目前唯有深汕。
一上來就搞標桿性的項目,其產業成果是實實在在的:
作為深汕“村企合作”的代表項目之一,延鋒智能座艙產業園圍繞著比亞迪等汽車企業,投資額0.6億元,發展包括汽車儀表板、汽車門護板、汽車副儀表板、汽車頂棚等內飾產業,項目滿產后產值達15億元,年稅收約0.43億元。
村集體年收益從基本無收入到現在約600萬元,村民們不僅可以獲得高額的分紅,還能在“家門口”實現就業。
2024年,深汕GDP增速一度達到74.24%,規上工業總產值從2018年的49.29億元飆升至2024年的706.37億元,年均增長55.9%。
這種“指數級增長”的背后,是深圳毫無保留地把高端產業放到汕尾的格局與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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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鋒汽車飾件工廠,位于深汕智能座艙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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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再造新城、帶動后富,不是簡單搬幾個大企業過來,就能一勞永逸的。
許多新區發展陷入“鬼城”困境,其根源在于“重生產、輕生活”,產業與人口導入脫節,老百姓去新區就是混個工資,吃個政策紅利,晚上回家、消費還是往老區跑。
而深汕合作區則開創性地實現了“公共服務要素跟著產業走”。
在在產業大規模啟動的同時,深圳就同步將最稀缺的公共服務資源直接配置到深汕:
深圳中學(深圳“四大名校”之首)高中園、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分校區、南山外國語學校等優質名校直接落地,確保了深汕從基礎教育到職業教育的全線高標準。在深汕,一個孩子上重點高中的機會,比深圳本地還高。
這不僅是解決公務員、企業員工子女上學問題,更是用深圳最好的教育資源為深汕的未來“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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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學科技高中
醫療方面,北京大學深圳醫院直接托管深汕人民醫院,讓當地居民在合作區就能享受到深圳頂尖的醫療服務。
這種“直配”模式,其決心和力度遠超一般新區通過掛牌合作、引入分校分院的常規操作。
這也向企業和人才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
來深汕,不僅在事業上能對接深圳的產業平臺,在生活品質上也能享受與深圳同等的公共服務。
可以說,這是深汕能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的核心競爭力。
至于住房保障,也是不在話下:規劃建設15個保障房項目,目前已建成11566套,全部都是高標準的住房品質,確保來汕尾的創業者和就業者“安有所居,居有所樂”,為產業人口的穩定扎根,提供了踏實的基礎。
產業、教育、醫療、住房,四大元素全部具備,全部看齊。
當今天很多新區還在探索方向時,深汕就以“深圳速度2.0”和“深圳質量”的實踐,交出了一份關于“如何發展新區”的驚艷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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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鳴驚人,都有其背后的原因,將深汕的跨域發展,和一些發展不及預期的“新區”對比,我們很容易能找出深汕的成功密碼。
首先,是“一張藍圖干到底”。
深汕突破傳統的幫扶思維,避免了過往新區的規劃宏大但產業空泛、投入巨大但人口流失的陷阱。
他實現了“產業定位的精準”(聚焦新能源汽車及其生態),“實施路徑的清晰”(深圳全權主導,一張藍圖干到底),“資源配置的協同”(產業與民生同步推進)。
其次,是“從零開始”的優勢:深汕原為汕尾最落后的鄉鎮,常住人口僅6萬,幾乎沒有歷史包袱。
這就使得深圳能在一張白紙上作畫,可以完全按照“當代工業文明模板”和“智能制造城市化2.0”的理念進行規劃建設,擺脫舊城改造的羈絆和利益格局的束縛,實現最高的規劃效率和最低的啟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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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高端電子化學品產業園——華南唯一高端電子化學品園區正在建設中
可以說,今天的深汕就是當年深圳起步的模樣,而且前面還有個老師傅帶路。
最后是民生上的同步:深汕在發展初期就以最高標準同步配置公共服務,實現“產城人”的深度融合,有效避免了“有產無城”或“有城無人”的困境。
戰略決心、系統思維、卓越執行,在全國新區泛濫,“爛尾區”頻現的當下,深汕的案例,格外具有借鑒意義。
它證明了,只要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堅定的資源投入,完全可以在相對落后的地區,快速培育出新的增長極,并實現高質量的共同富裕。
這片熱土上的滄海桑田之變,不僅重塑了廣東的經濟版圖,更為中國更廣闊區域的協調發展,樹立了新的標桿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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