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靜嫻：從《掃地出門》一書看美國“斬殺線”

鄒靜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字數：31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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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美國“斬殺線”話題引發了廣泛討論。筆者的朋友圈也是為此“吵開了鍋”，其激烈程度堪比以往圍繞“中醫”問題形成的“南北對峙”之勢。一個話題何以成為“爆款”？早前一篇探討“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文章曾給出答案——關鍵在于兩大要素，缺一不可：一是問題足夠重要，二是概念相對模糊。而“斬殺線”這一話題，恰好完美契合這兩點。

首先，它足夠重要——尤其是在當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這背后既反映出人們對收入差距問題本身的關切，也夾雜著某種“知道美國人也過得不好，這我就放心了”的微妙心態的推動。其次，它的概念具有一定模糊性。僅有重要性并不足以引爆討論，話題還需留有探討與爭辯的空間。例如，如果一個人說“眼睛很重要”，這雖是事實，卻因缺乏分歧而難以成為流量“爆款”。反觀“斬殺線”，則存在諸多有待厘清之處：這條線究竟劃在哪里？誰斬殺誰？根源是什么（體制機制/宏觀經濟/個人因素）？

當輿論場陷入對“斬殺線”的激烈爭執時，這一話題本身似乎已演變為某種象征性的“符號”，成了一個任由各方依照自身預設認知隨意打扮的“小姑娘”。至于美國人——尤其是美國底層民眾的真實生活境況，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說，因為距離我們太遠，人們并不真正關心。

《掃地出門》一書則將目光投向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Milwaukee）一群被驅逐的無家可歸者。被驅逐（evicted）——這一現象在密爾沃基乃至全美已經十分嚴峻。2009-2011年，密爾沃基每8名租戶中至少有1名經歷過強制性搬遷。2013年，全美每8戶貧窮租房家庭中就有1戶沒辦法付清租金。通過深入的實地調查，該書細膩呈現了多個美國家庭因無力支付租金，不得不在“差”與“更差”的社區以及拖車營營地之間輾轉流離的圖景。作者與多位租客同吃同住——他們中有癮君子、性工作者、殘障人士；也跟隨房東一次次催租、砸門、堵人。作者觀察、記錄，但你在讀的過程中卻感受不到他的存在。這種“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筆法，既依賴深度的融入，也需要恰當的抽離。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并未簡單采用“揭露美國窮人悲慘生活”或“批判資本主義陰暗面”的單一視角，而是力圖呈現立體的個體形象。它在深入敘述租客流離失所的同時，也兼顧剖析房東在利益與道義之間的權衡；在介紹各類社會救助機制時，既指出其運行中的缺陷，也客觀分析其所面臨的現實約束。

書中的每個個體都非臉譜化的角色，都是在自身處境中力圖做出最優選擇的平常人。例如，那些陷入困境的租客，其遭遇固然與社會結構性問題——如社區毒品泛濫、醫療費用高昂、低技能崗位減少——密切相關，但書中并未將他們描繪成單純的“白蓮花”式“制度受害者”。他們的內核是復雜的，有時候你甚至會忍不住想啐一句“哼，活該”：他們中一部分人在明知已拖欠多月房租未還的前提下，仍要買有線電視，還會把兩個月的食物券一次性花在一頓龍蝦尾、國王蟹腳大餐上。再如，書中一戶租客因孩子不小心踢翻了燈而引發火災，最終導致幼童殞命的慘劇。事后問詢中，這戶家庭的監護家長，當晚將三個年幼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自己則偷偷溜出去玩牌。這些情形，在以“勤勞樸實、欠債還錢、家庭至上”等理念至上的中國人看來可能很難理解：明知自己可能面臨無處可居的情形下，怎么還會大手大腳把錢用在一頓大餐上？一個家庭監護人又怎么可能將三個幼兒單獨留在家里？

當筆者對于這些情形有些不解，甚至略帶憤懣之際，本書作者繼續追問的是，他們的決策真的是表面看起來這般不理性的嗎？可能并非如此，當一個人寧可把救命錢拿去吃一頓大餐也不交房租時，可能是因為他已經預見并參透了一個現實問題背后的殘酷真相——交房租，行。但是，然后呢？我的生活會就此變好嗎，我會因此就步入“好工作-好生活-穩定預期-人力資本積累-…”的正向循環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交了房租之后，高懸于頭頂的“斬殺線”還在，日子依舊在維持生計的邊緣艱難掙扎。甚至當她銀行賬戶里現金超過一定金額后，能從政府領取的補助保障金還會減少。與其如此，還不如在當下一飽口福。至于房東那邊，接著賴著唄。

與租客相對的——是房東。書中的房東同樣形象豐滿。他們會毫不掩飾地談到“窮人的生意是最好掙的”，因為貧民區里的人買不起房子，只能租房，且只租得起貧民區的房子，因此“貧民窟是個好地方，那兒是我的金母雞”；房東們深諳各種福利制度設計，對政府發放租稅抵扣的時間了如指掌，因此會在房客們2月份收到這筆政府退稅款時集中催促收租；他們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交換的都是如何更好掙窮人錢的信息。他們周邊也會衍生出一系列如“追回租”這樣的暴力催收公司，這些公司標榜“只要債務還在，檔案就不會關”。這些手段、做法，我們讀起來毫不陌生；房東們也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們對帶小孩家庭的厭惡，因為這些社區的小孩子經常會被家長鎖在家中，百無聊賴的小孩子會把玩具沖進馬桶導致水費飆升，會披著窗簾扮演超人把房間弄得一團亂。這些孩子還可能被查出鉛中毒，然后房東就得被迫支付高昂的除鉛費用。面對政府強制要求的不得歧視有房家庭規定，這些房東會想方設法給有孩家庭設置一些“無形壁壘”。至今每10個育兒家庭中，就會有7個反映在租房時碰壁。當然，房東們也有自己人性的“高光時刻”，他們會陪著單親媽媽掉眼淚，會對那些處境尤其艱難，尤其是老弱婦孺網開一面，隨之在處理拖欠房租租客時采取“殺一儆百”式的挑選策略。這一挑選過程背后，有人性的關懷，有對“軟柿子”的拿捏，也有對“趕走房客后，房屋閑置期產生浪費”的精明算計。人性的復雜，在書中處處可見。

有關公共政策部分，雖非全書主線，但在個體遭遇的記述中，我們仍可瞥見各類救助措施的身影：例如，各類補助保障金、租房券、永久住屋安置計劃、修繕專業人士特惠方案等。通讀下來，筆者有兩大感受：一是美國整體公共福利政策還是相對完備的，盡管書中評價其更多向房東傾斜，而非租房者。同時，各類社會組織發育也相對更為完善，例如，房屋檢查委員會、針對成癮者的民間互助會、各類民間NGO等，這些組織充當著社會的毛細血管；二是從效果上看，由于被驅逐案例實在太多，當地法官也表現出“速速結案”的不耐煩。誰都是在有限資源約束下做著效用最大化決策，因此，看人時候真沒必要加些自作多情的“濾鏡”。

書的末尾，作者也不能免俗，試圖展示一些“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前途”的場景，包括被毒品困擾的護工司科特與毒品劃清了界限，并找到住房經理這一新工作；被驅逐的帕特里斯通過了普通教育發展證書考試，取得了高中同等學力，并繼續在當地社區大學選修了電腦和刑法課程。但也有很多人，仍在“斬殺線”附近徘徊。被驅逐意味著失去了確定性，失去了尊嚴和體面，失去了積攢人力資本的源泉。密爾沃基的故事，是美國社會“K型”分化的縮影，而這樣的分化，仍在世界許多角落持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