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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文| 王少暉光輝國際全球高級合伙人
AI
員工
Peter
:參與客戶需求分析,完成
30%
數據建模工作”
當一家科技公司的項目周報里首次出現“
AI
員工
xx
”時,
AI
在組織中的角色已完成顛覆性轉變:它不再是輔助工具,而是擁有正式身份、承擔明確職責的團隊成員。
在這場人機共生的變革浪潮中,多數企業正陷入轉型陣痛:將AI倉促引入業務卻缺乏配套的組織架構調整,導致技術與業務流程“貌合神離”;盲目追求AI替代人力以降本,反而破壞了人才梯隊的完整性;管理層既渴望AI帶來的效率紅利,又因無法完全解釋和掌控算法做出某個決策的具體依據而陷入信任危機;員工則在“AI會取代工作”的焦慮中抵觸變革,使得AI技術的落地步履維艱。這些痛點交織在一起,成為企業邁向AI協同或原生組織的重重阻礙。
《財富》與光輝國際2025 “全球最受贊賞公司”研究顯示:當下,已有37%的企業邁出關鍵一步:不僅將 AI 應用于局部業務優化,更組建了專門的 AI 研發團隊,持續投入技術迭代與場景探索。這些企業不再將 AI 視為“可有可無的增效工具”,而是將其納入戰略布局,從產品研發、供應鏈管理到客戶服務,AI 的身影貫穿于核心業務鏈條。來自光輝國際另一項覆蓋全球1,600多位人才管理領導者的調研預測:到 2026 年,52%的企業計劃配置“自主工作的 AI 智能體”。這類AI就像人類員工一樣,有自己的檔案和身份標識,有獨立而明確的崗位職責,能自主拆解任務、協調資源,甚至獨立決策;有些企業還為它們其建立了任職資格標準和績效評估——按算法能力、決策精度、任務自主完成率、系統兼容性等制定量化標準和等級,績效評估則與任務達成質量、資源調度效率、協同響應速度等指標直接掛鉤。
顯然,AI的角色已從“優化人力的工具”躍遷為“重塑生產力的引擎”。而這一躍遷的背后,是企業對生產要素、組織規則和價值創造邏輯的重新定義。那些能夠突破轉型困局的企業,正在構建一種全新的人機協同生態,讓AI與人類員工各自發揮比較優勢,共同驅動組織效能的指數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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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AI成為同事,
游戲規則徹底變了
AI
以“正式員工”身份進入組織,基于“人類團隊” 建立的管理邏輯、協作模式、文化理念,都需要重新審視與調整。這也倒逼組織開啟一場深層變革,從決策邏輯、資源配置、人才管理到文化領導力,四大核心領域的規則正在被徹底重構。
1、決策邏輯重構:從“老板拍板”到“數據說話”
調研顯示:在那些已經應用了AI的企業中,僅有10%左右的企業配套了完整的轉型規劃,大多數仍在用舊邏輯駕馭新工具——將AI視為數據統計的輔助手段,決策的最終拍板依舊依賴管理者的過往經驗,導致AI的預測能力與決策價值被嚴重低估。
傳統的決策模式是“經驗主導的線性推導”邏輯,人力配置是“崗位適配任務”(比如按現有流程招固定崗位),對外部環境變化常常滯后響應。這種決策模式的核心缺陷在于,它基于“歷史會重復”的靜態假設,無法應對市場需求的非線性波動和突發變量,極易導致戰略誤判。
而AI驅動的模式是:基于實時、大規模的多源異構數據工具,通過動態實驗假設、仿真模擬、結果驗證的閉環流程,進行長期/短期的趨勢預判,然后識別組織能力缺口,分析AI和人力的最優配置需求,再設計員工價值方案和落地的人力資源管理舉措。這一決策模式的底層邏輯是“假設-驗證-迭代”的持續優化,它將決策從“基于經驗的主觀判斷”升級為“基于數據的科學推演”,實現了決策效率與決策精準度的雙重提升。(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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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快消企業“新產品上市”為例,企業先基于業務戰略、外部環境及利益相關者訴求,通過AI進行“動態假設開發”。AI整合了10萬+用戶的消費行為數據、社交媒體情感傾向數據、競品市場占有率數據、供應鏈產能數據等多維度信息,構建了包含用戶偏好、價格敏感度、渠道覆蓋度等變量的預測模型,模擬了20種不同市場場景下的產品上市效果,驗證出“AI驅動的包裝個性化設計能力”與“快速響應的供應鏈協調能力”是支撐新產品成功的兩大核心能力。
于是,企業制定相應的人才管理解決方案:短期通過“AI工具+設計思維”的組合培訓,提升現有設計師的AI應用技能,使其能夠高效使用生成式AI工具完成包裝初稿設計;長期面向市場招聘具備供應鏈數字化管理經驗的AI供應鏈分析師,負責搭建供應鏈智能調度模型;同時將AI技能掌握程度、人機協作項目成果,與員工的績效考核和晉升通道直接掛鉤。這些舉措讓人與AI形成能力互補的合力,從而支撐新產品上市的戰略落地。這個過程是AI驅動的動態循環,打破了“決策滯后于變化”的困境,構建了“戰略-數據-能力-人力”的一體化決策閉環。
2、資源配置重構:消失的不是人,而是“崗位”本身
光輝國際2026人才招聘趨勢報告揭示,在推進AI的過程中,不少企業首當其沖砍掉初級崗位,但這實則可能拆除了企業的人才梯隊——入門級崗位的年輕人恰恰是接受新技術最快、成長潛力最大的核心潛力資源。
這種“一刀切”的裁員策略,本質上是企業對“能力”與“崗位”關系的認知偏差,將崗位等同于固定職責,而忽略了能力的動態組合與價值創造的多元性。
在上述快消企業做健康新品的案例中,多數企業一旦引入AI,初級設計師的崗位首先被替代。但是我們可以換一種方法:通過AI分析“個性化包裝設計”的全流程需求,拆解出“用戶數據挖掘、包裝元素生成、美學風格優化、供應鏈材質適配”四大核心能力模塊,建立覆蓋“數據處理、美學創意、供應鏈協同、用戶洞察”的多維能力庫,再與“AI+人”的能力矩陣進行精準匹配:AI負責包裝設計的用戶數據整理、基礎元素生成和多版本初稿迭代;初級設計師可以對AI初稿進行基礎優化,并同步提升自身的美學鑒賞能力和用戶需求解讀能力;資深設計師則聚焦于方案的美學升級、環保材質適配和品牌調性融合,將創意靈感注入AI生成的標準化模板中。
采用這種分析方法避免了“一刀切”地砍掉初級崗位,讓初級設計師成為人機協作的關鍵紐帶,中級和高級設計師的工作內容也有可能被深度重構——從重復性的設計工作轉向更具創造性的策略規劃和價值賦能。
傳統的人力資源配置模式是“設崗位、定職責、立標準”,而新邏輯以數據與算法為基礎,分析動態變化的能力需求,建立開放的能力庫,再以能力匹配任務,動態組合出“人類+AI”協作的柔性崗位。這種配置模式的核心優勢在于,它打破了崗位的邊界限制,實現了能力資源的最優配置,讓組織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的變化。
3、人才管理重構:別只焦慮學AI,你的“內核”更重要
當下,不少企業的管理層常陷入“凡事皆AI”的焦慮:迫切要求員工進行AI技能認證,但光輝國際的研究顯示,批判性思維才是運用AI的核心——它能幫助員工分辨哪些是AI的“幻覺輸出”(比如錯誤的用戶偏好數據、邏輯自洽的虛假結論),哪些是真實信息,能夠基于AI的輸出結果進行二次判斷和優化,而不是被動接受算法的決策。因此,人才標準的重心從特定的專業技能和固化的經驗,轉向“底層可遷移的能力”,這些能力是AI短期內難以替代的,也是支撐員工在人機協同時代持續成長的核心支柱。
光輝國際KF4D模型(見下圖)為AI時代提供了人才管理的核心架構——包含能力、經驗、特質、驅動力四大維度,并能隨技術變革,動態重構各維度的價值權重。在AI原生組織中,這一模型的應用邏輯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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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維度:在AI主導的復雜環境中,批判性思維、管理復雜情況、多元包容協作、跨場景創新等“AI短期難以替代的能力”,成為破局關鍵。
其中,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它要求員工具備“算法結果校驗能力”——能夠通過交叉驗證、邏輯推演、現實錨定等方式,識別AI生成內容中的錯誤和偏差;同時具備“算法優化能力”——能夠基于業務需求,調整AI的輸入參數和訓練方向,讓AI的輸出更貼合實際應用場景。
經驗維度:經驗的價值不再是直接復用過往成果,而是提煉可遷移的底層邏輯,轉化為適配新場景的能力。
在AI時代,一個員工的經驗價值,取決于他能否將過往的業務洞察轉化為AI的訓練數據和優化策略,能否指導AI更好地理解業務需求,實現人機協同的價值最大化。
特質與驅動力維度:更是從過去的“加分項”躍升為“必選項”:學習敏銳度(快速學習新AI工具、掌握新技術邏輯)、好奇心(追問AI未覆蓋的問題,推動AI模型持續優化的探索精神)、模糊容忍度(能在AI給出不確定答案時,基于有限信息果斷推進任務的決策魄力)是適配人機協作的基礎特質;而“挑戰(主動用AI突破業務難題)和協作(推動人機高效協作)”的底層驅動力更受青睞,對權力的追逐(AI會削弱傳統的層級掌控力)、過度循規(難以適配AI的動態變化和快速迭代)的內驅力,則不符合AI時代的人才需求。
這些深層內核,是破解個體技能焦慮的關鍵,更是企業重構人才管理價值的核心。當企業不再將AI技能視為人才的核心評價標準,而是聚焦于那些無法被算法替代的底層能力時,員工的焦慮感會顯著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主動擁抱變革、與AI協同成長的積極性。
4、企業文化與領導力重構:從“人類共識”到“人機共生”
過去的企業文化圍繞“人類團隊”構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協作、信任和共同價值觀。當AI成為組織的參與者后,員工易因怕“被AI替代”產生抵觸,管理者也會因“無法掌控AI決策”而陷入焦慮。傳統的企業文化共識正在被打破,組織內部的信任紐帶面臨嚴峻挑戰。
因此,企業文化與領導力的重構的關鍵在于達成“人機共生共識”,同時適配AI時代“數據驅動而非權威驅動”的邏輯。這種共識的核心是承認AI與人類員工是平等的價值創造者,各自擁有優勢——AI擅長處理海量數據、執行重復性任務、進行精準預測;人類則擅長創意創新、情感洞察、價值判斷和倫理決策,兩者的協同合作才能實現組織價值的最大化。
文化層面重構,要實現三重包容:
容得下AI:打破對技術的排斥,將AI視為生產力伙伴而非替代者,通過提供系統的AI技能培訓、開放人機協作的轉型通道、建立AI績效與人類績效的協同評估體系等實際保障,消除員工的生存焦慮和抵觸情緒。
容得下人:保留人類的批判性思維、美學創意、情感洞察等核心價值,避免“AI設計至上”“算法決策唯一”的工具化傾向。在關鍵決策環節,必須明確人類的最終決策權,確保AI的應用符合組織的價值觀和倫理準則。
容得下人機協同:明確人機分工的邊界與協作機制,制定標準化的人機交互流程。通過清晰的規則設計,消解員工焦慮與抵觸——畢竟,抵觸情緒、系統僵化、目標模糊等,正是AI變革的最大障礙。
同時,領導力的底層邏輯也隨之改變:管理者的權威不再來自“我比你經驗豐富”,而是來自“我能讀懂AI數據并參考過往經驗引領方向”。光輝國際最新的領導力研究報告顯示:AI時代的領導者需擁有四項重要素質:
數字敏銳度:高層領導者需化身“數字智者”,熟練掌握AI如何賦能戰略、運營與決策,即便非技術出身也要能夠理解算法模型的基本邏輯、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和決策建議的局限性,能夠基于AI的輸出結果做出科學的戰略判斷。
模糊適應性及持續學習:領導者要在不確定性或模糊的環境中快速適應,穩健領航,帶頭營造持續學習的氛圍,主動學習AI新技術、新工具,成為組織數字化轉型的先行者和推動者。
透明度及公信力:領導者應用AI時要嚴守合規底線,確保數據采集、算法應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要求,并讓團隊清晰了解數據與算法對決策結果的影響,通過公開透明的溝通建立團隊對AI的信任紐帶。
以人為本:以同理心、文化洞察力等人文特質,點燃團隊激情,關注員工在人機協同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和成長需求,實現效率與溫度的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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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下
的HR角色躍遷
AI絕非僅僅是HR手中的工具,它既是HR面臨的最大挑戰,更是HR躍升為戰略角色的關鍵機遇。
在傳統的組織架構中,HR的職能更多聚焦于招聘、培訓、薪酬核算等事務性工作,即便有OD、HRBP等崗位推動內部優化,其變革也多圍繞既定框架展開,對企業戰略的輻射力相對有限;而在AI重構組織的進程中,變革不再是局部調整,而是關乎組織模式、人才標準與價值創造邏輯的系統性重塑,HR的角色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躍遷 —— 從“行政事務的執行者”、“局部變革者”升級為這場深度變革的引領者與賦能者。
光輝國際調研顯示:更智慧地應用AI的人力資源領導者,對高層決策的影響力顯著增強。這要求HR要以AI為支點,在組織的四大重構中承擔核心角色:
“戰略決策的敏捷響應者”— 基于AI的數據分析,為企業戰略制定提供能力支撐的決策依據;
“勞動力配置的精準規劃者”— 搭建動態的能力庫,實現AI員工與人類員工的最優配置;
“能力進化的引領者”— 設計人機協同的培訓體系及管理機制,識別、提升員工“底層可遷移能力“;
“文化與領導力重塑的推動者”— 構建人機共生的企業文化,培養符合AI時代要求的領導者。
AI已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驅動組織深層變革的核心力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既需要AI這一智能大腦激活生產力潛能,更需要構建與之適配的組織新格局來重塑生產關系。
回望企業在AI轉型初期面臨的種種痛點——技術與業務脫節、人才梯隊斷裂、管理層信任危機、員工抵觸情緒,其實都是組織在適應新生產力過程中的必然陣痛。而那些能夠成功跨越陣痛的企業,正是通過重構決策、資源配置、人才管理和文化領導力的規則,將這些痛點轉化為變革的動力。
作為這場革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未來人力資源管理者正迎來重塑話語權、實現角色躍升的黃金機遇,推動組織在AI時代實現戰略落地與可持續發展,已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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