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蔣介石逝世，張學良苦想3天挽聯，葬禮上留16字意味深長

1975年4月9日，臺北近郊細雨未歇，松山機場附近的道路被臨時管制，黑色轎車一輛接一輛駛向慈湖方向。街邊圍觀的人不算多，但氣氛壓得很低，談話聲都不自覺放輕。就在這一天的上午，一個被囚禁了整整幾十年的名字，也在車隊另一端緩緩出現——74歲的張學良，挽著妻子趙一荻，悄然步入蔣介石的靈前。

現場肅穆而冷清。水晶棺里的人，曾經號令百萬、揮斥方遒，此刻卻靜靜地躺著。張學良站在棺前，沒有彎腰太久，只是靜靜地看了幾眼，又抬頭看了一眼自己送來的那副挽聯。那十六個字，他足足想了三天：“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語氣平淡，意味卻很重。

這一天，對外人而言只是蔣介石葬禮上的一幅挽聯，對張學良來說，卻像是把半個世紀的恩怨，勉強收在了短短兩行字里。要讀懂這十六字背后的情緒，時間得從1920年代往前翻，從“兄弟”到“囚徒”，一段一段慢慢說清。

一、易幟之后：從“諸兄”到“不抵抗”

時間退回到1928年夏天，東北的天空并不平靜。6月4日清晨，奉系首領張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列車殘骸與焦黑的泥土混在一起，一代梟雄命喪異邦軍火。幾天之后，年僅27歲的張學良接任“東三省保安總司”，開始掌控東北大權。

當時的中國，名義上有北洋、廣州各路政權，實際上軍閥割據、各自為政。蔣介石這邊剛剛在名義上完成北伐，南京政府立足未穩，東北地區實力雄厚，實際處在半獨立狀態。這個時候，他意識到，如果能爭取張學良“易幟”，國家名義上的統一就能走出象征性的一步。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選擇的并不是兵戎相見，而是勸說和拉攏。他派出老部下吳鐵城北上活動，先從東北軍高層舊識入手，一邊說形勢，一邊談大義：列強環伺，若繼續內斗，東北遲早落入他人之手。對統一的渴望，當時在不少年輕軍人心中本就存在，張學良也不例外。

經過幾輪談話，彼此試探漸漸變成坦陳。1928年冬天，日本人對東北“易幟”的阻撓日益明顯，各種壓力撲面而來，但張學良的態度卻越來越堅決。到了12月29日，他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掛青天白日旗，遵守三民主義。這一步，在當時的政治版圖中，象征意義極大。

這次易幟，蔣介石幾乎沒費一槍一彈，就在名義上把三省納入統轄，自然感激在心。當天，他親自拍電報給張學良，稱呼中用了“諸兄”這樣的字眼，語氣親昵：“愿與諸兄共策之。”短短數語，把張學良抬到了“兄弟”位置，也給足了面子。

隨后幾年的安排，更能看出這層關系的微妙。職務上，張學良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名義上受南京節制，實際上軍隊“聽編不聽調”，東北的千里江山仍牢牢掌握在他手中。生活上，蔣介石也不斷示好，不論是生日時的專門致電，還是通過吳鐵城等人“豪擲”購買于鳳至做的紙花，都在向外界釋放一個信號：這位“少帥”，是中央要拉攏的對象。

在這種關系基礎上，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態度，一度相當真誠。他表態愿意為國家、也為“介公”效命，這不是客套，而是當時不少“新式軍人”的共同心理：寄希望于一個相對強勢的中央，結束軍閥混戰。

遺憾的是，同一時期，日本對東北的覬覦并沒有停止。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突然進攻沈陽，東北守軍或被調離，或被命令“慎重”，一夜之間局勢失控。在這一節上，蔣介石采取的“不抵抗”路線，對東北的軍人和百姓而言，幾乎是一道無法磨滅的傷痕。

張學良手里的兵并不算少，東北軍將士多有血氣，連他的四弟張學思都沖到順城王府，流著淚勸：“大哥，不能不打。”然而，身為前線主帥，他最終還是執行了蔣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城池失守，故土淪陷，東北成了別人的“滿洲國”，而“少帥”從此背上了“不戰而失地”的巨大壓力。

多年之后回頭看，這段時間的張學良，內心其實一直在拉扯。一邊是早年結下的“兄弟情分”，一邊是家鄉淪陷的現實。表面上，他仍在蔣介石那一邊站隊；骨子里，對那條“攘外必先安內”的路線，已經產生了疏離。

二、西安事變：一夜之間，從座上賓到囚中人

時間來到1936年，東北淪陷已經五年，中國的戰亂仍繞著“剿共”打轉。各路報紙上不斷傳來華北危機、日軍步步南下的消息，前線傷亡的數字越來越大，國人的焦慮也在加深。張學良長期鎮守西北，親眼看著部隊損耗，看著數不清的士兵家鄉被占，心里的矛盾越積越多。

這時，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對不少前線軍官產生了很大吸引力。張學良與中共代表之間的接觸，漸漸從試探轉為認同。他開始頻繁在蔣介石面前進言，希望改變既定路線，把目標轉向共同抗日。

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赴西安，繼續布置“剿共”計劃。在會議上，張學良當面提出不同意見，希望停止內戰，集中兵力對付日本。蔣介石當場發怒，重申“攘外必先安內”是定策，不容動搖。有意思的是，兩人的爭執，并不只停留在會場內，還延伸到了生活場合。

同年10月31日，蔣介石五十壽辰，西安方面照例要為“委員長”祝壽。酒席間，氣氛本應熱鬧，張學良卻借機再次進諫，說到部隊損失、百姓苦況時幾近哽咽，講出一句大實話：讓這些失去家園的官兵繼續“剿共”，意志如何堅定得起來？蔣介石聽到這里，臉色當場變了，甩下一句“等我死了以后再去抗日好了”，掉頭離席。

話說到這個地步，彼此心知肚明：繼續照舊，只會把矛盾越推越深。12月初，蔣介石再到西安督戰，仍然堅持原有政策。經過反復權衡，張學良與楊虎城作出了那一步在歷史上極具爭議的選擇——以武力扣留最高領袖，迫其改變方針。

1936年12月12日拂曉，東北軍、西北軍按計劃包圍臨潼華清池，將蔣介石及身邊多名重要軍政人物控制起來。蔣介石倉皇夜奔，在驪山石縫中被搜出，衣衫不整，面色鐵青。張學良進屋時，先行軍禮，說了一句“委員長，您受驚了。”蔣介石別過臉，不愿與之對視。

此后幾天，形勢錯綜復雜。南京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武力討伐，有人擔心引發全面內戰。中共方面派周恩來等人赴西安參與斡旋，力推用和平方式解決。張學良在各方壓力中奔走，既要保證蔣介石人身安全，又希望爭取盡可能明確的抗日承諾。在這一段，他幾乎未曾合眼。

最終的結果，是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準備聯共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收場。12月24日，蔣介石與宋美齡乘機返南京，張學良陪同同行。這一步，在他看來，是為了給對方“保面子”，也是為了兌現事先的約定，防止承諾落空。

試想一下，當時的張學良，或許真以為自己不過是“走一趟”，幾天后仍可回到西安，繼續掌握部隊；蔣介石心里想的，卻是另一套算盤。從他們登機那一刻起，很多東西已經悄然改變。

飛機降落南京后，張學良被秘密監視，行動受到嚴密限制。他多次請求面見蔣介石，都被拖延。直到1936年年底，他從宋子文口中才隱約得知，軍法審判已在醞釀之中。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公布對張學良的“判決”：名義上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同時“特赦”本刑，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這道命令的微妙之處，在于“判而不行，赦而不放”。表面上是“開恩”，實則為無期限的軟禁留下空間。許多人當時誤以為，熬過十年，可能就會放人；只有蔣介石心里很清楚，這并不是一個可以簡單標記結束的數字。

從1937年起，張學良被輾轉關押在幾處地點，由專人嚴密看守。身邊雖有于鳳至、趙一荻等人輪流陪伴，生活條件不算最差，但“自由”兩個字，徹底離他遠去。從西安登機那一刻算起，這一關，就是整整半個多世紀。

三、久禁不釋：抗戰勝利、臺灣見面與“不可放虎”

時間來到1945年夏天，世界格局發生劇變。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取得勝利，城市里鞭炮齊鳴，鄉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這一消息傳到張學良被看管的住所時，屋子里的氣氛一下子活了。

據在場的人回憶，他聽完勝利消息后站起身來，情緒激動，連聲說“終于熬到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這并非夸張。對于一個東北軍出身、目睹“九一八”、又以“逼蔣抗日”冒險的人來說，日本投降，的確是壓在心口多年的一塊石頭被猛然挪開。

趙一荻在旁邊一邊勸，一邊給他擦淚，說了一句頗帶安慰意味的話：你是為了抗戰才有今天，說功勞，你該算頭一等。張學良的回應反而平靜：“功勞不功勞的，已經不重要了。只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走出去。”這話不悲壯，卻很真切。

從理性角度看，當時不少人都認為，西安事變為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或許會順勢“寬大處理”，給張學良一個交代。張學良夫婦也抱了這樣的期待，還特意托人送了一塊歐米茄百年紀念金表給蔣介石，意思很明顯：戰爭已經結束，該把過去那筆“賬”做個了斷了。

有意思的是，在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上，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公開提出，應當恢復張學良自由，這在當時的報刊上也有記載。蔣介石表面上并未直接反駁，卻遲遲沒有下達真正放人的命令。相反，他安排在江西修建一處住所，打算繼續“安置”張學良。

時間一天天過去，信息的細節慢慢讓張學良意識到：那十年期限，大概只是紙面數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的那股“結”，并沒有隨著抗戰勝利而解開。一場新的內戰，又將局勢拖向跌宕更大的深淵。

當國共談判破裂，戰火重燃，張學良先被轉移到重慶歌樂山，隨后又被送往臺灣島。到1949年前后，蔣介石退守臺灣，政權重心遷移，張學良的管束權也由保密系統轉到了蔣經國手里。形式在變，實質卻沒變——他仍舊沒有人身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被軟禁的漫長歲月中，有一次，蔣介石和張學良終于面對面坐了下來。這次見面，并非公開場合，而是在蔣介石的寓所“梅莊觀邸”。那天，張學良被專車接走，趙一荻被告知不能同行，他心里隱約猜到是誰要見自己，卻也難以確定。

客廳里，腳步聲由遠及近，拐杖點地有節奏地響。蔣介石身著長袍走進來，頭發已經花白。見面禮節并不繁多，張學良立正，喊了一聲“委員長”。蔣介石露出一點笑意，招呼他坐下，稱呼中仍用“漢卿”二字——這兩個字，在十幾年前的電報里也常出現，如今聽上去卻多了幾分滄桑。

談話內容，多是回顧和勸勉。蔣介石說“你老多了”，張學良答“都十幾年了，當然老了”。蔣介石又提到，讓他再忍耐一些，國家總有需要他的時候；甚至希望他寫書，記錄西安事變經過。這一點，不得不說頗具深意：既是想掌握話語權，又想在史料層面留下自己的版本。

張學良在那之后確實動手撰寫《自述》，盡量按自己的記憶把事件經過寫清楚。蔣介石讀后，并不滿意，據說曾對蔣經國抱怨“張漢卿怎么還這樣講”。這一句，反映出他對那場事變的看法始終未變，更不可能因為時間流逝而釋懷。

進入1970年代，兩人年事已高，一方仍是權力中心，一方則從“犯人”變成管束略微寬松的“特定對象”。聯系不像早年那樣頻繁，卻始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牽扯。直到1975年清明前后，蔣介石病情驟然惡化。

4月5日，89歲的蔣介石在臺北逝世，官方對外發布的說法是“心臟病突發”。病榻前，據傳他叮囑兒子蔣經國四個字：“不可放虎。”這幾個字指向誰，并不難理解。對張學良而言，這等于宣判：哪怕自己已經白發蒼蒼，在對方心里，仍是一個不能放松的“潛在危險”。

當天晚上，張群給張學良打電話，簡短告知噩耗。張學良聽完“啊”了一聲，沉默許久，放下話筒后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暴雨如注，屋內燈光昏黃，有人看見他來回踱步，一言不發。

四、十六字挽聯：情分、仇怨與遲來的自由

事情發展到這里，時間已經走到了1975年的那幾天。蔣介石去世的消息傳遍島內，各種追悼、評說紛紛出現。對不少人來說，這是一位時代人物的謝幕；對張學良而言，卻是半生命運的轉折點——不是立刻獲得自由，而是開始認真思考，該如何給這樣的一個人送行。

挽聯，不只是禮節，更是態度。簡單幾行字，外人可以看形式，當事人卻難免反復推敲。張學良從得知消息的那天起，躺在床上也睡不安穩。究竟該用什么樣的語氣，來概括這五十年糾纏不清的關系？寫得太冷漠，顯得忘恩；寫得太熱烈，又對不起西安事變后那些備受波折的歲月。

據身邊人回憶，他這幾天常常發呆。有時候嘴里默念幾個詞，又搖頭作罷。趙一荻也勸：“總要寫一句。”他只是點頭，不多話。想象一下，一個曾經統兵百萬、如今被軟禁到老的人，要用十幾字寫下自己的“舊上司”，那種復雜，是旁人很難完全體會的。

三天之后，挽聯的文字終于定下來：

“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這十六個字，前后兩截，顯得很有分寸。上半句肯定的是早年的情分。易幟之后的拉攏、對他的提攜、生活上的照顧，在客觀事實層面，確實存在。說“情同骨肉”，稍顯抬舉，卻并非完全夸張，也點到了蔣介石一度對他的看重。

下半句轉得很猛。“政見之爭”四個字，把西安事變以及前后那整條路線上的對立，壓縮成一個概念；“宛若仇讎”則是重筆——并不是說二人關系真的走到了血海深仇的地步，而是表明：在實際結果上，政治分歧帶來的后果，幾乎等同于仇敵相加身。

不得不說，這種寫法既保留了禮數，又保留了內心的坦誠。其中含著的，是對蔣介石早年“關懷”的認可，也是對后半生長期軟禁的委婉控訴。既不大張旗鼓翻舊賬，也沒有故作寬宥，一種復雜、冷靜又略帶諷刺的意味，就這樣藏在字縫里。

4月9日，蔣介石去世后的第四天，張學良換上素服，與趙一荻前往靈堂。那天的儀式按照最高規格進行，軍隊、政要、親信悉數到場。張學良被安排在一處不算顯眼的位置，沒有刻意突出，也沒有刻意遮掩。

他站在水晶棺前，沉默良久。眼前這位曾經被他稱作“委員長”的人，曾經拍電報叫他“諸兄”，也曾在命令上簽字，把他關了幾十年。此時，所有怒意、哀怨，都已經失去對象。有人注意到，他只是抬頭看了一眼高懸的挽聯，又低頭看了看棺中的遺容，最終一言不發地轉身離開。

這短短幾分鐘，大概就是他們這段恩怨的最后“會面”。從此以后，“張蔣關系”只剩下史書上的評價與后人的議論。

時間又往前走了十幾年。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臺北去世。兩年后，臺灣當局開始陸續解除對部分政治事件相關人員的限制。1990年起，張學良的人身自由逐步恢復，幾十年的“管束”在不聲不響中畫上句號。他終于可以在公開場合露面，可以離開那些曾經被指定的住所，去看望朋友，也去祭拜親人。

到了這一年，距離他在南京第一次被宣布“嚴加管束”，已經過去整整五十三年。這期間，他的身份從“年輕少帥”變成“白發老人”，而蔣家父子也都已先他而去。嚴格說來，那十六字挽聯并沒有立刻改變他的命運，卻確實為那段糾結的關系寫下一個相對完整的注腳。

有意思的是，后來有人再問起他對蔣介石的看法，他的表達明顯克制，更多時候用“時代”“局勢”去概括，并不愿再用太重的字眼去評判。或許，對他來說，最大的懲罰不是誰贏誰輸，而是整整半生被困在他人決定之下，所有選擇空間被壓縮到幾乎為零。

如果把張學良的一生從頭看起，會發現一個挺殘酷的事實：從二十多歲承接父業、做到“東北少帥”，到三十多歲卷入西安事變，再到此后幾十年的軟禁，個人命運始終與國家大勢、政見糾紛纏在一起，能自己做主的時刻并不算多。最后，他把這一切濃縮進“關懷”“骨肉”“政見”“仇讎”幾個詞里，算是一種極近克制的歸納。

蔣介石去世那年的靈堂上，挽聯很多，大多是禮節性的悼詞，真正被記住的反而是這十六字。它既是對一個時代政治關系的概括，也是兩個歷史人物之間難以簡單評判的糾葛縮影。許多年后，翻開那段歷史，人們往往先記起西安事變的槍聲，再想到慈湖靈堂前那幅安靜掛著的白綾。兩者之間，隔著幾十年時間，也隔著無數未曾說出口的話。