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將王誠漢被免去職務，不久后接到通知：中央要你去軍科帶班

1985年10月，一輛救護車在凌晨三點駛進北京總醫院。車門打開，68歲的王誠漢被醫護攙扶著走進住院部。檢查結果不算輕松，但醫生讓他安心休養。彼時的他以為，幾十年軍旅已告一段落，可以真正退下來。就在他躺上病床的第三天，總政治部干部部部長李繼耐推門而入，帶來一句簡短卻分量極重的話——“中央要你去軍科帶班”。

這句話來得突然，卻并非毫無征兆。五個月前的5月23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出精簡整編決定，西南兩個大軍區合并方案一度呼之欲出。會場氣氛緊繃，各方代表沉默不語。王誠漢端坐末排，心里卻反復盤算：哪座城市更適合作戰指揮中心？昆明靠前，成都居中，差別不僅在地圖上，更在戰略縱深與后勤成本。

會后第二天凌晨，成都駐地的地下室燈火通明。王誠漢把軍務、干部、機要部門骨干叫到一起，逐條羅列交通、通信、倉儲、居民配合等數據。大家的討論持續到天亮，草稿紙鋪滿長桌。黎明時分，王誠漢只說了一句：“既然有把握，就拿出成型意見。”于是，一封《關于昆明、成都軍區合并后定點問題的幾點想法》成稿，并以王誠漢、萬海峰的名義送至軍委主要領導案頭。

建言遞上去的第二天，鄧小平圈閱后批示“認真研究”。幾位副主席隨后調閱西南成昆兩地歷年戰備資料。六月上旬，軍委最終拍板——保留成都軍區，昆明并入。消息傳到川滇兩地，工程停工的通信大樓重新開挖，拆遷待命的倉庫撤回通知。最直觀的節約是取消了昆明至拉薩的獨立微波線路，財政部粗算節支過億。

方案被采納后，王誠漢的“主角任務”似乎完成。7月，他領到免職令，準備和老伴回老家。可組織并未按部就班地給他送行，而是讓他留下參與兩軍區整編銜接。八月末，協調小組收尾，王誠漢向總參遞交了“工作結束可否離職”的留言條。上級并未正面回復，只示意他先體檢。

于是，便有了十月住院那一幕。李繼耐口中的“軍科”即軍事科學院。對王誠漢而言，這是一塊陌生領地。過去三十多年，他或指揮作戰，或主持西南后勤，真正接觸理論研究的經歷少之又少。再加上自己手握少將銜，擔任軍科政委是否“資淺”，他心里沒底。當晚，他隨手在病歷夾里寫下一行字：“體能有限，擬請組織考慮年輕同志。”第二天一早，護士遞來總政加蓋印章的回函：軍委決定不可更改。

11月初，初冬的薄雪覆蓋玉泉路。軍事科學院機關禮堂里，新任政委交接儀式簡短而低調。掌聲落下，王誠漢走上講臺，先講了一段自嘲：“從前只管打仗，如今要學寫論文。”他提出三件實事：一是擴大對外軍事資料互換；二是恢復被中斷的協作課題；三是將高原、叢林、島礁作戰經驗系統整理。臺下年輕研究員沒想到這位“少將政委”開口就是科研框架，私下說他“一把年紀，腦子還轉得快”。

回溯王誠漢的履歷，他的思維敏捷并非偶然。1930年代，他在鄂豫皖根據地當通信員；1947年晉冀魯豫整訓時，他領皮旅改編十三縱；1949年咸陽阻擊馬家軍三師一旅，一師之力硬擋數倍兵力四十小時。多番經歷讓他習慣在壓力中尋找最優解，這與科研的系統思維有異曲同工之處。

1986到1988，軍事科學院每年舉辦國際防務研討會。最初外賓只有寥寥數人，王誠漢親自撰寫邀請函，署名“Chenghan Wang”，還用上年輕翻譯教的新式英文問候。兩年后，參會代表擴至二十余國。1988年軍銜制恢復，他與老搭檔萬海峰同列上將。授銜儀式結束當晚，他回到辦公室繼續審閱《高原裝甲作戰需求調研報告》，標注的批注多達七頁。

1990年4月，人事命令下達，王誠漢正式卸任政委。八月，北戴河療養院長廊，劉華清與他并肩而行說：“軍科的攤子，你撐住了。”王誠漢只是點頭，沒有多說話。他清楚，自己不過是完成了中央交辦的又一次任務。經歷過生死線的老兵，對掌聲與頭銜都看得很淡。他更關心文件柜里的那套《西南邊境合成兵力機動研究》，因為那里寫滿了后輩軍人的名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